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34年11月，中央红军长征先遣部队进入湘南，抵达湖南汝城县延寿瑶族乡。
长途跋涉之后，红军将士缺衣少粮，物资极度匮乏。受国民党长期虚假宣传影响，当地百姓对这支队伍心存顾虑，纷纷躲进偏僻的山谷，村落一度人烟稀少。
祠堂村学可以避风，仓里田里留着群众来不及带走的粮食。但是部队严令不得借宿农户、不得取用群众一钱一物，战士们只在村宗祠和学校旁自扎草棚、打地铺露宿。
壮着胆子回村拿粮食的胡四德看到，家家户户的门板都完好无损，红军没有取用群众分毫物资。他继续观察，发现部队其实早已缺粮严重，有的战士几天几夜没吃什么像样的东西，却没有向村里人伸过手、张过口。渐渐地，他对这支队伍放下了戒备。
了解红军的困境后，在胡四德的提议下，各家各户匀出105担稻谷、3头生猪、12只鸡，送到红军指挥部。红军将士十分感激。
部队即将战略转移之际，红三军团司务长叶祖令找到了胡四德，他对照所收粮食和牲畜的数量写下借条，郑重盖上印章，交给胡四德。借条上写着：“今借到胡四德伯伯稻谷壹百零伍担，牲猪叁头重量伍百零叁斤，鸡壹拾贰只重量肆拾贰斤。此据。”落款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具借人叶祖令”，时间是一九三四年冬。胡四德把借条装进铁盒、藏进自家厨房的墙壁里，不曾向儿女透露一个字。
写下借条的人，没能等到兑现的那一天。1934年12月，叶祖令在贵州石阡县作战时英勇牺牲，时年28岁。
1996年春，胡四德的孙子胡运海翻修老屋时，发现了这张尘封60多年的红军借条。最终，汝城县委、县政府向胡运海兑现了借条的款项。
一张小小的借条，是红军纪律严明的历史见证。彼时的红军，装备落后、物资匮乏、身处险境，却始终坚守底线、心怀敬畏。生死存亡关头，部队宁可忍饥挨饿，也不白拿群众一粒粮食；哪怕前路未知、生死难料，也绝不背弃承诺、失信于民。
（二）
一张借条，并非长征路上偶然发生的事情。在甘肃腊子口，红军战士打碎了一位藏族群众的瓷罐，便自觉留下自己仅有的一件毛衣作为赔偿；向甘孜进军途中，为换取群众的青稞，红军留下五十块银圆和一张购粮字条；在重庆石壕镇，红军食用村民田地里的萝卜后，将铜钱默默留在地里作为补偿……
正是这种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清清白白的优良作风，让人民群众真切感受到这是一支完全属于人民的军队。
当然，红军的纪律不仅是体现在和群众的关系上，宿营、行军、作战等各个方面，红军都有严格的纪律制度。
1935年1月，中央红军在进入贵州遵义时，红一军团预先作出严格规定：除承担任务的政治机关、保卫机关及有关人员外，其余部队原则上一律不得进城；战斗任务完成后，部队要迅速撤至城外宿营；军容不整、有碍军风者，守城部队有权阻止其进城。红军总政治部同时要求，入城人员不得私自向群众借东西，无事不得进入群众家中。
遵义的老百姓推开门看见的是，数九寒天，红军战士怀抱着枪，露宿在街边和屋檐下，没有一个人去敲老百姓的门。红军这样秋毫无犯的行军风貌，让百姓感到温暖与震撼。
红二、六军团进入乌蒙山区后被重兵包围，危急关头，部队下令隐蔽行军突围，一万多名红军官兵严守不点火把、马蹄裹布的行军纪律，最终神不知鬼不觉地冲破敌军的重兵包围圈；中央红军抢渡金沙江时，红军专门制定了过江纪律，即使军团长、师长也得按次序听哨音上船，每条船核定人数，7天7夜，3万余人全部安全北渡……
可以说，红军之所以能够突破层层封锁，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把革命的坚定性、政治的自觉性、纪律的严肃性结合起来，最终，把一支衣衫褴褛、装备简陋的队伍，锻造成了拥有共同信仰、共同目标和共同意志的革命力量。
（三）
绝境之中依旧恪守规矩、生死关头依然严守纪律，红军这份高度自觉的自律坚守，绝非偶然。
