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田会议永放光芒（篆刻）周建远作。
上篇·光明之路路在何方
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建设的流芳青史上，闪耀着一座重要里程碑——1929年，毛泽东、朱德、陈毅等在福建上杭古田领导召开的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彪炳史册的古田会议。
如果说，1921年嘉兴南湖红船上中国共产党的“形”随之而生，那么，真正找到思想建党、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之路，则是在古田会议。如果说，1927年南昌城头人民军队的“形”随之而生，那么，真正确立政治建军、加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军魂”，也是在古田会议。彼时，点燃于曙光小学的那一堆堆篝火渐成燎原之势，最终燃遍中华大地；人民军队从古田山坳中腾飞而起，从此激起中国革命的澎湃涛声。
然而，丰碑的矗立却走过了一段坎坷崎岖的漫长历程，集结成独属于1929年朱毛红军在赣南闽西艰苦斗争的故事。这故事，一讲就是85年。
——编 者
“蒋介石好比一口大水缸，而我们现在是一块小石头。总有一天，我们这块小石头会大起来，而且一定会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修铜一带不停留，便向平浏直进。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沉，霹雳一声暴动。”
1927年9月19日，天还没有放亮，跃跃欲动的一缕曙光沉落在天际，侧隐在莽莽群山脊梁的背阴那一端，让浓浓的黑幕笼罩着大地。毛泽东披衣踱出文家市的那座农家房舍，两手撑在腰间，深邃的双眼望向遥远的东方，口中吟哦着自己新作的词——《西江月·秋收起义》。
尽管这首词满怀激情，可毛泽东此时身处之境并不乐观。就在10天前，身兼中共中央特派员、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的他刚刚和总指挥卢德铭等人一起，领导发动了秋收起义，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随风飘扬的旗帜上绣着黄色的五角星和镰刀、斧头。
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部和第一团在江西省修水县城宣布起义后，立即从修水出发，向湖南平江进军。可是，出师不利。第一团在向平江县城进军途中，随该团行动的起义前收编的贵州军阀王天培残部邱国轩团倒戈，使得全师主力的第一团腹背受敌，攻打平江受挫，损失较大。由安源工农武装和矿警队组成的第二团和浏阳工农义勇队组成的第三团虽然先后攻克醴陵、浏阳县城，但都因力弱而失利。队伍被迫撤退到文家市，向长沙进攻的暴动计划如泡影一般破灭。
“接下来该怎么办？还是按原目的向长沙？不行。”毛泽东猛地吸了手卷“大炮筒”的最后两口，然后把烟蒂扔到地上，用脚把它使劲踩灭，自言自语道：“得开个会，明确方向，统一认识。”
当天晚上，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在文家市里仁学校后栋的一间普通教室里召开会议，讨论的主题只有一个——工农革命军向何处去？参加会议的人不多，只有毛泽东、卢德铭、余洒度、余贲民、苏先骏等9人，可关于是否该继续执行湖南省委9月8日下达的会攻长沙之命令的争论却十分激烈。
静静地听完别人的发言，毛泽东发表了经过深思熟虑的看法：“依我看,我们不能再强攻长沙，而且强攻长沙必败！我主张暂时南下湘南一带，寻机上山。具体来说，就是改变攻打长沙计划，退往湘南。”
此言一出，众人议论纷纷。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余洒度认为退却就是逃跑，叫嚷着如果不按上级命令攻打长沙，他就不干了。说罢，丢下枪转身而去。第三团团长苏先骏见状，也起身跟着走了。
站在一旁的卢德铭琢磨着毛泽东的讲话，好一阵工夫，他才恍然想通，站出来明确支持毛泽东。卢德铭虽然20岁出头，却是孙中山破例特招的黄埔军校二期高才生，跟随叶挺参加北伐，功勋卓著，又是秋收起义总指挥，威信很高，大家听他支持毛泽东，都沉默不语了。
有了卢德铭的支持，毛泽东兴致勃勃地站起来又发表见解：“我们向湘南方向退却后，还应该再退到可以屏护自己的大山里去。”
“那你不是要我们去当山大王？”
“说山大王也可以，山大王有什么不好，中国历史上哪个朝代没有山大王，而又有哪个朝代消灭过山大王？虽说山大王是带封建性的，但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山大王，是革命的山大王，古代社会不能消灭封建的山大王，难道就能消灭我们这个革命的山大王？”
