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踏访革命旧址和座座军营，探寻我党我军纯洁内部关系的源头活水——

“五湖四海”涵养清风正气

■解放军报记者  李建文  宋  逸  熊思琦

江风拂面，浪奔浪涌。

站在三峡大坝，记者俯瞰万顷碧水的壮阔景象：从三江源头，一条条细流汇入长江，横穿峡谷，汇聚成高峡平湖，产生雷霆万钧的巨大势能。

江水奔涌至赣北大地，一座英雄城赫然挺立：从南昌城头，一支军队汇聚起五湖四海的儿女，历经近百年奋斗，淬炼成无往不胜的钢铁力量。

穿越战火硝烟，踏访座座军营，一条朴素而深刻的铁律穿越古今：团团伙伙、“山头主义”是滋生腐败的毒瘤，而“五湖四海”、海纳百川正是涤荡淤泥杂质、涵养清风正气的源头活水。

一支部队的崛起和一种作风的传承——

平时不拉“山头”，战时能攻“山头”

晨曦微露，引擎轰鸣。雁门关外，随着空军航空兵某旅指挥员一声令下，战鹰直刺云霄。

“我们这支部队刚刚列装国产新型战机，从兄弟部队交流来不少飞行员和机务骨干。”训练间隙，指挥员向记者介绍，“他们虽非本单位‘土生土长’，却是新质战斗力生成的中坚力量。”

记者走进旅史展陈馆看到，这支部队在抗美援朝和国土防空作战中击落击伤敌机72架次，涌现出“李世英中队”、“二级战斗英雄”韩德彩等一大批英模集体和个人。

细数历史，一支由来自五湖四海的官兵汇聚而成的空中劲旅成长脉络清晰可见。

“我旅前身是新四军的一支部队。”解说员说，新中国成立初期，空军以这支部队为班底组建，不仅从全军各部队抽调一大批飞行苗子，还吸纳了解放战争时期整合改编的国民党军队人员。

“一切从战场上考虑，不顾一切取得胜利。”该旅江政委对部队历史如数家珍，“当时，部队秉持‘英雄不问出处’的原则，大胆使用各方人才，让来自不同阵营的官兵迅速融合，很快形成强大的凝聚力战斗力。”

“当年，我们组建几个月，就飞赴鸭绿江边参加抗美援朝作战。”解说员的脸上写满自豪，“队伍虽然年轻，却打出了让美军闻风丧胆的赫赫威名。”

谈起那段“空中拼刺刀”的战斗岁月，江政委感慨：“正是主动拆除部队界限、本位主义的‘无形山头’，才使前辈们迸发出无往不胜的战斗力，让对手发出‘中国几乎在一夜之间变成了世界上主要空军强国之一’的惊叹。”

“平时不拉‘山头’，战时能攻‘山头’。”江政委说，“这样的传统深植于我军血脉之中，成为人民军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制胜密码。”

该旅某场站东南角几十公里处，是著名的雁门关伏击战遗址。1937年10月，八路军第120师358旅716团发动雁门关伏击战重创日寇，取得继平型关大捷后又一个较大的胜仗。

熟悉这段历史的该旅官兵发现，就在雁门关伏击战两个月前，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红二军团和红28军组建358旅。

看着黑石头沟内一面青黑色巨崖上，“雁门关伏击战遗址”8个朱红色的楷书大字，江政委感慨地说，始终用海纳百川的胸怀凝聚来自五湖四海的官兵，才能在短短两个月内凝聚起无往不胜的战斗合力。

这样的胸怀，要追溯到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的“木黄会师”——

1934年8月，红六军团奉命西征，寻觅与中央失去联系两年多的红二军团。穿越崇山峻岭，历经千难万险，两个军团10月在贵州省印江县木黄镇胜利会师。

会师后，双方从大局出发，主动向军委建议“两个军团应集中行动”。共同行动时，由红二军团指挥部统一指挥。他们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牵制敌军兵力，成功策应中央红军转移。

