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歌》与长征的和鸣
■余海玉
漫漫长征路，一首《国际歌》曾穿透烽火硝烟，萦绕在红军官兵耳畔，随行军步履广为传唱，成为官兵的精神食粮。
远道而来的外国传教士勃沙特，曾跟随红6军团行军许久。他在自己的著作《神灵之手》中，留下了一段记录，成为红军行军途中教唱《国际歌》的鲜活佐证。
红军学唱《国际歌》时，战士们不太明白歌词中“英特纳雄耐尔”的意思，请勃沙特解释一下。勃沙特从共产主义联想到英文“国际”这个词，便告诉了他们。搞懂词的意思后，红军官兵再教唱起来就顺畅很多。
后来，红2、红6军团从湖南桑植开始战略转移，《国际歌》的旋律也一直伴随着他们。目睹这些场景的勃沙特，内心深受触动。他起初不明白这些中国农民的儿子，在颠沛流离的征程中，为什么对一首外国歌曲如此痴迷。后来他明白了。彼时的红军官兵，虽然很少读过书，但深深认可歌词中“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的道理和信念。那些未经雕琢的嗓音，唱出的是对身份的认同，而教唱过程本身，便是一次精神的洗礼。
这个场景并非孤例，许多史料中记载了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官兵学唱《国际歌》的片段。在行军途中、宿营地、群众集会的现场，常有红军指挥员或宣传队员带着战士们一遍遍高唱《国际歌》。那些不懂音律的农民子弟，唱着“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的歌词，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归属感。
战斗中，《国际歌》每每成为提振官兵士气、激励官兵勇敢冲锋的嘹亮号角。1935年4月，红4团政治委员杨成武率部逼近贵阳城郊。他们接到的命令，是佯攻贵阳，声东击西，牵制守敌。杨成武后来在回忆录中，记下了当时的场景：“我们还把人集合起来呼口号，高唱《国际歌》，说也奇怪，敌人龟缩在城里，也不还枪。”
激昂的旋律在城垣间回荡，像无形的巨浪拍打着守军的耳膜与心房。那歌声穿透城墙，或许让一些被迫当兵的贫苦子弟，第一次听到了另一种声音。这歌声，成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精神武器。
如果说战场上的《国际歌》是投向敌人的匕首，那么雪山草地上的《国际歌》，便是抚慰人心灵的暖炉。
泥泞、饥饿、寒冷、高原反应……那片“死亡陷阱”一次次考验着红军官兵的身体极限。其间，一个令人动容的场景，被毛泽东同志的警卫员吴吉清记录在回忆录《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
长夜笼罩草地，夜色漆黑如墨。雨刚停，寒风呼啸不止。连续多日的饥饿与跋涉，让红军官兵身心俱疲。吴吉清和其他警卫员围坐篝火旁，有的烘衣服，有的低语着白天的艰辛。忽然，不远处传来了低沉而浑厚的歌声：“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
起初只是一个人的歌唱，然后是第二个、第三个……很快，自发的合唱从四面八方汇拢而来，汇聚成一股不可阻挡的洪流。篝火摇曳，跳动的火光映照着一张张坚毅质朴的脸庞，嘹亮的歌声回荡在茫茫草地之上。
吴吉清写道：“听到歌声，主席也从那用被单支起来的穿风漏雨的‘帐篷’里走出来，望着篝火连营的草原，听着此起彼伏的《国际歌》声，他那高大的身影在夜色朦胧之中伫立了许久……”
这一场景，胜过千言万语。领袖与战士心意相通。在熟悉的旋律里，疲惫、绝望、迷茫被涤荡一空，只剩下纯粹的信仰在燃烧。这穿越暗夜的旋律，成为长征中温暖的慰藉。
风雪尽处是春明，黑暗尽头是曙光。当战火暂歇、捷报传来，《国际歌》又化作昂扬的胜利欢歌。
1935年9月，红一方面军长征胜利在望。队伍途经甘南通渭县城时，群众热烈欢迎。成仿吾同志回忆，那天傍晚政治部搞了文艺晚会，戏台就搭在城外河滩上，各部队集合后全体高唱《国际歌》，歌声响彻河滩。那歌声中飘荡的无疑是对胜利的期盼和即将赢得胜利的喜悦。
当各路红军主力跨越千山万水、冲破重重封锁，最终胜利会师，历经生死考验的官兵相拥而立、热泪盈眶。硝烟未散的原野上，没有盛大的礼乐仪式，却有《国际歌》和各种曲调的欢歌连绵不绝。雄浑的歌声里，藏着九死一生的坚守，藏着攻坚克难的豪迈，也藏着对“英特纳雄耐尔”终将实现的坚定信仰。
这歌声，也承载着先烈浴血前行的悲壮。当一个走向刑场的人独自清唱这首歌时，那穿透黑暗的声音令无数人为之动容。
1935年6月18日，中央红军主力到达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气氛一片欢腾。但他们不知道的是，就在这一天，远在福建长汀，国民党军荷枪实弹的士兵正押解着瞿秋白走向刑场。沿途，瞿秋白神色淡然，用俄语清唱着那首自己翻译的《国际歌》。歌声不紧不慢，从容得令人心碎。
这是一曲多么悲壮的交响——中央红军的主力在向西突围中跋涉，而我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瞿秋白，在东南大地的刑场上慷慨就义。远隔千山万水，音讯断绝，但他们唱响的，是同一首歌。瞿秋白的歌声，是长征铁流之外的另一条精神支流，最终汇入同一条信仰的大江。
如今，那支衣衫褴褛的队伍，已隐入历史的烟云，但歌声从未消散。它融入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成为文化血脉中滚烫的基因。在新的长征路上，“团结起来到明天”的熟悉旋律仍在我们心头激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