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三日 伟大转折
■刘笑伟
遵义曙光（油画，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杨参军、井士剑、任志忠、周小松作
“苗岭秀，旭日升。百鸟啼，报新春。”这是《长征组歌》之三“遵义会议放光辉”的开头部分。应当说，这也是遵义会议召开之后，红军官兵真实的内心感受。
然而，在遵义会议召开之前，由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造成的恶果，中国革命形势又一次跌入低谷。中国共产党再次遇到严重失败的考验。
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6万余人，经过湘江一役，锐减到3万多人。彼时，官兵衣衫褴褛，后勤补给也遇到极大困难。然而比物资匮乏更严峻的，是悬在每个人心头的巨大问号：下一步往哪里去？
一
在通道境内，毛泽东首次提出转兵西进的建议，得到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的支持。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举行会议。黎平会议上，中央正式采纳毛泽东的主张，放弃到湘西与红2、红6军团会合的原计划，转而向黔北进军。猴场会议进一步明确了“占领遵义，以遵义为中心建立根据地”的行动方针。
这几次会议虽属临时决策调整，却在红军官兵心中埋下了一颗种子：当博古、李德那套教条主义理论在实践中撞得头破血流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那个被排挤出决策圈的毛泽东，才是真正懂得中国、懂得中国革命与战争的人。
还有一层客观因素不容忽视。1934年10月，中共上海中央局机关遭国民党特务破坏，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彻底中断，共产国际失去了对中国革命的直接指导。长期以来，博古、李德之所以能凌驾于众人之上，一个重要倚仗便是“代表共产国际”；如今，这层光环随着电波的消失而逐渐黯淡，中国人终于能够独立解决自己的问题了。
1935年元旦前后，红军突破乌江天险。
1935年1月7日，红1军团第2师第6团攻克黔北重镇遵义。
中央红军占领遵义，意味着暂时将国民党军薛岳部的追击部队甩在了乌江南岸地区。连续征战的红军部队，终于获得了一段宝贵的休整时间。
二
1月9日，军委纵队进入遵义。
长征是宣传队。在遵义，红军官兵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革命政权。短短十几天时间，遵义地区就有4000余人加入红军。这为中央政治局彻底解决党内和军内的路线方针问题提供了极为有利的环境。
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遵义会议开了3天。这3天，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1月15日下午，在遵义老城子尹路96号一栋二层小楼内，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了。这幢中西合璧的砖木结构建筑，歇山顶，灰墙青瓦，廊柱拱门，原是贵州军阀柏辉章的公馆。会场设在二楼东侧小客厅，面积仅27平方米。屋内地上铺着红木地板，屋中央摆着一张板栗色的长方桌，四周散放着一些木椅、藤椅和凳子。由于天气寒冷，墙角支着一只老式炭火盆，燃烧的炭火驱散黔北冬日渗入骨髓的湿冷。东墙上那座木质机械挂钟嘀嗒作响，像在为这场决定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历史性会议留下一个时间的见证。
会议由博古主持。出席者有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6人；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4人；红军总部及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7人；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出席；共产国际顾问李德及其翻译伍修权列席。
会议有两个议题，一是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二是反思检讨在反对五次“围剿”中和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对于第一个议题，各方意见较为快速地统一：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红军应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
第二个议题，才是真正交锋的开始。
博古首先作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他过分强调客观困难，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归结为敌强我弱、苏区物质条件困难、白区工作不力等客观因素，而不承认主要是由于他和李德压制正确意见，在军事上犯了严重错误而造成的。
紧接着，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他主动承担了军事指挥失误的责任，对自己在第五次反“围剿”时所犯错误作了深刻检讨，提出请求解除自己的领导职务。同时，他也对博古、李德的错误提出了批评。这番磊落自责与博古的推诿形成鲜明对照。
在讨论博古、周恩来的报告时，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定的意见，发表了一篇系统批评“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针锋相对地反对博古将失败归于客观原因的说法，指出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主观的。张闻天的发言如剥笋一般，逻辑严谨，措辞激烈。
毛泽东随后作了长篇发言。他从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出发，系统剖析了“左”倾军事路线的三阶段表现——“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他生动地比喻说，以堡垒对堡垒、以阵地对阵地，完全抛弃了我们过去行之有效的运动战、游击战，就好像“一个叫花子与海龙王比宝”，敌人是什么条件，我们是什么条件，怎么能够打得赢呢？
毛泽东的发言受到多数与会者的赞同和肯定。对于当时的情况，周恩来后来在党中央召集的一次会议上作了回顾：“中央的很多同志都站在毛主席方面。”陈云也回忆说：“毛主席在会上讲得很有道理，内容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那篇文章里讲到的那些。”
王稼祥发言时，身上还带着第四次反“围剿”时留下的重伤。他忍着腹部的剧痛，从藤椅上坐起来，声音异常响亮。他坚决拥护毛泽东的意见，批评博古、李德等人单纯防御的指导思想，提出：李德同志不适宜再领导军事了，应该撤销他军事上的指挥权，毛泽东同志应该参与军事指挥。这一建议赢得了多数与会者的共鸣。
随后，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相继发言。这些带兵打仗的将领们，对“左”倾错误方针有着更为直接的感受。
彭德怀在发言中重提广昌保卫战中李德瞎指挥导致重大伤亡的教训。刘伯承则痛陈，当时只要给博古提建议，就会被扣上“动摇”“机会主义”乃至“反革命”的帽子。聂荣臻、杨尚昆等人也纷纷批判“左”倾路线给部队带来的巨大损失。