五湖四海聚劲旅，薪火相传谋胜战。作为一支战功赫赫的老牌空中劲旅，该旅历经多次转隶整编、改革重塑与装备更新，但始终坚持“五湖四海”的优良传统，在人才流动与力量整合中一次次实现战斗力跃升。

几年前，旅里担负空军战斗机飞行员改装承训任务，一批批飞行员来到这里加钢淬火。面对人机资源紧张、新老飞行员训练冲突的现实矛盾，他们不仅向兄弟单位输送多批优秀飞行员，还输送了这个光荣集体特有的胜战品质，助力多个单位如期改装。

“把自己培养的优秀飞行员，输送到其他单位，舍得吗？”面对疑问，旅领导坦陈心声：“独行快、众行远。我们输送了一批种子，空军却能收获一片森林，何乐而不为！”

一名干事的提拔和一位政委的警觉——

要团结，不要“结团”

这些天，陆军某旅张政委感到很“清静”——研究干部人事任免，没有人给他“打招呼”；干部晋升后，没有人给他发信息、打电话表达“感谢”。

张政委对这样的“清静”颇感欣慰：“说明大家的组织观念在增强，遇事相信组织、依靠组织，而不是托人情、找关系，寻求‘首长关照’。”

深化政治整训中，张政委在一堂“反对‘山头主义’，坚持‘五湖四海’”的警示教育课上，提起一桩往事——

一名机关干事提拔为教导员后，跑到他办公室，言辞恳切地说：“首长，没有您的关照，就没有我的今天，今后您让我干啥，我就干啥！”

“明明是旅党委集体研究、按程序作出的决定，怎么能把功劳记到我头上？”对此，张政委严厉批评，“我们都是党的人，党让干啥就干啥！”

课堂上旧事重提，张政委语重心长地对官兵说：“如果我当时坦然接受、甚至默许这种感恩，就等于无形中在党内关系中掺入了‘江湖义气’的杂质，在同志之间划出了‘自己人’的圈子。”

“真正的革命者，从不将武装和资源视为个人的私产，更不会将自己的部属当作‘家臣’。”今年盛夏，张政委带领官兵到某县驻训。1938年7月，八路军第115师344旅在旅长徐海东指挥下，在该县町店镇打响了堪称“晋南地区平型关大捷”的町店战斗，一举毙伤日军约1000人。

驻训之余，张政委组织官兵到町店战斗烈士纪念碑祭奠，给大家讲起了徐海东“5000块大洋送中央红军”的故事——

1935年，经历长征，初到陕北的中央红军，补给奇缺。毛泽东写了一张借条给时任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希望他能借2500块大洋给中央，以解燃眉之急。

当时，红十五军团家底同样薄弱，面临伤病员过冬、战士缺衣少食等难题。然而，徐海东深知，中央红军若难度寒冬，革命大局将受重创。

看到借条后，徐海东当即叫来供给部长询问家底。当听说还有7000块大洋时，他立刻下令：留下2000，剩下的5000，全部送给中央！

“在徐海东心中，无论红十五军团还是中央红军，都是党的队伍，不是哪个私人的武装。”张政委提醒大家思考，“为什么我们党领导的军队能够做到不分彼此、守望相助，一家作战而众家火速驰援？而国民党的军队却派系林立、勾心斗角，一家被围而众家作壁上观？”

“因为我们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是建立在共同理想信念基础之上的。”张政委的话，引起大家共鸣。

“搞‘山头主义’的人总有一天会出事！”课堂讨论中，张国焘拉山头、搞分裂的可耻行径被官兵屡屡提及。

红军长征途中，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把党交给他们负责的地区和领导的队伍当作自己的私产，培植亲信，排除异己，严重破坏了党和红军的集中统一。

“把个人和小团体的利益凌驾于党和红军整体利益之上，就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交流讨论中，一个历史细节令记者印象深刻：张国焘叛逃时，连一个警卫员都没能带走。

