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越错误思想的“雪山”
■吴兴龙
没有思想航标的足迹，必将被历史的长河冲刷。
长征的胜利，既是突破重围、百炼成钢的军事胜利，也是破除谬误、坚守真理的思想胜利。正如习主席所强调：“长征走过的道路，不仅翻越了千山万水，而且翻越了把马克思主义当做一成不变的教条的错误思想障碍。”
“人是靠思想站立的。”对于一支军队而言，武器可以不断获取，但思想不会从天而降，“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军事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必然导致行军方向上的偏离。
秋风瑟瑟，雁阵惊寒。1934年10月16日，红军被迫远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一时成了“马背上的共和国”。这马背上驮的，不仅有“报纸的印刷机，印钞票的钞票机，兵工厂的机器”，还有各类错误思想的枷锁。彭德怀同志曾气愤地说：“这样抬着棺材走路，哪像个打仗的样子。”
“寸土千滴红军血，一步一尊英雄躯。”红军在“左”倾冒险主义和教条主义领导人的指挥下，机械地按原计划行动。这种不符合实际的“盲动”，最终带来战场上的惨败。湘江血战五昼夜，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
“强渡湘江血如注，三军今日奔何处？”在悲壮的气氛中，渡过湘江的红军进入五岭之一的越城岭山区，行走在老山界蜿蜒的路上，行进的队伍似乎画出了一个巨大的“？”。我们要往哪里去？战士们在问。下一步应该怎么走？团长、师长们也在问。这个问号必须拉直，“我们再也不能像开始长征那样，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了！”
“改变一个人的行动，不改变他的思想认识，那最终就是徒劳的。”纠正错误的军事指导思想谈何容易，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劳永逸，只能结合实际、待机而动。
一路征战，一路争论，一路较量。正如周恩来同志所说：“从黎平往西北，经过黄平，然后渡乌江到达遵义，沿途争论更烈。”
在通道，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第一次成为中央层面会议的主题。“这次讨论，正是中国革命命运发生转折的开端”。时任红军总参谋长的刘伯承后来在《回顾长征》一文中写道：“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所剩3万多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
在黎平，围绕“北上”与“西进”展开激烈争论，最终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自长征以来首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明确下来。一位老红军如此感慨：“在漆黑路上长征的红军，对这片光明充满深深的感激之意。这种心情，没有经过漫长夜路的人，是难以体会得到的。”
在遵义，是“两种意见的斗争，李德是代表错误路线，毛泽东是代表正确路线”。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会议连开3天，既有报告和反报告，也有批评和反批评，最终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
“乌云遮天难持久，红日永远放光芒。”每一次翻越错误思想障碍，红军都好像“忽然获得了新的生命”，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灵活机动、处处主动，赢得了一次又一次伟大胜利。
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经贵州腹地向黔北挺进，一路所向披靡，连克锦屏等7座县城，变被动挨打为主动进攻，改变了长征以来的被动局面，把敌军远远甩在了身后。
刘伯承同志回忆道：“遵义会议的精神传达到部队中，全军振奋，好像拨开重雾，看见了阳光，一切疑惑不满的情绪一扫而光。”一些老兵对新兵说：“小鬼们呀，你们懂吗？我们党、我们红军得救了！”
驱散迷雾，冲破黑暗。四渡赤水，佯攻贵阳，威逼昆明，北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翻雪山、过草地……声东击西，时左时右，飘忽不定，迂回曲折，红军走出陷阱，走出危境，走出绝境，走向最终的胜利。
“我党我军是在同各种错误思想作风的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的。”长征路上的思想斗争，本质是真理与谬误、坚定与迷茫、大局与私利的较量。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当传承伟大长征精神，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坚持真理、统一意志，翻越前行道路上的一切错误思想障碍，凝聚起强国强军、团结奋斗的磅礴力量。
（作者单位：陆军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