李德在整个会议期间几乎被彻底边缘化。翻译伍修权曾回忆：“会议一开始，李德的处境就很狼狈。当时，别人基本上都是围着长桌子坐，他却坐在会议室的门口……他完全是处在被告的地位上。”李德听不懂中文，伍修权也因疲惫和时间紧迫而简化一些内容。多年后，李德在《中国纪事》中写道：“我在得到会议记录或者至少是尚待作出决议的文字材料并详细阅读之前，没有表明态度”，他同时抱怨“伍修权显然不乐意给我翻译，而且译得也不完全”。一个亲身参加会议的“主角”，竟对整个会议近乎没有参与感，这本身就说明他在红军中已彻底失去了影响力。
三
1月17日深夜，遵义会议进入最后议程。
经过3天的激烈讨论，会议以民主集中制原则作出了4项历史性决议：一、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二、指定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遵义会议结束后不久，毛泽东、张闻天、陈云等分别向军委纵队、各军团传达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精神，号召“全党同志要像一个人一样团结在中央的周围，为党中央的总路线奋斗到底，胜利必然是我们的。”随后，张闻天根据会议要求，起草《遵义会议决议》。1935年2月8日，《遵义会议决议》经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后印发。
会后不久，部队向云南扎西进军。途中，在川滇黔交界的“鸡鸣三省”村，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张闻天接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3月中旬，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全权负责军事指挥。当时，毛泽东虽未担任最高职务，却已在实际上掌握了军事决策的主导权。
四
“遵义会议放光辉，全党全军齐欢庆。”遵义会议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从而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英明领袖来掌舵，革命磅礴向前进。”遵义会议的重大意义，在于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毛泽东进入核心决策层，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终于找到了那个能够将马克思主义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领导核心。
邓小平后来回忆道：“那个时候行军，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张闻天同志和我是在一起的。每天住下来要等各个部队电报一直等到深夜，再根据电报确定行动。在重要问题上，大多是毛泽东同志出主意，其他同志同意的。尽管名义上他没有当总书记或军委主席，实际上他对军队的指挥以及重大问题上的决策，都为别的领导人所承认。”刘伯承也回忆道：“遵义会议以后，我军一反以前的情况，好像忽然获得了新的生命，迂回曲折，穿插于敌人之间……这些情况和‘左’倾路线统治时期相对照，全军指战员更深刻地认识到：毛主席的正确的路线，和高度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艺术，是使我军立于不败之地的唯一保证。”
遵义会议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征程。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但怎样“结合”、如何“运用”，走过了一条漫长的摸索之路。在遵义会议之前，“国际路线”几乎等同于“正确路线”，谁从莫斯科回来，谁就天然拥有发言权。这种教条主义使得中国革命屡遭挫折。毛泽东是自觉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杰出代表和伟大开拓者。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到《反对本本主义》，他始终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分析问题。然而这一正确方向长期被“左”倾路线压制。
遵义会议的伟大之处，在于它是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对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作出了符合实际的判断和决策的会议。1963年，毛泽东会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时说：“我们认识中国，花了几十年时间。中国人不懂中国情况，这怎么行？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这次会议批判了教条主义。”这句话道出了遵义会议的深刻意义：它打破了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标志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对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重大胜利，为日后毛泽东思想体系的形成和成熟奠定了基础。
遵义会议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遵义会议是在与共产国际完全失联的情况下召开的，因而成为党史上第一次没有受到共产国际干预的重要会议。这既是被迫之举，也是觉悟之始。此后，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掌握了中国革命的主动权和领导权，从幼年走向了成熟。
遵义会议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主力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取得了长征的最终胜利，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此后，党在重大历史关头表现出越来越强的自主判断力和战略定力。
2021年，“遵义会议精神”被正式纳入第一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其核心内涵被概括为“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
历史从未远去。今天，新时代的长征路在我们脚下铺开，遵义会议昭示的真理依然闪耀着光芒。2015年6月16日，习主席参观遵义会议纪念馆时强调：“遵义会议作为我们党历史上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坚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策略、建设坚强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等方面，留下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我们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
这或许就是“遵义三日”留给后人的最大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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