教育课尾声，张政委语气坚定地对官兵讲：“要团结，不要‘结团’。大家想一想，也可以互相问一问，咱们旅这些年的干部成长进步，有哪一个是因为攀附关系、搞团团伙伙上去的？没有！今后也一个不允许有！”

一次聚会的真相和一幢别墅的镜鉴——

战友之情，不能被私利捆绑

金陵古都，一座不起眼的营院，担负着为部队招标采购的使命。

作为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中新组建的单位，记者采访发现，该部官兵来自全国多个地域、全军不同单位。

该部王主任说：“在我们单位，没有复杂的关系网需要经营，没有沉重的人情债需要偿还，大家都心无旁骛投入到工作中。”

前不久，南方一家公司偶然在网上看到他们发布的某项目招标采购信息。公司负责人感到自身资质和能力完全符合要求，便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投了标。没想到，在没有联系任何人、没有托任何关系的情况下，竟成功中标。

事后，这家公司负责人感慨：“想找个人感谢都找不到门。”

作为这个单位的主官，王主任向记者讲述了一段曾经困扰他的经历——

那时，王主任刚上任不久，发现自己的电话多了起来。“打电话的人，不是以老乡，就是以战友和同学等名义来套近乎。”王主任苦笑道，“我心里很清楚，他们看重的不是我，而是我手中的权力。”

一次，一个退伍经商的老战友打来电话，说出差路过，想约几个老战友聚聚。想着战友大老远来，不见个面说不过去，王主任按时赴约。

谁知，这场看似单纯的战友叙旧，实则是对方希望他在某个招标采购项目中“多多关照”。席间，战友还提议建个微信群，“方便以后联络感情”。

回去之后，王主任就主动退出了这个微信群。

“你这样做，会不会让战友觉得不近人情？”面对记者追问，王主任坦言，“我不是不认战友，而是不认可这种被利益捆绑的关系。真正的战友情，应该在战场上生死相托，而不是假借战友之名结成小团体、小圈子，相互利用、谋取私利！”

王主任的单位不远处，坐落着一幢英式别墅。这里，曾是宋子文的公馆。

上下班路上，他经常路过这里，对这座公馆印象深刻。猛一看，矮围墙、茅草顶，似乎并不起眼，细了解才知道，其屋顶的茅草竟是从拉丁美洲进口的，客厅地板木料及沙发都是从外国进口的精品，连百叶窗也是舶来品。

每次看到这幢别墅，他都能想起民国时期“四大家族”的兴衰。

彼时，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以亲缘联姻为纽带，以利益捆绑结同盟，构建起垄断军政财权的特权集团。他们借助家族势力垄断资源，大发国难财，最终导致权力大厦崩塌，利益网络瓦解，树倒猢狲散。

“这些年查处的一些大案要案中，就潜藏着利益输送、权力交易，不仅破坏选人用人风气，更严重破坏政治生态、破坏党的团结统一。”王主任告诉记者，“深化政治整训，就是要剜掉山头主义这个‘毒瘤’，让团团伙伙无处藏身。”

少了利益羁绊，政治生态才能更加纯净。很多官兵告诉记者，在这个不论亲疏、不分地域、不搞“山头”的单位里，干部的晋升与评价完全凭德才、看实绩；招标采购不看来头、不搞内定，一切以资质实力为准绳，择优而用。

谈起深化政治整训中政治生态的深刻变化，王主任十分感慨：“从严纠风治弊、严惩腐败分子，形成了强大警示震慑，对大家是刻骨铭心的教育。现在，各种请托办事、拉关系走后门的电话和短信不见了，周末也清静了。”

记者手记

百川归海处，清气满乾坤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一再提醒和告诫广大党员干部，“干部都是党的干部，不是哪个人的家臣”“党内决不能搞封建依附那一套，决不能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那一套”“党内不能搞人身依附关系”。

