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组：采写《正定翻身记》的过程，也是习近平同志与您建立友谊、成为朋友的过程。你们后来还有交往吗?
赵德润：1984年我采访习近平同志的时候，他31岁，我38岁。面对这个比自己年轻得多的县委书记，我对他的感觉确实是很不一般。我作为新华社记者，在正定履行我的职责，忠实地记录这座古城的沧桑巨变，记录那里可爱的、奋进中的人民，也记录习近平同志在正定锐意改革、执政为民的历史。习近平同志后来历任重要的领导岗位，但他对正定一直念念不忘。在我的内心，也一直珍藏着这份君子之交。
后来，他到福建工作，给河北的同志写信还打听我的情况。再后来，我在河南分社当了十几年的社长，逢年过节我们通过贺卡互致问候。我的一个朋友调到浙江分社任社长，习近平同志看了他的简历，就问他：“认识赵德润吧?”“认识，那是我们的社长。”后来，这位朋友告诉我：“习书记很关心你，还打听你的情况。”
在2006年，我们在杭州有一次深谈。当时，我在《光明日报》任副总编辑，到浙江记者站考察，他刚从温州台风救灾现场回来。那天，我们在西湖边长谈了一次，他详细谈了他从河北到福建，再到浙江这一路走来的经历和非同一般的心路历程。他有顺利的时候，也有不顺利的时候，并非一帆风顺。在这个过程中，他不断地锤炼自己，让自己能够倾听各种意见，能够团结各种不同意见的人，甚至包括伤害过自己的人，他也会真诚地去团结他们。
这次谈话，我们谈得非常真诚。10多年过去了，其中有些内容也比较模糊了，但那份感动，那种影响，一直对我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习近平同志是一个有思想有作为有担当的人，而他最有魅力的地方，就是他同时又是坦率和真诚的人。有些领导干部一旦官做大了，架子就大了，就变得高深莫测了，而习近平同志仍然那么平实、随和，实在难能可贵。
十八大以后，我和习近平同志没有见过面，交往主要通过信件。他太忙了，不宜再去打扰他，不能干扰他的工作，他的时间太宝贵了。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非常重视新闻工作，提出了包括转变文风等方面的一系列具体要求。作为一名资深新闻工作者，您如何理解他的这些要求?
赵德润：习近平同志要求新闻工作者转作风、改文风，讲得很有针对性。随着科技发展，人们获取信息更方便了，记者的工作也更加便利了。但再怎么便利，也不能代替记者到一线去深入实际观察体验，那样的新闻才更有质感，更有价值。他提倡文章“短、实、新”，我感触尤深。我们现在在文风上仍然存在很多问题，翻开报纸，打开电视，仍然可以看到和听到很多套话、空话，这和脱离实际是有一定关系的。领导干部也好，新闻记者也好，文风还是要追求准确、鲜明、生动。习近平同志讲话、写文章就很有特点，朴实无华，很接地气。1984年我采访他的时候，就发现他讲话不搞“穿靴戴帽”，没有官话、套话，直截了当地说“我们”怎么想、怎么干，“正定县”怎么做、有什么效果，简明扼要，深入浅出。
我们经常讲新闻理想，其实，新闻理想和我们国家、民族的理想是一致的，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党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就是开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严治党治国治军，我们重拾了党心，振奋了军心，赢得了民心。现在回头一看，四年多时间，我们党经历了多少惊心动魄的斗争，做了多少实实在在的事情，确实令人惊叹!短短几年好像过了好多年，国家各方面的变化之大、进步之大，都是以往不可想象的!
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们新闻工作者大有可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