“现在，我们的燃眉之急是保存革命的火种，保存力量。怎么样才能保存力量？办法是有的，就是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去，发动农民革命。我们应该明白一个道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只有强大的革命武装才能打倒强大的反动武装。客观地说，现在的蒋介石反动派还是比较强大的，好比一口大水缸，而我们现在是一块小石头。但我们相信，总有一天，我们这块小石头会大起来，而且一定会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
毛泽东深入浅出的谈话赢得了大家热烈的掌声，更让他们因受到挫折而沮丧的低落士气重新焕发了生机和热情。就这样，以退为进，看似后退、实为前进的文家市决策最终确立。
如何坚持井冈山的红色割据？如何击退强大敌人的步步紧逼？如何带领新生的人民军队走出困局？这一个个大写的问号横亘在毛泽东和朱德心里，重如千斤
循山而进，仰山而上。1927年9月29日，毛泽东率领起义部队到达江西永新县三湾村，在枫树坪下记下了著名的“三湾改编”故事。随后，部队上了井冈山。一面面鲜红的旗帜迎着强劲的山风招展飘扬，把井冈山的伟人峰点缀得分外妩媚和绚丽。
秋收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的消息，很快被风的使者带给了正在粤赣山路上艰难踯躅的南昌起义余部。朱德、陈毅心头为之一振，豁然开朗，立即派毛泽覃前往联络。无独有偶，毛泽东也在急切地寻找朱德，并派人下山接应南昌起义部队。双方的代表各显神通，不辱使命，各自找到了对方。1928年4月下旬，这两支在大革命失败以后最早发动武装起义的工农革命军，在历经百折千回之后终于会合到了一起。
4月24日前后，井冈山翠竹葱郁，杜鹃灿烂。砻市龙江书院里，一场历史性的会面徐徐拉开大幕。
朱德、陈毅早早地站在龙江书院门前的石拱桥上翘首以待，远见风尘仆仆的毛泽东身着一件灰布衣，健步如飞地向他们走来。到了拱桥前，毛泽东疾走几步，朱德紧趋而上，两双大手紧紧相握在一起。“你好，润之兄！”“你好，玉阶兄！”他们使劲地摇着对方的手臂，是那么热烈，又是那么深情。
5月4日，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合编成立，后按中央指示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从此，毛泽东和朱德这两位近乎完美的天才搭档，带领这支朱毛红军，以如椽之笔书写了中国历史的壮丽篇章。
朱毛会师后，打败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疯狂进攻。特别是龙源口大捷，红四军打破了赣敌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进剿”，从而使红军得到了宝贵的发展之机。在井冈山上，毛泽东经常形象而不失风趣地比喻说：“人不能老走着，老站着，也得有坐下来的时候，坐下来就得靠屁股，根据地就是人民的屁股。”红四军在这里广泛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斗争，很快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历史推进到了全盛的时期。当1928年夏季来临的时候，五百里井冈已遍插红旗。
井冈山的革命火种把国民党的屁股烧烫得坐卧不安，决计无论如何也要扑灭这颗星星之火。1928年11月，蒋介石纠集湘、赣两省之敌，准备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会剿”，并加紧进行经济封锁。12月上旬，当彭德怀、滕代远带领红五军主力来到井冈山，以期在朱毛红军的帮助下将他们刚刚创建的湘鄂赣革命根据地获得巩固和发展时才痛心地发现，红四军不仅面临的军事态势极为严峻，而且贫困拮据的经济状况几乎已经威胁到了红军官兵的生命。
如何坚持井冈山的红色割据？如何击退强大敌人的步步紧逼？如何带领新生的人民军队走出困局？这一个个大写的问号横亘在毛泽东和朱德心里，重如千斤。
井冈山银装素裹，惟余莽莽。随着朱军长一声“出发”的命令，红军战士跟随迎风飘扬的鲜艳红旗迈开了坚定的步伐，在崎岖蜿蜒的山间小路上，宛如游龙
1929年元旦过后，井冈山成了冰雪的世界。天寒地冻，红军官兵身穿单衣，食不果腹，甚至没有御寒的棉被。然而，从他们口中传出的依然是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动听歌谣：“红米饭，南瓜汤，秋茄子，味好香，餐餐吃得净打光。干稻草来软又黄，金丝被儿盖身上，不怕北风和大雪，暖暖和和入梦乡。”
