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导引路越险关

■张国政

漫漫长征路，既是一条踏破关山险阻的行军之路，更是一条检验人心向背的初心之路。如果说红军将士用双脚踏出了长征的主线，那么沿途挺身而出的向导，便是这条征途上不可或缺的路标。

夹金山下，19岁的藏族猎人莫日坚躲在树林里，观察这支远道而来的队伍整整两天了。

他见过刘文辉的川军，见过土司的马队，那些人抢牛羊、烧寨子、拉壮丁，百姓躲都躲不及。可眼前这支队伍不一样——他们露宿在屋檐下、树林里，天下着雪，他们啃着干粮，喝着雪水，连老百姓的一根柴都不拿。第三天，莫日坚提着一盏马灯，从树林里走出来，对队伍说：“我带你们过山。”

向导的目光最为真切。他们不识多少字，不懂什么大道理，但他们认得清：谁是兵匪，谁是亲人。长征路上，千千万万个莫日坚，看懂了红军，认定了红军，支持着红军。对红军战士而言，向导引路，引向的是穿越血火的“生路”；对群众而言，选择为红军带路，是对红军发自内心的认可和拥护。

1934年底，红二十五军刚刚经历独树镇血战，又陷入国民党军的层层包围。危难时刻，常年走乡串户的货郎陈廷贤，毅然挺身而出担任向导。他与衣衫单薄、食不果腹的红军将士一起，面对数倍于己的追兵与重重封锁，寻得一条敌人未曾想到的“油盐小道”，之后一路穿行悬崖深谷、险山恶水，历经三天三夜，最终顺利进入陕西商洛地区。

分别时，军长程子华同志向陈廷贤讲道：“小老乡，你受苦了。从现在起，你就是共产党的人了！”然而，程子华还是低估了这份“苦”。在送别红军后，陈廷贤回到卢氏县的家里，当天就被民团的人抓去，要治他给红军当向导的罪。陈廷贤始终不松口，坚称自己没有给人带路，恼羞成怒的民团把他押到城隍庙，折磨了足足3天，才放了他。

长征路上，像陈廷贤这样的群众还有很多，他们不是红军战士，却因带路、摆渡、架桥、掩护而遭到国民党和地方反动势力的残酷报复：被关押、罚款、杀害，甚至株连家人。有人会问：当地百姓为什么会不惜力、不惜命地为红军当向导？说到底，是人心换人心，是人民群众看到了红军是怎样的一支队伍。

他们眼中，红军是冻死不进屋、饿死不抢粮的队伍。1934年12月，中央红军血战湘江后挺进湘南地界，彼时国民党反动派大肆散布谣言，恶意抹黑红军，误导当地侗族百姓纷纷避入深山。留守村寨的侗族青年杨再能，亲眼见证红军严守军纪、秋毫无犯，彻底打消心中疑虑，主动为红军探明翻越太平山的险峻山道，引导部队顺利挺进湘黔边界。长征途经诸多西南少数民族村寨，红军始终恪守群众纪律，尊重民族风俗，沿途各族群众目睹红军克己奉公、严守底线，纷纷主动为红军指引路线、接济物资。

他们眼中，红军是带来好日子、开辟新天地的队伍。1935年夏秋，红军右路军抵达松潘草地边缘，彼时川西北藏区被土司、反动武装残酷盘剥，底层百姓终年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扎东巴、益希能周两位藏族僧人，亲眼看见红军善待穷苦民众，虽深知给红军带路必将招致反动派与土匪的疯狂报复，依旧义无反顾为红军指引通路。红二、红六军团转战黔西北苗彝聚居区后，更是坚决开展打土豪、分粮物、济贫苦的革命行动，让世代受欺压、遭盘剥的少数民族群众，第一次挣脱枷锁。

他们眼中，红军是视百姓为亲人、把群众当家人的队伍。1935年5月，红军进入彝区。在当地族群中威望很高的毕摩（彝语，意为“有知识的长者”）沙马马海，看到了红军主动帮扶村寨百姓、体恤民众疾苦、化解族群隔阂。深受触动的他，利用对当地地形的熟悉，加上作为毕摩的声望，不仅亲自为红军探明山路、充当向导，还奔走于各个村寨宣讲红军主张，破除流言误解，全力保障红军队伍平安穿越彝区。期间，沙马马海率领10多人来来回回，一批一批地护送红军，历时八天八夜。

透过向导的目光回望长征，不难读懂长征胜利最深沉的密码：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人民是最坚实的根基。每一位挺身而出的向导，都以亲历者的视角，看到了这支人民军队独有的政治优势和精神特质。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在“被看见”——被基层官兵看见，被人民群众看见，被后来人看见。作为红军的传人，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我们正在见证红军未见的世界，更要写好红军未写的诗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