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学善思走长征

■王林声  王大奔

在毛泽东同志带领人民军队走过的壮阔征程中，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一段震撼人心的篇章。翻阅长征亲历者和相关人员的回忆史料，有个细节令人动容：在战斗和行军的间隙，毛泽东始终保持着读书的习惯，即便在最艰难困苦的转战中，他也手不释卷，没有间断过读书学习。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踏上长征征途。警卫员陈昌奉清晰地记得，毛泽东的全部行装是：两条毯子，一个洋布被单，一块油布，一把破伞和一个书挑子，箱子里面装满了书。

湘江战役之后，部队要求精简行囊、轻装行军，能舍弃的物资尽量舍弃。王稼祥问身旁的毛泽东：“你都轻什么装了？”毛泽东说：“我连饭锅、牙刷、牙粉都轻装了。”王稼祥又问：“你铁皮箱里还有那么多古书，都是必要的吗？”毛泽东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还有一些唐诗宋词，路上捡来的地方志，都是必要的，比饭锅、牙刷还必要。”他接着说：“书比粮食重要。”

长征初期，毛泽东身患疟疾，大病初愈，只能躺在担架上行军，可书本始终不离他的手边。曾任中央纵队秘书长的刘英回忆：“毛泽东在长征路上读马列书很起劲。看书的时候，别人不能打扰他，他不说话，专心阅读，还不停地在书上打杠杠。”虽然处境艰难，但毛泽东读书仍十分投入。刘英回忆：“红军到了毛儿盖，没有东西吃，肚子饿，但他读马列书仍不间断。”

毛泽东在长征路上读书，从来不是脱离实际的苦读，而是带着问题学习、对着现实思考，是为了解决中国革命中遇到的实际问题而读书。他遇到的许多难题，也确实是在读书思考中一步步找到答案的。

1932年，红军打下福建漳州，毛泽东得到一些马列著作，其中有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两种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后文称《“左派”幼稚病》）等。那时，“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领导层逐渐泛滥，中国革命接连遭遇挫折，毛泽东正是带着这些现实问题去读列宁这两本书，想从他的论述里找到答案。他不仅自己反复读，还把书推荐给战友看。1933年，他把《两种策略》送给彭德怀，附信说：“此书要在大革命时读着，就不会犯错误。”不久，又送去《“左派”幼稚病》，附信说：“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书，叫做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长征途中，他在担架上、宿营时又反复研读这两本书；到达延安后，曾为他管理图书的史敬棠还看到，书上写着某年某月一读、二读、三读的字样。

1935年9月，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抵达甘肃哈达铺。此时部队转战已近一年，长征究竟在哪里落脚，仍无定局。进镇前，毛泽东专门向侦察连连长梁兴初交代：“你们想法给我搞点精神食粮来！国民党的报纸、杂志，只要是近期的，各种都给搞几份来。”正是从这些报纸上，他了解到陕北还保留着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刘志丹领导的红军仍在那里坚持斗争，有一块巩固的根据地，徐海东率领的红二十五军也已抵达陕甘边界。于是，他召集会议，作出了红军到陕北与刘志丹队伍会合的重大决策，辗转征战近一年的红军，就此确定了长征的落脚点。

有人说，长征的胜利是用双脚走出来的，更是用思想走出来的。对毛泽东而言，读书从来不是文人雅士的闲情逸致，而是破局制胜的重要法宝，是一个政党保持思想活力、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今天我们重温长征路上毛泽东坚持读书的故事，最重要的是传承这种勤学善思的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对新时代革命军人而言，不能把读书当成装点门面的摆设，更不能当成可有可无的消遣，而应真正把读书学习作为一种生活态度、工作责任和精神追求。要像革命先辈那样，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努力掌握蕴含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道理学理哲理，做到整体把握、融会贯通；要把理论学习与思想改造结合起来，以理论上的清醒确保政治上的坚定，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听党指挥的政治自觉。

要发扬学以致用的学风。学习的目的全在于应用。毛泽东说过：“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今天我们抓学习，同样不能搞纸上谈兵，而是要盯着岗位短板补知识、强技能，对着实战难题研战法、找对策。既要学深悟透党的创新理论，也要吃透现代军事科技、联合作战指挥等专业知识，真正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把书本上的知识转化为谋划工作的思路、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遂行任务的本领。

要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毛泽东在长征那样的艰苦环境中尚且手不释卷，今天我们有了优越的学习条件，更要把学习当作毕生追求，一刻不停地加强学习。要把读书学习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少一点应酬消遣，多一点伏案研学；少一点浅尝辄止，多一点深钻细研。每天挤出时间，静下心来读几页书，在日积月累中拓展知识结构、补齐能力短板、克服本领恐慌，依靠勤学善思积蓄胜战底气，扛起新时代强军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