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安“四八”烈士陵园，一群领导干部学员叩问初心——

“如今的我们为什么而来”

■国防大学政治学院西安校区教授  钱均鹏

清晨，一群来自全军和武警部队的领导干部学员胸前佩戴白花，走进延安“四八”烈士陵园。这里是他们参加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某培训班，进行延安革命传统现地教学的一个教学点。

阳光轻抚两旁的塔松，落在一个个镌刻在墓碑的英名上。这座中国共产党最早的高规格烈士陵寝地，长眠着王若飞、秦邦宪、叶挺、邓发等在“四八”空难中牺牲的烈士，还有在延安牺牲的关向应、张浩、张思德等重要领导人和革命先烈。

环顾眼前的碑林，让人蓦然想起“青山处处埋忠骨”。微风吹过，仿佛从历史深处带来一声声诉说：信仰信念之力，可胜顽敌，可撼山岳。

一片肃穆中，我望向这群向烈士们敬献完花圈的领导干部学员，抛出两个问题作为现地教学的开场白：“当年的他们为什么而死？如今的我们为什么而来？”

1935年，一支衣衫褴褛、骨瘦如柴的队伍，经过艰苦卓绝的长征，终于到达陕北吴起镇。很多人没有想到，就是这样一支队伍，在陕北的山沟沟里站稳了脚、立住了根。“打断骨头连着筋，扒了皮肉还有心，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要爬到延安城”“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当年物资匮乏、条件艰苦的延安，像磁石一样吸引着四面八方的爱国青年和仁人志士，原因很简单：“延安时期的作风和精神超越时代。越是艰难的时候，这种作风和精神越给人方向，越给人力量。”

老百姓认识和评判一个政党、一支军队，最直观最有力的依据就是其作风，而“在作风建设方面，领导干部带好头是无声的示范”。正如身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的林伯渠所说的那样：“我们各级政权的负责人员，都是广大人民的勤务员，不是高居在上的官僚。”一句话，道出了“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的底层逻辑。

革命战争年代困难重重，缺枪少炮，缺吃少穿，但不缺思想、不缺精神。王若飞冒着随时牺牲的危险，三次参加国共谈判，用生命践行了“一切要为人民打算”的诺言；叶挺被国民党反动派非法监禁5年，面对敌人威逼利诱却宁死不屈，写下《囚歌》以明志；关向应积劳成疾，但始终以惊人的毅力坚持工作，长征时把帐篷、战马让给伤病员，自己主动要求跟着最后的部队走……“四八”烈士陵园里，一幅以身作则、甘于奉献的英雄群像图浮现眼前，成为党员干部跟随传承的精神锚点。

“先辈们躺在这里，才让我们有机会站在这里。”在烈士墓前召开的党小组会上，陆军某旅政治部武主任说了心里话，“他们那一代人就像飞蛾，面对九死一生的险境，却要执着地扑向熊熊烈焰，为了信仰不惜献出生命。”“干部肩上的星星是光荣，更是沉甸甸的责任。”海军某大队政治工作处刘主任说得也很实在，“政治干部权力越大，责任越大，诱惑考验也越大。只有自身正、自身强，才能把威信立起来，把部队带出来。”大家说，威信本质上是一种心理认同和情感归属，只有靠政治干部的真本事、真感情，才能赢得官兵的信任。

教学结束了，感动和震撼仍在胸中激荡。我的耳边仿佛响起王若飞的慷慨陈词：“我生为真理生，死为真理死，除了真理，没有我自己的东西。”

泪不知何时流下，眼前“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的题词渐渐模糊，我心中默默告慰先烈：一代代党员干部铭记着你们的事迹、追随着你们的身影，你们已然得到了永生。

短评

不言之言，闻于雷鼓

■王  博

牺牲在空难中的“四八”烈士，何以得到周恩来“你们是中国人民的瑰宝，你们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辉”的评价？他们的生命早已远去，又何以得到如今众多党员干部的钦佩与悼念？

我想，是因为他们的身躯化为一抔尘土，但身影仍走在队伍前头——看到了以前的他们如何忠诚于党、身先士卒，后来的我们也就知道应该干什么、怎么干、干到什么标准。这就是古人说的“不言之言，闻于雷鼓”，因为实际行动给人的教化，就像鼓声一样震撼人心。

有时候，看似“不言”，实则“有教”。明白了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延安整风“主要与首先的对象是高中两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只要把他们教育好了，下级干部的进步就快了”；为何政治整训“突出高层党委、高级干部”，要求各级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以过硬作风和形象感召带动部队。

有没有口头表态坚决，落实时打折扣；有没有把“说了”当成“做了”，只挂帅不出征；有没有言行相悖、推诿塞责，将压力责任下传；有没有在荣誉利益面前伸手，在困难责任面前退后……当每一名党员干部都能坚决给出否定的回答，政治工作威信威力自然可以焕发新的时代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