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光芒与精神花朵
——长征题材文学创作及启示
■刘笑伟
长征路上的文学，是战火淬炼的精神史诗，融革命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于一体，作品体裁简约质朴、不拘形式，主要有诗词、纪实文学、战地随笔、歌谣纪事等。这些作品，既是红军将士心路历程的真实刻录，也是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最鲜活的文字载体。
说到长征路上的文学，当首推毛泽东同志的诗词。毛泽东在长征路上共创作了8首诗词，分别为《十六字令三首》《忆秦娥·娄山关》《清平乐·六盘山》《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七律·长征》《念奴娇·昆仑》。
《忆秦娥·娄山关》是毛泽东的得意之作，他非常看重自己这首词。1962年，毛泽东曾以郭沫若的口吻，亲自为这首词写了解释。他借郭沫若之口说：“‘苍山如海，残阳如血’两句，是在战争中积累了多年的景物观察，一到娄山关这种战争胜利和自然景物的突然遇合，就造成了作者自以为颇为成功的这两句话。”我觉得，这两句词创造了千古独绝的意境。毛泽东写于长征路上的8首诗词，其传诵范围之广、影响之大，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也是罕见的。
红军将士在长征途中还创作了不少诗词。这些诗词，生动记录了红军长征中的重大历史事件，如聂荣臻1935年5月所作《吾非石达开》：“大渡河流险，吾非石达开。飞兵天际至，历史不重来！”
除了诗词，纪实文学也是记录烽火征程、贡献文学精神力量的重要体裁。20世纪30年代出现了10余种关于红军长征的纪实文学作品，比如1936年12月在法国巴黎《救国时报》上发表的《雪山草地行军记》（邓发著，署名杨定华），1937年7月在上海《逸经》杂志发表的《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董健吾著，署名幽谷）。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陈云的《随军西行见闻录》。1935年6月，为了恢复中共中央与上海中央局及共产国际的关系，中央指派陈云离开长征队伍到上海，并委派他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共及红军的情况。为了准备向共产国际的报告，陈云于1935年8月在上海首先写出了他所经历、了解的长征全过程，这就是第一篇报道红军长征的纪实文学《随军西行见闻录》。陈云于1935年10月带着这篇“见闻录”来到莫斯科。1936年3月，陈云以“廉臣”的化名在法国巴黎的《全民月刊》杂志创刊号上开始连载这部作品，引起了广泛关注。
1936年8月5日，毛泽东、杨尚昆发起向长征亲历者征集记录长征作品的征文活动。这次征文活动收到了200多篇作品，共50余万字，最后编成《红军长征记》一书。这部书1937年2月22日编辑完成，1942年由八路军总政治部在延安印刷。《红军长征记》的作者都是长征的亲历者，包括董必武、李富春、张云逸、萧华、谭政、陆定一等。这部书是在长征刚刚取得胜利之后，对万里长征的一次最直接、最真实的记录。
长征题材文学作品所折射出的精神光芒，深深地影响着后来的创作者。90年薪火相传，反映长征事迹、讴歌长征精神的文学作品从未中断，如王愿坚的短篇小说《七根火柴》《党费》，萧华的组诗《红军不怕远征难》（谱曲后称为《长征组歌》），魏巍的长篇小说《地球的红飘带》，黎汝清的长篇小说《湘江之战》，王树增的纪实文学《长征》等。
长征的影响，早已跨越了国界。红军长征胜利后，不少惊叹于伟大长征的外国人，写下了自己的作品。如薄复礼的《神灵之手》、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史沫特莱的《伟大的道路》等。这种广泛的影响一直在传递，直到几十年后，索尔兹伯里以76岁高龄重走长征路，写下了《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
长征题材文学作品，闪耀着信仰之光，是苦难中绽放的精神之花，具有永恒的意义。新时代的军事文艺创作，应该多从长征文学中汲取养分，在新征程上努力创作更多精品佳作。
立心。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由人民来评判。新时代军事文学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为兵抒怀，使作品始终有温度、有根基、有力量。
铸魂。长征路上的文学作品之所以打动人心，是因为它们都是信仰的产物，信念的结晶。新时代军事文学应高扬主旋律，用最深沉的文学力量，塑造中国心、民族魂、强军志，高擎起英雄叙事的精神火炬。
扎根。长征路上的文学之所以生动，在于其内容全部来自战地和生活一线。新时代军事文学创作，一定要深入练兵备战一线，扎根军营热土，在强军兴军的时代洪流中捕捉脉动、提炼主题，使创作始终与官兵同呼吸、与时代同频共振。
求新。长征路上的文学，为了吸引读者、广泛传播，无论从叙事角度还是从创作手法看，都进行了不少探索创新。新时代军事文学更应当融通传统与现代、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