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问“路在何方”

■向峥旭  黄紫维

通道转兵纪念馆展出的“万万火急”电令复制件。资料图片

“红军电报分为平、急、火急、十万火急、万万火急五个等级，这份‘万万火急’电令，是长征途中第一次以中革军委名义发出的最高等级电令……”初秋时节，武警怀化支队通道中队组织官兵前往通道转兵纪念馆参观学习。展厅内，讲解员欧阳欣仪为官兵们介绍纪念馆的镇馆之宝——一份“万万火急”转兵电令。这份电令如今已被中央档案馆收藏，不对外展出，纪念馆展柜中的是一份复制件。

谈及长征中的重要会议，人们大多首先会想起遵义会议，事实上，在此之前，还有一个同样关乎中国革命命运的重要历史节点——通道会议。

1934年冬，中央红军带着湘江血战的累累伤痕，走进湘黔交界的茫茫群山。身后是步步紧逼的追兵，前方是敌人提前布好的“口袋阵”——20万重兵守在湘西，就等红军按原定路线北上，好一举扑灭革命的火种。

暗夜沉沉，唯求真者可破迷雾；绝境重重，唯清醒者能开新局。在全军举棋不定，不知向何处去的关键时刻，通道恭城书院的灯火，穿透山野寒夜的漆黑，照亮了中国革命的迷途。

12月12日夜，通道会议召开。“为什么一定要去钻口袋呢？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嘛！”会上，毛泽东指出，应该避实就虚，甩开强敌，转兵西进。随后，与会同志反复研判敌情、复盘战局，在一次次思想碰撞中挣脱思维桎梏，决意打破既定行军方案，放弃北上湘西，转兵西进贵州。

为抢抓战机、跳出合围，中革军委连夜发出“万万火急”电令。12月13日拂晓，红军将士脚踩沾着露水的草叶出发，自此一步一个脚印，闯出属于中国共产党的崭新革命道路。

一纸电令，改变了红军的行军方向；一次转兵，成为长征途中伟大转折的历史开端。

展柜前，上士谢博义久久凝视——90余年时光流转，这份电令纸边磨毛了，油墨洇开了，但仍能从中读出革命先辈的决绝果敢。“这不单单是一次行军路线的转弯。”谢博义小声与战友交流。指导员赖以华接过话茬：“对，这是我党第一次握紧自己的‘舵轮’，是我们‘走自己的路’的开端。”

战士朱雨轩问：“是什么让先辈们放弃原定路线，拍板走一条没人走过的新路？这份底气从哪来？”班长韦世劲想了想说：“他们清楚，要对党的事业负责，对战士的生命负责。到了‘万万火急’的生死关头，唯一的目的就是保存革命力量。这份把革命放在第一位的担当，就是他们最大的底气。”

此前，博古、李德等捧着外国的“军事课本”照抄照搬，导致红军先败于第五次反“围剿”，后受挫于湘江之战，损失一次比一次大。直到这次召开于湘西南小城里的会议，众人终于清醒——正确的道路，要靠自己探寻。

通道转兵，是长征路上的一束光，实事求是的精神贯穿百年党史。沿着展廊前行，四渡赤水、千里跃进大别山、改革开放、脱贫攻坚的图板依次铺展。官兵们一路看，一路感慨——从军事指挥到战略布局，从国家发展到治国理政，我们党一路走来，靠的从来不是“抄答案”，而是摸实情、讲实话、办实事，一切从实际出发。

走出纪念馆，官兵们在广场上列队。群山静默，一如当年目送红军西去时的模样。

赖以华望着远方山峦，对官兵们说：“今天这一课，学的不是别人的故事，而是我们的来路。和平年代没有湘江血战，也没有‘口袋阵’等着我们钻，但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中，‘路径依赖’的陷阱一直都在。过去这么做成了，现在就必须这么做；别人这么做成了，自己也可以这么做……这种惯性思维，有时候比敌人的‘口袋阵’还危险。”

队伍里安静无声，衬得指导员的声音格外清晰：“通道转兵告诉我们，任何时候，不仅要有敢问‘路在何方’的清醒，更要有踏出‘脚下的路’的勇气。这不只是先辈的故事，也是我们每个人应该交出的答卷。”

群山不语，松涛阵阵。新时代长征路上，依然需要一次次“通道转兵”式的清醒抉择。唯有常思使命，以务实破僵化、以担当破困局，方能接好先辈传下的接力棒，走好强军新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