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中的政治军事仗
■王冬 孙洪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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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主席指出，强军首先要在政治上强，政治上强是最根本的强。进入新时代，战争形态和作战样式加速演变、深刻重塑。密切关注、深入研究这些变化，借鉴长征中政治军事仗蕴含的政治智慧和军事智慧，从政治和战略高度把握其整体趋势和本质特征，有助于增强军事斗争准备的主动性、针对性、实效性，打好当今时代的政治军事仗。
毛泽东同志把政治因素特别突出的作战称为“政治军事仗”。从政治军事仗的视角看，长征胜利不仅是军事层面的战略突围，更是政治统领军事的伟大胜利，是一部在物质条件极度匮乏、敌我力量悬殊条件下，把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军事胜势的壮丽史诗。长征中的政治军事仗，为新时代推进政治建军、锻造能打仗打胜仗的人民军队提供了重要历史镜鉴。
以政治定向，在战略全局中把准前进方向
政治军事仗要回答的首要问题，是战略方向由什么统领、朝什么目标推进。长征的伟大实践和胜利给出了明确答案——政略决定战略，政治全局统领军事大局。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长征的战略主动权，从来不是局限于战场一时一地的局部主动，而是着眼于全国革命形势的全局主动。
长征是在生死存亡绝境中不断校准政治航向的伟大远征。长征初期湘江一战，使红军陷入“往哪里走、怎么走”的迷茫困境。聂荣臻同志回忆：这“促使人们从根本上考虑党的路线问题、领导问题”。以遵义会议为转折点，我们党纠正“左”倾错误军事路线，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为红军重新找准前进方向。长征途中，从毛泽东同志在遵义群众大会上宣讲北上抗日，到两河口会议确立“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到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同张国焘南下主张坚决斗争，再到榜罗镇会议确定长征落脚陕北，每一步军事行动方向都紧密服从服务于北上抗日的政治全局。正是因为党中央牢牢把握这一政治方向，把长征前进大方向与抗日救国的民族使命紧紧绑定，变被动突围的孤军为北上抗日的先锋，变军事被动为政治主动，实现三大主力红军向抗日前线的战略转移，把长征走成一条通往民族解放的胜利之路。
红军长征用鲜血印证了“军事不过硬一打就垮，政治不过硬不打自垮”的内在规律。军事上的被动，根子往往出在政治方向上的偏差。新征程上，必须充分发挥政治建军特有优势，强化政治引领，筑牢政治根基，确保强军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不断转化为强军制胜优势。
以政治谋局，在机动周旋中开辟战略通道
如果政治定向定的是政略对战略的统摄，解决“往哪走”的问题，那么政治谋局谋的则是如何以军事手段为政治目标开辟道路，解决“如何走”的问题。这是政治军事仗区别于单纯军事观点的关键，即军事行动谋篇布局始终服务于政治目的实现。
长征中的四渡赤水，就是这一逻辑的生动演绎。在敌人重兵围堵缝隙中，毛泽东同志以政治为“的”、以军事机动为“矢”，靠政治定力引领战术突围，赢得战略主动。一渡赤水，避敌锋芒；二渡赤水，回师歼敌；三渡赤水，诱敌西向；四渡赤水，战略突围，红军彻底甩开国民党40多万大军围追堵截。从政治军事仗视角看，四渡赤水决策逻辑体现出一个根本原则：军事上的灵活性服从服务于政治上的坚定性。看似迂回折返四次渡河，每一步都服从于遵义会议确定的正确路线，以军事上的机动创造战略转移条件，为长征寻找出路。苟坝会议也是政治谋局的一个典型范例。1935年3月10日，苟坝会议上多数与会者赞成攻打打鼓新场，唯独毛泽东一人反对。深夜，毛泽东提着马灯走到周恩来住处详陈利害。次日早晨，再次举行中央负责人会议，最终决定取消原定攻打计划。后来获取的情报证实，红军避免了一场可能导致全军覆没的险仗。回望苟坝会议，其意义远超作战决策本身。它推动全党反思，在极端不确定战场环境中军事决策应遵循什么逻辑。攻打打鼓新场，一旦不能速胜，势必陷入攻坚战。然而红军当时最紧迫任务不是打一仗、夺一城，而是“应当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保存革命火种，完成北上抗日战略转移。