如何击破敌人“会剿”和解决经济诸问题，已经到了必须做出最后裁决的时刻。1月4日至7日，中共红四军前委、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和红五军军委在宁冈县柏路村召开联席会议，最终确定了把红军一分为二，一部分留在井冈山正面对付敌人的进攻，另一部分外线作战，吸引敌人的注意力，并趁机解决困扰红军经济给养问题的“围魏救赵”之策。
相见时难别亦难。1月14日，黎明时刻。红四军主力第二十八团、第三十一团共3600多人集结在茨坪以南的下庄、小行洲，与自愿承担起守山之责的红五军兄弟告别。没有眼泪，只有一声声肺腑深处发出的珍重；没有胆怯，只有寒风中依然刚毅的神情。此刻，井冈山银装素裹，惟余莽莽。随着朱军长一声“出发”的命令，红军战士跟随迎风飘扬的鲜艳红旗迈开了坚定的步伐，在崎岖蜿蜒的山间小路上，宛如游龙。
没想到，“围魏救赵”的计策很快就被敌人识破，井冈山在万般无奈的风雪交加中陷落了。此时的红四军主力也是处境艰难，厄运连连。自离开井冈后的短短十六七天，一败大庾，二败平顶坳，三败崇仙圩，四败圳下村，可谓屡战屡败，茫然无助。
圳下突围时，朱德的妻子伍若兰掉了队，腿部中弹后受伤被俘，受尽残酷折磨仍坚贞不屈。灭绝人性的敌人还残忍地割下了伍若兰的头颅，吊在一个架子上面，上书“共匪首领朱德之妻伍若兰”，立在一个竹筏上，顺赣江漂流，沿江示众。当时，伍若兰才芳龄26岁，与朱德结婚还不到1年。朱德听到了妻子不幸遇难的消息悲痛不已，从此，独独爱上了兰花。
天，飘着鹅毛大雪，冰封大地，更冷冻着红四军战士的心。“天天被白军撵着走，都快过年了，还往哪里走？”“撕破龙袍是死，摔死太子也是死，与其这样被动挨打，不如与敌人拼个鱼死网破。”在失败的阴影下，怨言渐渐滋生。
为了鼓舞士气，总结下井冈山以来的战斗经验，研究下一步的行动方案，红四军在闽粤赣三省边界交会之处的罗福嶂召开了前委会议。
会议是在一个祠堂里举行的。厅堂里，燃起的篝火噼啪直响，围火而坐的毛泽东、朱德、陈毅、朱云卿、罗荣桓、林彪、蔡协民等人却一个个神色黯然，哑然无声。
这时，陈毅从裤子里捉到一只虱子。他灵机一动，风趣地说：“你们看，我捉到了一个‘俘虏’。”说罢，把拇指和食指捏着的一只虱子用口水点湿，扔进了火堆里。沉寂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
“是啊，不就是打了几个败仗嘛！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何必像死了爹娘似的。”朱德首先开口，他鼓励大家说，“前面有敌人拦我们，后面有敌人追我们，我们是真正的腹背受敌。要是贪生怕死求一条活路，那很简单，只要等敌人来时缴枪投降就可以了，但要是想革命到底，争取以后有好日子过，那就得靠大家共同努力，克服困难，把敌人消灭掉……”
“对，把敌人消灭掉，打吧！”大家高喊。
罗福嶂会议重新点燃了革命的星星之火。紧接着，红四军就在大柏地绝地反击，用胜利的捷报点燃了1929年农历新春的爆竹。
然而，回望来路，关山迢迢，井冈山的陷落，更阻隔了归途。向何处前进？向闽西挺进！
“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一枕黄粱再现。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笑谈之间，历史的风云在伟人的笔下凝成如此的慷慨气魄
“进城去！”3月，随着朱德的这声招呼，取得入闽首捷——长岭寨大捷的红四军队伍，从宝珠门和惠吉门两座古城门浩浩荡荡地开进长汀城。
入城之后，红四军帮助地方党组织建立了闽西第一个红色政权——长汀县革命委员会。闽西人民兴高采烈、欢欣鼓舞，他们实实在在地触摸到了新社会革命政权的脉动，相信自己很快可以昂头挺胸真正过上人的生活了。
在繁华富庶的长汀，长期转战于罗霄山脉的红四军官兵终于可以踏实地喘口气了。他们洗澡理发，到饭馆“打牙祭”，还穿上了崭新的灰布军装。
嗜书如命的毛泽东一头扎进了红四军缴获的大批古今书籍中，快乐不可名状。他查阅了《汀州府志》和《长汀县志》，并别出心裁地请来了钱粮师爷、老衙役、老裁缝、教书先生、佃农、游民等6种人来座谈，摸清了长汀的政治经济状况和风俗民情。
1929年3月20日，毛泽东在长汀辛耕别墅主持召开了中共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在赣南、闽西开展游击战争，发动群众建立公开的赤色割据局面，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迅速到来。这一决策巧合地为后来全国苏维埃运动的“大本营”和中心区域——中央苏区勾画了一幅宏伟的蓝图。
1929年4月，红四军趁蒋桂战争爆发之机，回师赣南，经古城，出武夷山，进抵瑞金，与从井冈山突围出来的彭德怀部队会师。5月初，红五军回到了井冈山，恢复了湘赣边界的割据局面。中旬，红四军第二次由赣入闽，抢渡滔滔汀江河。再于5月23日、6月3日、19日三次攻克闽西重镇龙岩城，重创国民党福建省防军第一混成旅。
三打龙岩后，毛泽东双手叉腰立在龙津河的一座小桥上，兴奋地说：“陈毅岂可无诗？”
