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不尽的长征路

■栗振宇

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巨幅“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线图”上，“红飘带”蜿蜒穿行。

山河岁月，长征给世界留下一条路，也留下很多关于路的感悟。

中央红军战略大转移，最初计划的落脚点是湖南西部，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然而，敌情变化让中央红军反复改变行军计划。湘西、川黔边、川西、云贵川、川陕甘……中央红军先后七次改变落脚点，第八次才选中陕北作为革命的大本营。

此外，中央红军出发前，红七军团作为北上抗日先遣队，先向东开进。红二十五军长征时，被命名为“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1935年11月13日，刚刚在陕北站稳脚跟的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

落脚点的计划在变，救亡图存的理想从未改变。

多年后，邓小平的女儿邓榕问过父亲：“长征路你是怎么走过来的？”他只答三个字：“跟着走。”

跟着走，是因为心里认准了这支队伍、这个方向。心里的路清楚，脚下的路哪怕再难走，也知道该往哪里迈。

1934年12月上旬，中央红军翻越长征以来第一座高山——广西北部越城岭的老山界。陆定一后来描述当夜情景：“满天都是星光，火把也亮起来了。从山脚向上望，只见火把排成许多‘之’字形，一直连到天上，跟星光接起来，分不出是火把还是星星。”上山30里路，部队就在“之”字形路上曲折攀登。

很多路，是逼出来的。

走远路，往往是唯一走得通的路。回想长征路，四渡赤水、佯攻贵阳、转战乌蒙山……红军不知走了多少类似“之”字形路。为什么这么走？1935年2月16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发布《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说得很清楚：“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

很多路，是跑出来的。

“走完二百四，赶到泸定桥！”这是当年接到军委命令后，红四团官兵唯一的念头。那是条怎样的路——杨成武回忆：“蜿蜒曲折、忽起忽伏的单边羊肠小路，左边是高入云霄刀劈一样的峭壁……右边是深达数丈、波涛汹涌的大渡河，稍不小心，就有掉下去的危险。”

很多路，是用生命垫出来的。

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着两株干枯小草，只有4.5厘米长，开黄花，红军叫它“黄花草”。这草本身有毒，反复烧煮后毒性减弱，就成了红军过草地时的救命粮。1936年7月，红四方面军某部干事刘毅采下它，夹进日记本带出草地，1975年捐给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

“黄花草”让人想起过草地时，朱德带头成立野菜委员会，专门为大家尝百草、辨别毒性，还编了《吃野菜须知》下发连队。各部队的党员试吃组，抢在前面亲口尝。其间，有人中毒倒下。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时，从最初的20.6万余人，锐减至5.7万余人。一路血色，一路悲壮，一路接着走。

接着走，肩并肩一起走，才能走得更远。

1935年深秋的草地，一堆篝火旁。红四方面军28团3连副连长李玉胜，把掉队的20多个伤病员收拢到一起，成立临时党支部。后来，他们一起顺着小河走，砸软草当粮，分食野菜……20多个伤病员，没有一个掉队，没有一个死在草地上，全部追上大部队。

老红军杜宏鉴回忆，部队翻越雪山时，由于积雪很厚，突击队员手拄木棍在前面探路，后面同志踩着脚印跟进。“即使这样，不少战士还是不小心滑倒，掉进了大雪坑里越陷越深，眼看积雪就要把人吞没，大家急中生智，纷纷解下自己腿上的绑带，并把它们连接在一起，小心翼翼地把遇险的战友拽上来。”“为了让尽可能多的战士安全翻过雪山，军团首长命令部队，大家采取手拉手的办法往上攀登。”

“风雨侵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多少年过去，每当《长征组歌》响起，人们眼前仿佛就会出现“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炊断粮”的情景，想起红军官兵相互搀扶、艰难跋涉的身影。

路不只留在记忆里，路还在时间长河里延伸。

于都河畔，当年为了帮助红军搭建浮桥，很多老百姓主动把自家的门板、床板拆下来，给红军送到河边。

捐门板的人当中，有一位名叫刘治三。1934年底，他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杀害。刘治三在贡江镇老宅的双扇门，现在仍然缺一块门板——当年两块都拆去搭桥，只找回一块。后来日子好了，刘家人却“舍不得补”，说“补上了，后人就不知道当初为什么拆”。

1972年，刘治三的孙子刘志明参军入伍。刘治三的曾孙刘锋，因受长征大桥通车触动，立志成为一名桥梁工程师，现已参与设计了上百座桥。

今天的于都河上，以长征历史命名的5座现代化大桥，自西向东排开，见证着一条不断延伸的路。

长征路，说不尽的长征路。

90年前，就在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的当口，10月19日，鲁迅先生在上海病逝。逝世前，先生写道：“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