从长征一开始，红军就十分严肃地在立规矩、定纪律。长征出发前后，红军总政治部接连发出政治训令。1934年10月9日，《关于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的政治指令》对长征中的群众工作和纪律建设作出部署；10月29日，《对目前行动的政治工作训令》明确“在行军中进行军事、政治与文化教育”。军委纵队干部团和各级随营学校坚持随军办学，因地制宜、因陋就简，以行军作战间隙为课堂，坚持且走且教、边战边学，着力培养官兵严明作风纪律。
正是这种持续不断的思想教育，使严守纪律从一开始就不只是一纸禁令，而是根植于官兵思想中的信念。
同时，对于违纪行为，红军则毫不姑息。1934年12月，中革军委和红军总政治部发现红三军团、红九军团存在纪律松弛现象，先后发出专门指示，要求“严办侵犯群众利益破坏纪律的分子，提高整顿军纪的教育，严格执行和检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实行”。随后，红三、红九军团按照指示，对所部的纪律作风进行了严整。
长征途中出版的《红星》报曾公开刊登违纪案例：有人私拿土豪谷物换鞋，被撤职并罚做苦工；有人贪污公款、侵吞战友财物、克扣民夫工钱、乱拿群众物品，经公审受到严厉惩处。
纪律的落实，离不开各级指挥员以身作则。长征中，各级指挥员率先垂范，以自身言行感染和带动整个队伍。
过草地时，辣椒是御寒驱湿的珍贵物资，酷爱吃辣子的毛泽东发现警卫员多领了20个红辣椒，严令如数退回，并严肃指出：“我们是红军，领导人怎么能搞特殊化？”强渡嘉陵江后，有人把缴获的纸烟送给徐向前，爱抽烟的徐向前闻了闻，说：“不抽了，这也是民脂民膏，抽多了要打败仗！”随即吩咐缴获归公。
各级指挥员带头遵守纪律，纪律面前官兵一致，把红军紧紧凝聚在一起。
纪律如铁，人民如山。这是红军能够赢得长征、赢得中国革命最终胜利的重要原因。
（四）
纪律的意义，不仅是让队伍“整齐”，更在长征途中产生了切实的物质力量。
红军严守群众纪律，换来群众的真心相待，群众才愿意送粮、带路、救护伤员、传递消息；尊重民族习惯，红军才能通过彝区、藏区和回族聚居区，纪律成了跨越语言与隔阂的桥梁，把阻力变成了合力；服从统一指挥，红军数万人的队伍才能在围追堵截中迅速转移、协同作战；坚持有错必纠，纪律才能从纸面规定变成全军共同遵守的行动准则。
朱德曾总结道：“长征时我们就是靠纪律吃饭的。”
武器装备可以决定一场战斗的强弱，但说到底是纪律与民心，决定一支军队能走多远。信仰让他们知道为什么出发，纪律让他们知道怎样行动，群众让他们获得不断前进的力量。即使粮食只剩几碗，即使道路通向雪山草地，即使队伍已经疲惫不堪，他们仍然能够令行禁止、同甘共苦、步调一致。
纪律严明的队伍里，每个人都知道自己不会被抛弃、不会挨饿时独自面对敌人。这种确定性，产生的力量是巨大的。越是绝境，越要靠铁的纪律维系人心不散；人心不散，队伍就不垮。
反观国民党军队，军纪政纪败坏、内部号令不一。
长征沿途，国民党军“封仓拉夫”、强征钱粮的记载屡见不鲜。贵州军阀王家烈的部队被叫作“双枪兵”：一手步枪，一手烟枪，官兵多吸食鸦片，横征暴敛，名为军队，实为祸患。
国民党高级将领陈诚的日记里，记下了他自己部队存在的问题：扰民、克扣伕款、军官欺压士兵、冒销公款，屡禁不止；官兵装病落伍、逃亡避战。他在行军沿途看到的景象是，百姓远远望见军队就逃，避之唯恐不及。陈诚坦诚地说：“过去军队纪律太坏，不能得人民信仰故也。”
蒋介石在检讨军事失败时，也曾直言不讳：“共军的纪律那样严肃，而我们的军纪如此废弛，试问这样的军队，怎么能不被敌人所消灭？”
更耐人寻味的是，蒋介石推行“驱虎吞狼”策略，想借追剿红军之机，一边消灭革命力量，一边削弱吞并地方军阀，而各地军阀对此心知肚明。上下离心，官兵离心，军民离心。当一支队伍从上到下都人心涣散，就算枪炮精良、兵员众多，也不过是一堆散装的钢铁。
一边是缺粮少弹，却能令行禁止、步调一致；一边是兵多枪多，却上下欺瞒、派系倾轧。纪律上的差距，最终转化为民心的向背、行动的效率和战场上的胜负。
长征是一场军事较量，说到底也是一场组织力量的较量。纪律严明，所以全军如一；秋毫无犯，所以民心归附；为了人民，所以最终赢得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