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太爷爷的草鞋到我的战车
■第82集团军某旅某连二级上士 谢国平
这天，手机屏幕上，一篇关于广西灌阳湘江战役新圩阻击战旧址的报道，让我久久难以回神。照片里，酒海井的井口黑洞洞的，深不见底；远处的山头上红旗招展，像一团团跳动的火焰。
我盯着那口井，忽然想起了小时候。
我是江西兴国人。打我记事起，家中长辈就常讲兴国子弟兵的故事，讲得最多的，就是湘江战役。那年新圩阻击战，“兴国模范师”下属的红十八团，1800多名兴国子弟死守阵地，子弹打光了就拼刺刀，刺刀卷刃了便抡起石头砸，最后几乎全部牺牲。
此刻，手机屏幕上，酒海井的照片依旧黑沉沉的。文字介绍里写着：1934年新圩阻击战结束后，100多名来不及转移的红五师重伤员被敌人绑住手脚，扔进了这口井里。那些被扔下井的战士，大多不到20岁，而牺牲在新圩阵地上的1800多名兴国子弟，更是几乎无人留下姓名。
长征中像这样的故事，太多太多了。当时兴国全县23万人口，参加红军的就有几万人，牺牲在长征路上有名有姓的烈士超过1.2万名。我的太爷爷谢忠连，就是其中的一个。他随部队从兴国出发，后来壮烈牺牲。
年少时听来，只觉得悲壮。直到穿上军装、当了班长，才读懂那些数字背后的意义——那些年轻的生命，大多不过十八九岁，放在今天，正是刚入伍新兵的年纪，却永远地留在了湘江边。
我就是听着这些故事长大的，也是带着这些故事穿上军装的。下连后，我成了一名坦克驾驶员。入伍那天，父亲郑重地对我说：“去吧，你是兴国的兵，要争气。”
刚到部队练坦克驾驶，我身体瘦弱，虎口被操纵杆震得全是血口子，手掌麻木得没了知觉。练到想放弃的时候，脑子里就想起太爷爷——也许他渡过了湘江，穿着草鞋走雪山过草地，脚底板磨穿了都没有停下。跟他相比，我眼前这点困难算什么。
2021年，我接过了“英雄岳太全班”班长的接力棒。1947年鲁南战役，老班长岳太全带领9班阻击数倍于己的敌人，打退9次冲锋，全班打到只剩两人，岳太全身负重伤仍坚持战斗，直至牺牲。
前年参加集团军百名优秀班长比武，步枪精度射击是我的弱项，前两轮比下来，我排在20名开外。中午休息时，旁人讨论着射击要领，我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心里有些气馁。
我蹲在训练场边，忽然想起小时候问爷爷的话：“太爷爷打仗会不会怕？”爷爷抽了口旱烟说：“都是为了革命，怎么会怕？”
想着这些，下午射击我一发一发稳稳地扣出去，最后几轮追回来不少。五公里武装越野最后一圈，腿像灌了铅，肺里烧得生疼，脑子里就两个画面：打到只剩两人的岳太全，大部分战士都牺牲的红十八团。他们面对的是枪口和刺刀，而我也同样在战斗，必须咬紧牙关向前冲。那次比武，我最终被评为集团军百名优秀班长，年底荣立三等功。
看着手机上的照片，我思绪万千。1800多名兴国模范师的先辈倒在了哪一道战壕、哪一块阵地？我不知道；湘江边的数万忠骨，又分别长眠于哪座山岗？也无人知晓。
可我知道，90多年后的今天，我穿着崭新的军装，开着他们未曾想象过的坦克，走在他们用生命蹚出的路上。从兴国模范师到“英雄岳太全班”，从太爷爷的草鞋到我的战车，我们步入新时代，但军人血拼到底的劲头，从来都没有变过。
关上手机，我走进学习室。班里几个上等兵正围在一起看长征纪录片，见我进来，一个战士抬头问：“班长，你是兴国人，给我们讲讲湘江战役吧。”
那一刻，我知道，长辈讲给我听的故事，该由我讲给战友听了。我要让他们也知道，那口叫酒海井的井有多深，那些叫不出名字的年轻人，胸膛挺得有多硬。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我的长征，就是守住这份记忆，把这份血性传下去。
（解放军报特约记者刘含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