“党代表见笑了。”刚从硝烟中走来的陈毅应声作诗吟咏：“闽赣路千里，春花笑吐红。败军气犹壮，一鼓下汀龙。”
毛泽东连连击掌叫好。早已胸有成竹的他，也即兴填了一首《清平乐·蒋桂战争》。词曰：“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一枕黄粱再现。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笑谈之间，历史的风云在伟人的笔下凝成如此的慷慨气魄！
此时，土地革命的烈火已经在闽西大地上熊熊燃烧起来。经过几个月的斗争，到1929年7月，龙岩、永定、上杭、长汀、连城、武平等县相继建立了各级红色政权；6县范围之内，中共党员增加了3倍，发展到近3000人；闽西红色区域纵横300多里，呈现出“战地黄花分外香”“寥廓江天万里霜”的大好景象。这不仅彰显了红四军下井冈山之后的革命斗争与实践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而且客观上为古田会议的召开提供了优越的外部环境条件，奠定了可靠的创新思路基础。
何其壮阔！何等辉煌！
一名叫刘安恭的中央军事部特派员带着中央写给红四军前委的“二月来信”，来到瑞金。任谁都没想到，此人和此信的出现，如同一股冬日寒流，吹得红四军上下惶惶不安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这是一切正义事业胜利的逻辑。
随着土地革命的深入和外部环境的好转，非无产阶级思想在红四军内部愈加滋生和蔓延。一些青年士兵花光了部队发的零用钱后，就结伙私自去打土豪，甚至出现了赌博嫖娼、挟公款逃跑的现象。
此时，新的考验与挑战已经倏然来临：在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在党员成分主要是农民的条件下，如何把党建设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把以农民为主体的军队建设成为新型无产阶级军队？面对这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闻所未闻的新课题，共产国际在探索思考，中国共产党在探索思考，朱毛红军也在探索思考。
1929年4月3日，一名叫刘安恭的中央军事部特派员带着中央写给红四军前委的“二月来信”，来到瑞金。任谁都没想到，此人和此信的出现，如同一股冬日寒流，吹得红四军上下惶惶不安。
手捧来信，读到中央对朱毛红军的关注和焦念，毛泽东和朱德十分高兴。可越往下看，两人的心情就越发沉重起来。来信读罢，朱德紧锁眉头，毛泽东则猛地丢掉手中的烟头，一屁股坐在椅子上，气愤地说：“不知道中央是什么意思？太悲观了，太悲观了！我不离开，我不走，拿轿子抬我也不走！”
原来，“二月来信”对红四军作了如此“重要指示”：“应有计划地有关联地将红军的武装力量分成小部队的组织，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中进行和深入土地革命”；“依据目前的形势，决定朱毛两同志有离开部队来中央的需要”“因为朱毛两同志留在部队中，目标即大，徒惹敌人更多的注意”。
4月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会议，讨论中央“二月来信”。会后，毛泽东以红四军前敌委员会的名义给中央复信，陈述了不同意见，并向中央报告了红四军的状况和计划。中央从复信中得到了关于朱毛红军更为全面的信息，也就不再坚持之前的错误意见，而且对朱毛红军的发展给予了更加有力的支持。然而，“二月来信”中的消极思想却在广大红四军官兵中沸沸扬扬地传开了。
无独有偶，“信使”刘安恭很快当上了红四军临时军委书记的要职。初来乍到，毛泽东、朱德等人都对他寄予厚望。但在留学德国、苏联多年的刘安恭眼里，红四军只是一支几乎没有受过正规训练的农民武装，“规章制度在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上没有记载，一个字也对不上号，不合规范，土里土气，统统应该废除。”带着傲慢与偏见，上任没几天，刘安恭就在主持的一次临时军委会议上作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决定：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军队的其他事情。
对于临时军委的这一决定，毛泽东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在他看来，作为下级的军委对作为上级的前委做出权利限制，不仅有悖于组织原则，使前委的工作发生极大困难，更会引起党内的混乱。
于是，一场表面上是红四军要不要成立军委、实质上是党和军队关系问题的争论甚嚣尘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