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满哈达铺

■陈新阳

深秋，我从云南一路北上，抵达甘肃省宕昌县哈达铺镇。踏入镇上一条约1200米长的老街，随处可见“红军”“长征”等字样。这条街因长征途中红一、二、四方面军都曾驻扎于此，被人们亲切地称为“红军街”。

漫步在这条充满烟火气息的“红军街”上，一个疑问在我心里越来越强烈：90多年过去了，为什么在哈达铺民众心中依旧有着如此浓厚的红军情结？

最先为我解答疑问的是一家诊所经营者畅辉民。他给我讲述了一把铜勺的故事。

1935年红军抵达哈达铺时，畅辉民的太爷爷畅通已年近70岁，因医术高明闻名于十里八乡。当时，周恩来肝病复发，身体虚弱，面黄肌瘦。红军便请畅通为周恩来诊治。

周恩来喝了两口汤药，忽然停下来问身边人：“药钱付了吗？”听说畅通执意分文不取，第二天一大早，周恩来便前往诊所，拿出医疗费往老人手里塞。畅通坚决不收这笔钱。他说，畅家几代行医，从没见过这样仁义、受百姓爱戴的军队，这些药就送给红军。

周恩来只好从怀里掏出一把小铜勺递给畅通。他说：“这把铜勺跟随我多年，您收下吧。虽然不值什么钱，但也算是个纪念。什么也不收是不行的，我们红军是有纪律的。”畅通拗不过，这才收下了铜勺。

因为红军严守保密纪律，畅通一直不知道自己诊治的那位首长是谁。新中国成立后，寻访红军长征足迹的工作人员来到哈达铺，畅家人才知道，那位首长就是周恩来。如今，一组雕像矗立在“红军街”上，仍在诉说着这段往事。

一把小小的铜勺，盛的是军民鱼水深情。哈达铺民众对红军的感情，就是通过这样的小事，一点一点建立起来的。

宕昌县红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赵王林告诉我，红军初到哈达铺时，许多战士集中住在镇子周边的戏台、庙宇和空地上，或者睡在道路两旁的马路牙子上，不惊扰百姓。看到这样的情形，镇上的人们渐渐放下戒备，纷纷拿出衣服和食物送给红军，但官兵都一一婉拒。

乡亲们看到衣衫褴褛的红军战士，心疼不已。一家凉粉店的店主立起一块木牌，上面写着“红军吃凉粉不要钱”。没想到，立起这个牌子后，红军反而都不去店里吃。店主拉住一名路过的红军战士询问缘由，战士说：“我们想吃你的凉粉，可你又不收钱，我们只好不吃了。”店主这才明白，红军不是不肯领情，而是因为有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走进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馆，我看到了清末秀才张炯奎写下的《咏红军》。他曾听信国民党的谣言，红军到来时外出躲避。后来耳闻目睹红军军纪严明、体恤百姓，他的认识发生了转变，并提笔写下：“仓皇无计欲何之，正是闻风丧胆时。只道伤残同列寇，哪知仁义胜王师……”

张炯奎还在诗稿上方留下批语：“自古大军虽云严明，比之红军不及万分，一路赞扬，非谀语也。”一个旧时代的读书人，从躲避到赞誉，这种转变源于他亲眼所见。

纪念馆里有这样一组数字：当年哈达铺人民支援中央红军的物资，有食盐2万斤、粮食20万斤、食用油5000斤、骡马1000匹、柴草15万斤、豆类5万斤、布鞋7000双……民众几乎是举全镇之力，支援这支真正属于人民的队伍。

一路走来，我听到很多这样的故事。

在云南金沙江皎平渡口，曾有37名船工用6只木船，昼夜轮班，歇人不歇船，历时7天7夜将3万多名红军官兵送过天险。老船工的后人这样对我说：“当年我爷爷渡的不仅是千千万万的红军，更是我们穷苦百姓的希望和明天。”

在甘南迭部县，我乘车沿白龙江峡谷往里走，来到崔古仓开仓放粮遗址。站在遗址前，当地人给我讲起革命烈士、卓尼第19代土司杨积庆的故事。杨积庆与吉鸿昌、宣侠父等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交往密切，了解到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当蒋介石命令他阻击红军时，他却未出一兵一卒，还暗中为红军开仓放粮。

一桩桩带有温度的往事，解开了我心底的疑问，也一遍遍向来访者诉说一个朴素的事实：红军把人民放在心上，人民心甘情愿地托举红军。

今天的哈达铺，已成为红色文旅小镇，红色资源持续转化为富民兴镇的发展动能。90多年前红军与当地民众结下的深厚情谊，一直延续到今天，温暖着一代代哈达铺人的寻常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