纵观我党我军查处的很多贪腐案件，背后都潜藏着盘根错节的“圈子”“山头”和团伙的影子。历史与现实反复证明：团团伙伙、“山头主义”，是侵蚀党的肌体、滋生腐败的毒瘤，必须彻底铲除。新征程上，各级党员领导干部更要带头接受政治整训的淬炼，自觉筑起抵御歪风邪气的思想堤坝，让内部关系清清爽爽、规规矩矩，让清风正气充盈军营、涤荡兵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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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踏访革命旧址和座座军营，感悟党员领导干部挺身担当作为的奋斗精神——

炉火淬炼“铁肩膀”

■解放军报记者  杜  娟

陆军某旅在战旗广场开展教育活动，讲解员为官兵讲述战旗背后的英雄故事。 黄振宇摄

初冬时节，圣地延安，凤凰山麓，记者走进毛泽东同志旧居。

1937年9月，正是在这个窑洞里，毛泽东同志写下了那篇著名的战斗檄文《反对自由主义》。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明哲保身，但求无过”“敷衍了事，得过且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毛泽东同志笔锋直指一些党员领导干部的思想和行为时弊。

自我革命的炉火，与全民族抗战烽火同时点燃，淬炼出一个担当民族解放大任的政党、一支勇挑救国图强重担的军队。

薪火相传，熔炉正红。进入新时代，习主席勉励党员领导干部“凡是有利于党和人民的事，我们就要事不避难、义不逃责，大胆地干、坚决地干”，要“愿挑最重的担子、能啃最硬的骨头、善接烫手的山芋”。

告别凤凰山，走向一处处革命旧址和座座军营，记者抚今追昔，见证和思考党员领导干部淬炼“铁肩膀”、勇于挑重担的故事。

从“千里跃进大别山”到“三次请战渡海峡”——

狭路相逢勇者胜，危难时刻见担当

第81集团军机关驻地，燕山山脉环绕。西山制高点上，有一个“八角台”。

这里，是我军著名的华北大演习的观礼台。上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曾在这里观看11万大军的陆空合同作战演习。

当时，每天近3个小时的演习，时年77岁的邓小平每场必看，他说：“这样的演习多年没有搞过了，要把部队的气鼓一下，把军队训练得像个军队的样子。”

“军队的样子”是什么？邓小平望远镜的视野里，是否叠现着那支在泥泞里跋涉的大军？

“我这一生，这个时候最紧张，听到黄河的水要来，我自己都听得到自己的心脏在怦怦地跳！”邓小平曾如此回忆。“这个时候”，发生在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通过黄泛区之前。

1947年7月，毛泽东给刘伯承、邓小平发了一封秘密电报，坦言：“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当时，晋冀鲁豫解放军刚刚经历一个月连续作战，部队亟待休整。

但是，刘伯承、邓小平深深意识到，挺进大别山，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关系战略全局和党中央在陕北的安危。

“当时我们二话没说，立即复电：半个月后行动……实际不到10天，就开始行动。”12万大军，下决心不要后方、远离根据地，穿越黄泛区，连渡沙河、涡河、汝河、淮河，官兵高喊“狭路相逢勇者胜”，与围追堵截的敌军一路血战，最终把红旗插上大别山。

危难时刻，这是怎样的担当！这是怎样的勇毅！

从“八角台”南望，记者仿佛还能看见琼州海峡汹涌的波涛。

1950年春，退守台湾的蒋介石在海南岛部署10万兵力，50余艘军舰日夜巡弋琼州海峡，几十架战机盘踞长空。

当时，我海军、空军尚未成形。受金门战役失利影响，党中央对发起渡海作战极为慎重。

“此时不渡，更待何时？”时任第12兵团副司令员兼第40军军长的韩先楚，果断提出3条提前攻岛的理由：“利用谷雨节气前后的东北风，渡海作战可实现奇袭效果；海南岛海岸线漫长平整，我军可多点登陆分散敌军防御力量；有在岛内斗争20多年的琼崖纵队配合，能里应外合……”

短短数日，韩先楚接连发出十几封加急电报，3次向上级甚至中央军委请战，急迫之情溢于言表。

当年4月，毛泽东同意提前发起解放海南岛战役。16日晚，韩先楚亲率第40军主力和第43军一部，乘坐400多艘帆船，强渡琼州海峡顺利登岛。

5月1日，海南岛全境宣告解放。

此时，距朝鲜战争爆发仅剩55天！毛泽东在接见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时，意味深长地说，要是晚打两个月，海南很可能变成第二个台湾。

