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灯”

■徐同宣

红军渡金沙江时使用的“三方亮”行军灯，展陈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资料图片

位于四川会理的红军巧渡金沙江主题浮雕壁画。徐同宣摄

去红军巧渡金沙江的皎平渡口之前，我先到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馆内的展陈中，一盏与众不同的灯吸引着我。解说牌上写着“红军渡金沙江时使用的‘三方亮’行军灯”。

这盏“三方亮”行军灯从何而来？有何故事？

那是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北上后的第二年，即1936年，红2、红6军团进入云南鹤庆境内。

红军在鹤庆期间，当地群众以各种方式支持革命，除了加入红军队伍，还有的张罗着为红军带路。“三方亮”行军灯的珍藏者寸秀山，便是其中一位向导。

那天半夜，红军部队奉命出发。直到第二天傍晚，他们才到达石鼓，准备渡过金沙江。临别前，一位首长把一件棉大衣披在寸秀山身上，并把“三方亮”行军灯赠送给他，好照亮回家的路。

后来，这盏灯便成为寸秀山家的传家宝。新中国成立后，此灯被当地政府征集，被人们称作“红军灯”，之后又被送到军事博物馆永久收藏。

除了“三方亮”行军灯，在军事博物馆，我注意到还有不少“红军灯”，如闽西游击区红军使用的提灯、红军在井冈山和四渡赤水时使用的马灯、红军在泸定时使用的油灯、红四方面军总医院医务人员巡视病房时使用的马灯、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举行晚会时使用的灯笼、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时使用的竹灯笼和马灯……这一盏盏灯，就像夜行军串起的一条火龙，沿着红军的战斗足迹，闪耀在历史的时空。它们是照明的工具，也是希望与信念的象征。

在遵义，早在1935年中央红军进驻期间，当地花灯艺人就将红军故事编入灯调（川剧声腔之一），创作了《红军灯》等曲目。如今在遵义苟坝会议陈列馆内，有一尊毛泽东同志身披外套、提着马灯疾步行走的雕塑。作者还原的是苟坝会议期间，毛泽东半夜赶往周恩来住处共商大事的情景。在苟坝村，还有一座“红军马灯馆”，陈列着红军使用过的各式各样的马灯。

正是怀着对“红军灯”的崇敬，我到了皎平渡。云南省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皎平渡镇杉乐村，建有红军长征纪念馆。进入馆内，让我惊讶的是，馆虽不大，竟展有5盏马灯。其中一盏，便是1935年5月初，中央红军经过禄劝县城，当地群众庹兴顺给红军当向导后，返程时红军送给他的。

我忽然意识到，这盏马灯的故事，与军事博物馆那盏“三方亮”行军灯，以及许多纪念场馆展陈的“红军灯”有着相似的故事情节和情感浸润。

当年，红军经过湖南城步时，几位伤员急需治疗，村民杨锡成毫不犹豫地上山采药。临行前，为表感谢，红军便将一盏当时价值不菲的“美最时”牌马灯送给了他。

红军湘江战役后，跨过湖南通道芋头侗寨，村民杨再能帮助挑担、带路。他送红军西进返回时，正值冬季晚上。红军特地送给他一盏马灯，再三叮嘱“走路小心”。

红军占领贵州黎平后，为驱逐城外的黔敌，当地农民高树清为部队带路。完成任务后，红军赠送了他一盏手提风雨灯。

红军过云南丽江时，与大研镇李瑞泉一家结下深厚情谊。部队开拔前，便将马灯送给了他们。

红军翻越夹金山时，藏族小伙特巴主动带路。分别时，红军不但送给特巴一盏马灯，还给他起了一个汉族名字“马灯红”。后来特巴将自己的名字改为马登洪，他的子孙后来也都姓马。

……

行进在通往皎平渡口的蜿蜒山路上，这一盏盏“红军灯”总亮在我的心头。我来到四川会理红军巧渡金沙江纪念碑广场时，又看到一盏特别的“马灯”。

在广场北侧，红军巧渡金沙江主题浮雕壁画依山而立，立体式展现了巧渡金沙江的经典场景。浮雕画面里，红军官兵乘船破浪前行，船头前侧，赫然立着一盏雕刻的马灯。

那一刻，我的心头一颤，又一热。当年3万多名红军官兵，连同马匹，6条船，7天7夜，顺利渡江。那船头前的一盏盏马灯，如北斗七星一样闪亮在夜空里。它们照亮了渡江的方向，照亮了红军将士心中的方向。

这么多年过去，人民群众没有忘记红军，也没有忘记“红军灯”。在云南鹤庆有一首歌谣被传唱至今：“……红军灯，亮晶晶，看见红灯想红军；红灯照得山河变，山山水水一片新。红灯照亮穷人心，红灯就是红军心；穷人最爱红军灯，爱灯更爱老红军。”

这一盏盏“红军灯”，成为博物馆里的文物、群众口中的故事、歌谣里的唱词，如同长征这台播种机播下的革命火种，永不熄灭。长征的叙事载体不同，形式也在创新，但人民群众和人民军队对伟大长征精神的传承，始终未变，代代赓续。

位于皎平渡口不远的卢家坪村，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空军某部对口帮扶至今整整10年。

部队在支援村里修好山路后，又投入资金安装了190盏太阳能路灯，让大山里的人们感到了光明和温暖。这不是历史的巧合，这些路灯与当年红军给群众深情回赠“红军灯”的故事，一脉相承。那一盏盏“红军灯”，照亮了曾经的长征路，更照亮了今天新的长征路。

“红军灯”，红色的灯，永远闪耀在我们的心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