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出生的重庆电影人张炼红，从小就听父母讲述那段“跑警报”的岁月。
父亲常提起最惊心动魄的一天：日机突袭，警报响起。他跳上一艘长江边的小船，从渝中半岛赶往南岸。靠岸后，他沿着河滩一路奔向山上，在那里住院的妻子刚刚生产。他们抱着襁褓中的婴儿，冲进附近的防空洞。
图为电影《火凤重天》的宣传海报。（受访者供图）
几十年后，这段既是创伤、又是见证的家族记忆，成为张炼红耗费7年搬上大银幕的动画电影《火凤重天》的情感核心。这不仅是一次创作，更是她对一个被不停追问的问题的回答——80年前的那场胜利，对今天的我们意味着什么？
用牺牲换来宝贵和平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铁路并嫁祸中国军队，以此借口炮轰北大营，进而侵占沈阳及东北地区，中国人民14年抗日战争由此开始。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全面侵华。张炼红的父母当时在北平读书，随学校西迁辗转到重庆，却依旧未能躲过战火。
1938年起，日本对重庆进行无差别、地毯式轰炸，企图“以炸迫降”，摧毁抵抗意志。这一在西方鲜为人知、持续6年多的大轰炸导致重庆3.2万人直接伤亡。
日军轰炸后的重庆，只剩下断壁残垣。有人死于炸弹，有人因窒息或踩踏葬身防空洞，街头到处是呼喊着寻找亲人的百姓。
张炼红的父母毕业后，在重庆一所学校任教。那里聚集了许多孤儿。烽火连天，幼小的孩童被抛入深重的苦难之中。
1943年初春的夜晚，在一个只有半截屋顶的窝棚里，8岁的程铭裹着破麻袋和烂棉絮，躺在七八个和他一样无家可归的孩子中间。
程铭回忆，他的父亲和爷爷被日机投下的炸弹炸死。祖母带着他逃到市郊躲避轰炸，每次听到警报，祖母就会条件反射地抽筋。轰炸稍停，祖母带他回家，看到房子已成一片废墟，一下昏倒了，从此一病不起。祖母死后，全家就剩下程铭一人。
“我们要铭记侵略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他说。
从1931年到1945年，作为东方主战场，中国付出了3500多万军民伤亡的巨大代价，抗击了日本军国主义主要兵力，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战争无情地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这些亲历者的故事，也在张炼红的成长中留下深刻烙印。她常想，如果没有那场被强加的战争，这些生命也不会逝去。
6月24日，在美国洛杉矶，《苦干》摄影师斯科特的儿子马克·斯科特（右二）在首映前与家人合影。新华社发
多年后，张炼红看到获奥斯卡纪录片奖的《苦干》。影片由美籍华裔艺术家李灵爱策划，美国战地摄影师雷伊·斯科特辗转中国多地拍摄而成，用珍贵的彩色影像记录了抗战时期的中国。
张炼红深受震撼，决定用动画形式再现《苦干》的记录，包括日机投弹、重庆大火、市民奋力扑救的场面。
今年6月，《火凤重天》在重庆渝中区朝天门的一家影院首映。80多年前，日军炸弹如雨洒下，这一繁忙的航运码头，几近被炸成废墟。
“这段历史距今已经80年，但并不遥远。人类面对的困境没有根本改变。”她说，“遥远的不是时间，而是共情的意愿。我们做这个片子，就是把老人讲的故事变成年轻人懂的语言，缅怀消逝的生命，铭记和平的不易。”
迈向强盛国家的开端
3岁那年，出生在延安的景蕾第一次看到外公胸口的枪伤疤痕。她的外公曾是一名八路军战士。
“外公用孩子能理解的语言给我留下了抗日战争的第一印象，那就是落后就要挨打。”这位47岁的作家说。
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牺牲最多的民族解放斗争，也是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斗争。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胡永恒指出，纪念抗战胜利对中国人有特殊的意义。
“抗日战争的胜利使中国不仅避免了亡国的危险，同时崛起成为大国，是中华民族从衰败走向复兴的伟大转折。”胡永恒说。
中国社科院发表在《求是》上的一篇文章说，抗日战争胜利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伟大胜利，它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为祖国发展繁荣而不懈奋斗。
2015年9月3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这是抗战老兵乘车方队通过天安门广场。新华社记者申宏摄