“韩先楚将军事不避难，义不逃责、主动作为的胆魄，令人敬佩。当前，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已进入倒计时，一刻也拖不起，半天也等不得，必须整治‘消极保安全’‘怠工不作为’等顽疾。”

回忆这段往事，该集团军领导对记者说：“时至今日，面对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任何庸懒无为都是变相腐败，‘腐’的是党和人民赋予的责任与信任，‘败’的是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大好机遇。”

“短期无法见效的事情不干，有责任风险的工作不做……”在该集团军某旅党委会上，个别人心里的“小九九”，被旅领导犀利点破，“这种‘不贪不占也不干’的消极心态，侵蚀的是战斗力根基！”

改革转型向纵深推进，一些规划需要长期攻关，是否坚持投入？去年演习中，二级上士杨云飞发现坦克分队高强度行军后，发动机润滑系统容易发生故障。有关部门悉心调研后，提出了一份为期3年的攻关计划。

方案提交后，引来质疑声：“当前训练任务繁重，投入大量精力搞一个3年后才能见效的项目，值得吗？”更有甚者给旅领导提醒：“要是弄不好，还要被追责，何必自找麻烦？”

对此，该旅领导一锤定音：“对战斗力建设有益的事，再难、再久也要干！”如今，这个攻关项目提前一年进入发动机样品测试阶段。

从“湘江铁血阻击战”到“四进三出马石山”——

时刻听从党召唤，专把重担挑在肩

“面对齐腰深、冰冷刺骨的河水，全连官兵没有一丝犹豫，一个接一个冲进水里，涉水奔袭近一公里，战斗结束时衣服早已被身体烘干了！”时隔一年，第79集团军某旅“红三连”洪连长再次忆起那场战斗，眼神里仍然充满血性。

当时，营里部署战斗任务，个别连队干部看到侦察信息显示的这条涉水进攻路线，面露难色，想挑选其他冲锋难度低的路线。三连洪连长二话不说，当即请战：“把最难走的路线、最难攻的要点，交给我们连！”

战斗打响后，面对“敌”重重火力封锁，三连党员干部带头涉水奔袭，将战旗插上“敌”阵地，成为全旅首个完成战斗任务的连队。

“时刻听从党召唤，专把重担挑在肩！”在连队荣誉室，洪连长说，“这是‘老队长’陈树湘熔铸在我们血脉中的信念。”

连队荣誉室里，一束灯光打在陈树湘的雕像上。这位湘江战役中壮烈牺牲的师长，曾任“红三连”所在营前身部队——红一军团总指挥部特务队队长，负责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的警卫工作。

1934年10月，红军踏上长征路，面对敌人的疯狂追击，“红三连”前身中革军委警卫团二连，负责掩护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突破封锁线。

第一天战斗后，连队阵地上剩下不到60人，尽管连长、指导员都牺牲了，但连队官兵坚守阵地，面对十几倍于己的敌人，无一人撤退。3天内，他们打退敌人数十次进攻，为中央机关渡江赢得时间。

此役，全连最后仅剩22名战士，其余官兵壮烈牺牲。

今年9月3日的盛大阅兵式上，该连战士赵畦手擎“能攻能守的模范党支部”战旗，和其他79面战旗一起接受党和人民检阅。

看到这一幕，参加阅兵的陆军某旅二连“马石山十勇士”班第47任班长陈帅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10年前，我们班的英雄战旗也在九三大阅兵战旗方队中接受检阅。”

1942年11月，日军“扫荡”胶东。八路军胶东军区五旅十三团七连六班10名战士，执行完任务路过马石山，看到6000多名群众被日伪军围困。在没有上级明确指示的情况下，他们毅然决定放弃归队，留下来帮助群众突围。

