1927年春夏，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面临被瓦解、消灭的危险。
7月中旬，中共中央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周恩来被任命为前敌委员会书记，贺龙、叶挺部队也相继抵达。
准备就绪，只等一声命令。
但命令还没下达，先等来了一个人。
7月30日上午，南昌女子职业学校的一间教室里，前委紧急会议正在进行。
张国焘以中央代表身份参加，声称传达共产国际来电要他们与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合作。
此时离原定起义时间已不足半天，是服从“命令”停止行动，还是依原计划行事？
“什么都准备好了，我们还坐在这里讨论？”李立三声音里带着火。
“共产国际害死了中国革命！现在南昌暴动一切准备好了，忽然来了什么国际指示，阻止我们的行动，我是誓死反对的。”恽代英更是激昂。
一向温文尔雅的周恩来也站起身，拍着桌子冲着张国焘喊道：“国际代表及中央给我的任务是叫我来主持这个行动，现在给你的命令又如此，我不能负责了，我要即刻回汉口向中央报告。”
面对前委的强烈抵制，张国焘又转向叶挺——他记得这位将领似乎对暴动有所顾虑。
叶挺却认真回说：“根据实况，只有不顾一切地干下去！”
事实上，张发奎已在汪精卫压力下公开“分共”，所谓“合作”不过是一张过期的空头支票。依附他，无异于把革命力量拱手送上。
争论无果，留待次日再议。
“咔哒、咔哒......”江西大旅社喜庆礼堂西侧的仿古座钟静静地走着。
7月31日上午，前委会议在这里再次召开。
张国焘仍试图以中央代表身份阻止起义。但前委的同志们很清楚，时机不等人，当下的每一秒都关乎革命前途，遂一致明确反对。
眼见无一人支持，张国焘才终于松口服从多数。
此时，一个更紧迫的消息传来——张发奎即将于8月1日赶到南昌。限令叶挺、贺龙撤回九江的命令已发，缉捕共产党员的手令已经下达，第二方面军“清共”已公开化。
这时候已经没有“要不要起义”的讨论余地，而是必须在他赶到前破釜沉舟。
叶挺拟定作战命令：“我军为达到解决南昌敌军的目的，决定于明（一）日四时开始向城内外所驻敌军进攻，一举而歼之!”
大旅社天井里，几只大水缸早就灌满了白开水，待起义士兵们饮用。
起义作战命令已经签发，扛起起义总指挥权的，却是彼时尚未入党的贺龙。
自1926年北伐时起，贺龙便多次主动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早已笃定唯有共产党能救工农百姓。蒋介石曾抛出五百万光洋、汉阳兵工厂、武汉卫戍司令的头衔拉拢他，一边是唾手可得的权势荣华，一边是白色恐怖下九死一生的革命道路，他始终未曾动摇分毫。
早在抵达南昌后的第二天，周恩来便亲赴第20军军部（子固路）会见贺龙，将起义计划全盘告知。面对党组织毫无保留的信任，他没有半点犹疑，斩钉截铁地说：“我完全听共产党的命令！要我怎样干就怎样干。”
起义前一天，军官会议召开的礼堂内。贺龙目光扫过台下这些生死兄弟，当众剖明危局：“国民党已经叛变了革命，国民党已经死了。我们今天要重新树立起革命的旗帜，反对反动政府。根据共产党的命令，我决定带部队起义。愿意跟我走的，我们一块革命；不愿意跟我走的，可以离开部队。”与会军官齐声喊道：“坚决跟着走！”
军心已定，各部队同时展开了战前侦察。
一切都在按计划推进，却无人察觉，队伍中有人暗生异心。
部队整装备战之时，前委交给朱德一项特殊任务——利用与滇军的旧谊，拖住敌军两个团的团长。
城内滇军23、24团是守敌主力，团长不在位，指挥链路就断了。
31日傍晚，夜幕初降，南昌后墙路的嘉宾楼已是灯火通明。
此时距离预定起义时间还早。朱德又邀约众人打麻将，最大限度拉开指挥官与所属部队的距离。牌桌上，敌军团长们玩得不亦乐乎，浑然不觉城中风云暗涌。
晚9时许，一名敌军军官闯入报告：今晚恐有暴动。敌团长们听后慌忙起身告辞。
是强行扣留稳住局面？还是暂时按兵不动？
朱德面上镇定，心中须臾间已权衡利弊——若强行扣留，反倒暴露我方意图，容易引来敌军疯狂反扑。最终他不动声色地放走众人，转身赴贺龙指挥部上报险情。
消息从何泄露还不清楚。但朱德知道，留给起义队伍的时间不多了。
7月31日深夜10点钟，贺龙急报前委：20军1师的副营长赵福生叛逃了！
这个叛徒偷偷潜入朱培德的第五方面军总指挥部，将起义计划全部泄露。
指挥所里的空气骤然收紧——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推迟，等于坐以待毙；照旧，无异于自投罗网——进退皆是死局。迟疑片刻，数日筹备与无数人的身家性命便会尽数葬送。
几秒还是几分钟的沉默后，周恩来开口了——将起义时间从凌晨4时提前到2时！
距离起义时间越来越临近，必须当机立断，趁着敌军还处于分散状态下，出其不意发动袭击，才能保住起义的火种！
窗外的夜风骤起，院内的树叶被吹得沙沙作响。
午夜已过，时针逐渐指向凌晨2时。
——砰！砰！砰！三声清脆的信号枪响。
“河山统一！”
起义军以此为口令，颈系红领带，臂扎白毛巾，在马灯和火把的微光中，向敌人发起猛攻。
江西大旅社里，桌上的茶已经凉透。周恩来站在窗前，目光紧盯着外面骤雨般的枪火，一只手还搭在刚刚挂断的电话机上，指节微微泛白。城内多处战线同时打响，战况不断传来。
枪声最密的方向，是旧藩台衙门。
那是整场战斗最焦灼的阵地——守敌在大门两侧架起机枪，死死封锁鼓楼要道。贺龙不顾枪弹威胁，抵近至敌阵两百米内现场指挥，一边抽调兵力抢占屋顶制高点，一边指挥分队翻墙迂回敌后，撕开敌军防线。
四小时血战，歼敌3000余人，南昌全城解放。
叛徒赵福生从俘虏队列中被认出，就地正法。
天，亮了。
8月1日的晨曦穿透硝烟，照在江西大旅社的楼顶上。胜利的旗帜在大楼顶端高高升起。
从1927年春夏的腥风血雨，到划破长夜的枪响，南昌起义绝非一群英雄在关键时刻的灵光一现，而是一个年轻政党在绝境中学会的抉择与担当。
正是这些生死关头的行动，用血与火宣告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把一纸“武装反抗”的决定落实成了扭转乾坤的枪声。
这黎明，属于南昌，更属于中国革命。从这一天起，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的历史，正式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