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里记下过一组数据：“在一方面军中，有百分之三十八的士兵来自农业或工业无产阶级，百分之五十八来自农民，只有百分之四来自小资产阶级。”队伍里绝大多数士兵都是普通穷苦青年，这类情况在整个红军队伍里并不是孤例。

长征出发时，他们身上有诸多“不会”：不少新扩红的战士不会用枪；队伍里大半的人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绝大多数战士不会看地图，活动范围仅限家乡数县。可正是这样一支缺少先天优势、没有万全准备的队伍，走完了震惊世界的两万五千里远征。

凭什么？

征途本身，就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学堂”。遇到什么难题，就学什么本领——这支队伍便是这样一路前行的。

1935年夏，中央红军翻越雪山到达黑水芦花一带，外出侦察筹粮的分队，猝然遭遇马步芳部骑兵。马刀在草甸上划出一道弧线的时候，很多战士还没反应过来。激战下来，虽然把敌人击退，己方也损失很大。

刘伯承后来在红军大学讲课时分析：“我们的指战员过去主要是习惯于森林、山地作战，很少甚至完全不了解骑兵。遇见骑兵时，很易发生慌张，受到不应有的损失。”

1935年8月，中革军委颁布了《关于对敌人骑兵作战的指示》，加强打骑兵的战术训练。但结果并不十分理想。

如何在连续行军的条件下，让文化基础薄弱的战士快速掌握这套陌生战术？时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的陆定一，把复杂的战术要点压缩成了简短上口的歌词。

原本需要长时间讲解的作战要领，借着旋律在队伍里传开：

“敌人的骑兵不可怕，沉着应战来打他。目标又大又好打，排子枪快放齐射杀。我们瞄准他，我们打垮他！我们消灭他！我们打垮他！”“红色战士们，快练打骑兵。立射！跪射！坐射！卧射！前后左右巧连环，天塌地陷也不乱。”

宣传干事李伯钊又把这些战术动作编排成欢快热烈的《打骑兵舞》，战士们利用行军间隙，一边传唱一边演练动作。

这套办法在实战中得到了检验。1935年10月7日，中央红军翻越六盘山，在固原青石嘴抓获敌军便衣侦察员，获悉东北军骑兵第7师第19团两个连在此运送物资。毛泽东当即下令突袭。战士们沉着抢占地形，待敌一靠近，瞄准！排子枪一齐射出！战斗仅半小时便告结束，歼敌两百余人，缴获战马百余匹、捷克式步枪与十余马车弹药。

从初次遭遇骑兵手足无措，到掌握战法打赢青石嘴一战，前后不过数月。

不止对敌作战，面对自然险阻，他们同样就地摸索办法。

雪山难以翻越，就编顺口溜：“夹金山，高又高，注意事项要记牢；裹脚要用布和棕，不紧不松好好包。到了山顶莫停留，再坚持一下就胜利了！”

草地中粮食枯竭，战士误食野草腹泻甚至失去生命，就办标本展览、编写《吃野菜须知》下发连队。

经验的传递离不开文字，于是帮助战士们识字也成了日常。

1935年2月在扎西行军途中，张闻天想出一个简便办法：走在前面的战士背上识字牌，后面的人一边赶路一边认字。没有纸板，就用木板、桦树皮、旧布片替代；学习内容就是日常事物、地名与口令。行进的队列，成了这所“学堂”里一块流动的阵地。

斯诺1936年在陕北调研后写下，红一方面军“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七十的士兵是有文化的”。这里所说的“有文化”，指能够书写简单书信、标语、传单。这个比例远高于白区普通军队，也超过西北当地农民的平均水平。

毛泽东同志曾指出：边学边干，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实践中增长才干，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的辩证法！这段话，恰是长征途中把一项项 “不会”变成 “能做到”的生动总结。

现如今，科技之变、战争之变、对手之变加速呈现，我们面对的难题同样没有现成的答案。1939年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就曾提出：“我们队伍里边有一种恐慌，不是经济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领恐慌。”习主席多次提醒全党正视这一考验。随着知识“保质期”越来越短、技能“迭代率”越来越快，不学，就会落后。

广大官兵只有保持“本领恐慌”的危机感、“本事扩容”的紧迫感，一刻不停“加油充电”，钻研党的创新理论、提高专业素养、增强实干本领，才能实现能力素质与职责使命相匹配，与未来战争相适应。

遇到什么难题，就学什么本领！当年红军正是靠着这个朴素的方法，从弱小到强大，成长为一支信念坚定的队伍，担起了革命的重任。虽然长征胜利已经过去90年，但这所没有围墙的“学堂”从未停课，依旧为新长征路上的我们指引着前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