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在延安杨家岭召开。在这场座谈会上，毛泽东同志旗帜鲜明地提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文艺作品能不能成为真正的文艺作品，是不能‘自封’的，这就要看能不能得到群众的‘批准’”。

毛泽东同志为何会作出这样的判断？

当时的延安作为革命圣地，吸引了一大批有志于抗日救国的文艺工作者，他们富有才华且热情高涨，以笔为枪开展文艺创作。这些文艺工作者大都来自于城市，不熟悉工农兵生活、也不懂当地老百姓的语言，只是按照旧有的认识和习惯进行创作，导致许多作品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比如，有人在音乐会上不看对象唱美声，从头至尾唱“啊……”，好心的老乡疑是“打摆子”，赶忙端来热姜汤；有人与农民比邻而居，却“老死不相往来”，提笔只是写自己“五年以前，或十年以前的爱情”。对此，延安老百姓专门编了顺口溜予以批评：戏剧系的装疯卖傻，音乐系的哭爹喊娘，美术系的不知画啥，文学系写得“一满解（害）不下”（方言，意思是什么也不懂）。

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些实际问题，毛泽东同志在这场座谈会上提出，文艺创作要让群众“批准”、为人民大众服务。

其实不只是文艺作品，我们改进文风同样也要让群众“批准”、让人民大众满意。

不论是讲话、写文章、作调研报告还是参与文件起草，在我们的日常工作中处处都体现着文风。特别是近一段时间以来，党中央部署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也明确指出要“坚决防止形式化、套路化、表面化”。

一直以来，我们党都高度重视改进文风，在延安时期，就把反对“党八股”作为整风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反对文章里、演说里和开会时存在的呆板的旧形式、旧习惯，弘扬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形成我们党的文风，反映我们党的革命斗志和精神面貌。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当前一些单位或个人文风不实，假、大、空等现象仍不同程度存在。事实上，一些单位已经认识到了文风问题的重要性，但思想认识在现实中落地效果却不尽如人意，甚至“越改越偏”。

为何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一个关键原因就在于没有找准评判文风好坏的标尺。正所谓文无定法，从遣词造句、表情达意等技术角度看，好文风似乎没有什么明确的标准。但如果从服务对象这一根本落脚点出发，就能明白文风的好坏不能凭自我感觉，也不会由极个别人来决定，而应当由它最广大的服务对象——人民群众来评判，让人民群众愿意看、看得懂并从中受益才算得上好文风。

习主席在《努力克服不良文风 积极倡导优良文风》一文中就提到，“把改进文风同改进干部工作作风结合起来，尤其要加强调查研究、深入了解群众呼声。”他在文中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在老乡家拉家常与在办公室接待群众来访不一样，睡在农家硬板床上考虑问题与坐在办公室沙发上考虑问题不一样，能够发现平时在办公室看不到、听不到的问题，学到在办公室学不到的新思想、新话语，拿出在办公室想不到的新思路、新举措。”

这进一步说明，文风表面上看是语言文字的事情，实际上是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事情，文风的背后是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和学风，不是仅靠语言文字本身及其表现技巧所能够解决的。不触及实际问题，就会有套话；不回应群众关切，难免有空话。改进文风，只有与群众想到一块，才会说到一块；只有认真调查研究，方能言之有物。

群众的思想最鲜活、语言最生动。因此，我们改进文风，就必须从思想和感情深处把人民群众当主人、当先生。我们的文件、讲话、文章就必须体现群众意愿，让群众愿意看、看得懂，愿意听、听得进。

前不久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就提出了“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自觉向群众学习、向实践学习，从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中获得正确认识”的具体要求。

这也再一次说明，改进文风，根在群众。只有坚持不懈地走基层、做调研、办实事，使我们的文字真正扎根于人民群众，扎根于现实生活，与人民群众达成共识、形成共鸣、产生共振，才能真正让言者提气、听者服气。我们改进文风的工作也才能取得更大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