透过历史，可以更加清晰地认识到，政治谋局本质上是着眼政治目标运筹军事行动。打还是不打、怎么打、打到什么程度，都要服从和服务于政治。新征程上，要锚定政治建军这个立军之本，把提高官兵政治素养、锤炼政治本领贯穿战建备各领域全过程，在重大任务考验中练强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以政治凝心，在生死考验中淬炼思想意志
政治军事仗，不仅是政治统领军事，更是以政治之力催生军事伟力。长征途中，红军在敌我力量悬殊、物资极度匮乏、前路险象环生环境下，面对重兵围堵、饥寒交迫、雪山草地等极限考验，究竟凭借何种力量实现绝境重生，完成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远征？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政治工作这条“生命线”，使红军催生出拖不垮、打不烂的强大战斗力。
越是生死绝境，越见“生命线”伟力。探寻这种力量之源，至少可以从三个维度把握。其一，思想铸魂。红军不怕远征难，是因为有坚定的信念与统一的思想。遵义会议后，面对教条主义思想余毒和官兵困惑，党中央把统一思想、凝聚意志作为首要政治任务，通过电报、会议等形式迅速把遵义会议精神传达全军，把红军的信念、意志、步调拧成一股绳，为实现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等军事行动提供坚强政治保障。其二，组织强基。红军屡遭绝境而不瓦解、不溃散的另一根本保证是“支部建在连上”。建制可以打散，支部不会散。长征途中，各级干部伤亡率极高，人员打散、队伍失联是常态，但只要党组织在、党员骨干在，队伍就有主心骨、有方向、有力量，就会再次凝聚起来。长征途中，红四方面军副连长李玉胜收拢全团29名伤病员，成立临时党支部，带领大家走出草地，最终闯过生死关，回到党中央身边。其三，情感聚力。红军队伍中有一种旧军队不可能拥有的新型内部关系——官兵一致。参加过长征的女战士李伯钊曾动情回忆：“士兵爱士兵，士兵爱官长，官长爱士兵”“全军完全在政治思想上，活泼精神中，纯真的同志关系中，融为一体”。这种融成一体的关系，体现在长征中的每一个细节里。平时同甘苦，战时方能共生死，这种平等民主的内部关系迸发出的战斗力，是敌人永远无法复制的政治优势。
长征路上，红军用鲜血和生命检验了这条真理——政治工作永远是我军的生命线。新征程上，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风险挑战犹存，必须始终从思想上政治上掌握部队，不断赋予政治工作这条“生命线”新的时代内涵，持续凝聚强军兴军磅礴力量。
以政治塑势，在汇聚合力中创造有利条件
政治军事仗区别于单纯军事仗的又一关键，在于通过政治智慧和政治策略，塑造有利的战场环境、力量格局和行动条件，最终形成统摄全局的强大政治势能。回望长征，它不仅是军事上的战略转移，更是一场深刻的政治塑势，是扩大党和红军影响、宣传革命主张、动员革命群众、吹响民族觉醒和奋进号角的政治征程。
长征途中，红军不仅面对军事围剿，更面对复杂地域、复杂民族、复杂敌情的多重考验。这期间，党和红军成功开展了对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宗教界代表等的统战工作。例如，长征前夕，利用粤系军阀与蒋介石的矛盾，达成“五项协议”，为初期突围创造了有利条件。长征中，面对沿途群众对红军不了解、受国民党反动宣传误导等情况，红军每到一地都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主动帮群众挑水、种地、打扫院子，开仓放粮救济贫苦百姓，用实际行动让群众认识到“红军是穷人自己的队伍”。同时，注重做好对沿途群众的发动，广泛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唤起革命热情。长征途中，仅给红军带路的向导就有近3000人，参与筹粮、掩护伤员、传递情报的群众数不胜数，沿途更有数万名群众加入红军。党创造性地制定并宣讲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政策，改变了少数民族对红军、对革命的认知，留下“单家集夜话”“彝海结盟”等佳话，奠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群众基础。
长征的实践表明，真正的战场优势，从来不只是兵力和火力的对比，更是政治根基、人心向背的较量。新征程上，面对日趋激烈的大国博弈，始终站稳人民立场，把植根人民、服务人民的政治本色转化为制胜优势，把民族团结优势转化为边防稳固支撑，把政治根基转化为官兵敢打必胜、群众全力支持的打赢底气，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和国际统一战线，确保人民军队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作者单位：习近平强军思想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