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导引路越险关
■张国政
漫漫长征路,既是一条踏破关山险阻的行军之路,更是一条检验人心向背的初心之路。如果说红军将士用双脚踏出了长征的主线,那么沿途挺身而出的向导,便是这条征途上不可或缺的路标。
夹金山下,19岁的藏族猎人莫日坚躲在树林里,观察这支远道而来的队伍整整两天了。
他见过刘文辉的川军,见过土司的马队,那些人抢牛羊、烧寨子、拉壮丁,百姓躲都躲不及。可眼前这支队伍不一样——他们露宿在屋檐下、树林里,天下着雪,他们啃着干粮,喝着雪水,连老百姓的一根柴都不拿。第三天,莫日坚提着一盏马灯,从树林里走出来,对队伍说:“我带你们过山。”
向导的目光最为真切。他们不识多少字,不懂什么大道理,但他们认得清:谁是兵匪,谁是亲人。长征路上,千千万万个莫日坚,看懂了红军,认定了红军,支持着红军。对红军战士而言,向导引路,引向的是穿越血火的“生路”;对群众而言,选择为红军带路,是对红军发自内心的认可和拥护。
1934年底,红二十五军刚刚经历独树镇血战,又陷入国民党军的层层包围。危难时刻,常年走乡串户的货郎陈廷贤,毅然挺身而出担任向导。他与衣衫单薄、食不果腹的红军将士一起,面对数倍于己的追兵与重重封锁,寻得一条敌人未曾想到的“油盐小道”,之后一路穿行悬崖深谷、险山恶水,历经三天三夜,最终顺利进入陕西商洛地区。
分别时,军长程子华同志向陈廷贤讲道:“小老乡,你受苦了。从现在起,你就是共产党的人了!”然而,程子华还是低估了这份“苦”。在送别红军后,陈廷贤回到卢氏县的家里,当天就被民团的人抓去,要治他给红军当向导的罪。陈廷贤始终不松口,坚称自己没有给人带路,恼羞成怒的民团把他押到城隍庙,折磨了足足3天,才放了他。
长征路上,像陈廷贤这样的群众还有很多,他们不是红军战士,却因带路、摆渡、架桥、掩护而遭到国民党和地方反动势力的残酷报复:被关押、罚款、杀害,甚至株连家人。有人会问:当地百姓为什么会不惜力、不惜命地为红军当向导?说到底,是人心换人心,是人民群众看到了红军是怎样的一支队伍。
他们眼中,红军是冻死不进屋、饿死不抢粮的队伍。1934年12月,中央红军血战湘江后挺进湘南地界,彼时国民党反动派大肆散布谣言,恶意抹黑红军,误导当地侗族百姓纷纷避入深山。留守村寨的侗族青年杨再能,亲眼见证红军严守军纪、秋毫无犯,彻底打消心中疑虑,主动为红军探明翻越太平山的险峻山道,引导部队顺利挺进湘黔边界。长征途经诸多西南少数民族村寨,红军始终恪守群众纪律,尊重民族风俗,沿途各族群众目睹红军克己奉公、严守底线,纷纷主动为红军指引路线、接济物资。
他们眼中,红军是带来好日子、开辟新天地的队伍。1935年夏秋,红军右路军抵达松潘草地边缘,彼时川西北藏区被土司、反动武装残酷盘剥,底层百姓终年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扎东巴、益希能周两位藏族僧人,亲眼看见红军善待穷苦民众,虽深知给红军带路必将招致反动派与土匪的疯狂报复,依旧义无反顾为红军指引通路。红二、红六军团转战黔西北苗彝聚居区后,更是坚决开展打土豪、分粮物、济贫苦的革命行动,让世代受欺压、遭盘剥的少数民族群众,第一次挣脱枷锁。
他们眼中,红军是视百姓为亲人、把群众当家人的队伍。1935年5月,红军进入彝区。在当地族群中威望很高的毕摩(彝语,意为“有知识的长者”)沙马马海,看到了红军主动帮扶村寨百姓、体恤民众疾苦、化解族群隔阂。深受触动的他,利用对当地地形的熟悉,加上作为毕摩的声望,不仅亲自为红军探明山路、充当向导,还奔走于各个村寨宣讲红军主张,破除流言误解,全力保障红军队伍平安穿越彝区。期间,沙马马海率领10多人来来回回,一批一批地护送红军,历时八天八夜。
透过向导的目光回望长征,不难读懂长征胜利最深沉的密码: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人民是最坚实的根基。每一位挺身而出的向导,都以亲历者的视角,看到了这支人民军队独有的政治优势和精神特质。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在“被看见”——被基层官兵看见,被人民群众看见,被后来人看见。作为红军的传人,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我们正在见证红军未见的世界,更要写好红军未写的诗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