2015年9月3日，在新中国成立后首次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为主题的阅兵中，景蕾的外公作为老兵代表在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
在长篇小说《我们的外公外婆》中，景蕾描绘了战争年代的人们难以想象的今天：一日三餐有多种选择，衣橱里挂满穿不过来的衣服，在冬有暖气、夏有空调的舒适房间里，孩子们安心读书。
她说，这些寻常的幸福，正是一个国家足够强大、社会足够稳定才能给予的。
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面对新挑战，纪念抗战胜利有着现实意义。
“苦干精神是中国人的民族精神，在任何时代、对任何人都有用。”张炼红说，“一定要看到，只要奋斗和努力，是可以跨过艰难时刻的。”
凝聚人类的正义力量
74岁的小林阳吉近年来一直记录和传播“日本八路”的故事。他的父亲小林清曾是侵华日军士兵，被八路军俘虏后送往延安学习，最终投身反战，与中国士兵并肩作战。
“作为日本人，最终选择参加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帮助我实现了思想的深刻转变，认识到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的非正义性。”父亲曾对他说。
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给欧亚及其他地区的许多民族带来人类历史上空前的灾难浩劫。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正式签署投降书。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以正义的胜利宣告结束。
在那场关乎人类命运的战争中，许多外国人与中国人并肩作战，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正义和进步的一边。
延安清凉山上，至今还保存着80多年前使用的气象观测设备和数据，见证了中美在抗战期间的合作。
1945年8月，周恩来（左一）同毛泽东（右二）、张治中、赫尔利在驻延安美军观察组住处前合影。新华社发
抗战后期，美国空军动用称为“超级空中堡垒”的B-29轰炸机，对日本本土以及华北、华东的日军据点进行轰炸。为保障飞行安全，美方迫切需要在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建立气象观测站。1944年，美军观察组成员抵达延安，建立了气象台。
延安气象台的工作人员杨帆说：“美军带来气象仪器，还指导我们学习使用。”八路军的学员被分配到陕甘宁边区和晋冀鲁豫等根据地，建立起6个气象观测站，有力支援了美军作战行动。
延安中学的校园内至今保留着当年美军观察组居住过的窑洞。窑洞内地面铺上了灰砖，外面设有木柱组成的走廊，是当年全延安最“豪华”的窑洞宾馆。
陕西延安干部学院科研部部长刘凡超说：“美国在与中国的合作中，看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巨大力量。”
2003年3月，史迪威将军的外孙约翰·伊斯特布鲁克来到“史迪威公路终点站”——昆明碧鸡牌坊。新华社发
20世纪40年代初，约瑟夫·史迪威出任同盟国中国战区参谋长、中缅印战区美国部队最高司令官等职，与中国军民并肩战斗，推动修建了被称为“抗日生命线”的史迪威公路。
为缅怀这位美国将军，重庆市政府对其旧居进行修缮，并建立博物馆。
2023年8月8日，嘉宾在史迪威将军生平图片展上参观。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 摄
史迪威的外孙约翰·伊斯特布鲁克多次来中国。他说，美中两国人民有许多共同点，尤其是对和平生活的向往。
“二战期间美中两国人民的友谊，理应被铭记，并成为今天增进友谊与理解的基础。”他在接受新华社专访时说。
今年是二战胜利80周年，也是联合国成立80周年。
80年前那场胜利，不仅改写了中国的命运，也重塑了世界格局。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大国关系研究室主任钟飞腾说，人类再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纪念这场胜利，就是要明确对战争的态度。
“战争对人类社会造成的破坏极其巨大。唯有以协商合作化解分歧、以和平共处取代冲突，才能推动人类社会的共同发展。”他说。
（记者韩松 程露 白旭 周思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