十勇士分兵诱敌，在枪林弹雨中反复冲杀，“四进三出”为群众开辟生路，最后全部壮烈牺牲。

“这种敢于担当、敢于攻坚的血性品格和战斗精神，发轫于战争岁月，在官兵身上代代传承。”抚摸着模拟当年十勇士突围路线的沙盘，该旅闫政委激动地告诉记者，如今，官兵主动冲在一线挑重担、破难题的举动随处可见。

一次演习中，该旅“济南英雄连”时任连长孙金龙在左臂受伤的情况下，主动请缨带领一个班昼夜不停急行军，进行“敌”后穿插，最终圆满完成机降突击任务，被大家誉为“钢铁连长”。

该旅党委担纲推进23项重难点攻关研究，领导带头铆在演训场研究战法运用。去年以来，他们自主研发8项技术成果，其中2项已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担当是共产党人穿越烽火岁月的精神脊梁，更是新征程上我们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精神利刃。”前不久的年度任务攻坚动员会上，该旅党员干部庄严宣誓——

“作为新时代党员干部，必须敢挑最重的担子，敢啃最硬的骨头，敢担别人不愿担的风险，带领部队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从“一个连队接力实干”到“两任班子持续攻关”——

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

“体系防空能力建设实现新突破！”陆军某防空旅阶段成果汇报会上，一幅实时更新的防空作战态势图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

这项课题，始于上一任党委班子的筹划立项，在新任班子接续推进下取得重要突破。两任党委班子“一张蓝图绘到底”的过硬作风，被传为佳话。

去年底，该旅领导班子调整。新任杨旅长到任后，面对“这是前任的项目，干好了成绩算谁的”“另起炉灶更容易出彩”等杂音，态度明确：提升战斗力才是硬道理，决不能为了个人政绩搞花架子、乱作为。他与班子成员统一思想：只要是提升战斗力的事，不论谁开的头，都要一抓到底。

旅党委没有盲目上马新项目，而是围绕研发中遇到的“复杂电磁环境下体系防空的稳定性”“跨单元协同指挥”等难题展开集智攻关。前不久，该旅运用新研究的战法，在复杂电磁环境下成功构建起多层次防空火力网，有效提升各作战单元之间的协同效率。

“战斗力建设不是短跑，而是接力跑。为了搞政绩折腾部队，表面看是积极干事创业，实则是胡乱作为、空转虚耗。”杨旅长告诉记者，担当作为就要真抓实干、埋头苦干，一任接着一任干。

这样的优良传统，在旅队历史上传承已久。从红军“反围剿”开始，至今近百年来，该旅“清涧起义红四连”历任主官带领官兵始终把提高射击精度，作为制胜打赢的主攻方向和目标，使“打之必中”成为连队的独特优势。

在弹药极度匮乏的“反围剿”艰苦岁月里，连队锤炼“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的硬功，将首发命中练成了官兵的一种本能。

解放战争中，连队在运动战、城市攻坚等各种作战样式中，将射击精度与战术突防深度融合，磨砺出“精准突击、一击制胜”的尖刀锋芒。

抗美援朝战场上，面对敌机的空中优势，全连官兵将攻坚焦点转向高射炮对空射击，潜心研究敌机航速、高度与弹道的关系，在实战中不断总结提高，最终创下配合兄弟单位3天内击落击伤敌机33架的辉煌战绩。

一届届连队班子接续深耕、攻坚克难，神枪手、神炮手层出不穷。如今，连队官兵熟练操作新型武器系统，在反无人机等新质作战领域续写着“弹无虚发”的新传奇新篇章。

前不久，曾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93岁炮一班班长王安保回到连队，抚摸着崭新的火炮，动情地对年轻官兵说：“咱们连从第一任老连长开始，就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不仅把这种精神刻在了炮膛里，更是把它刻在了胸膛里！”

（采访得到王军杰、王钟卫、周旋、龙礼彬、赵前松大力支持）

记者手记

事不避难  义不逃责

习主席强调：“干部敢于担当作为，这既是政治品格，也是从政本分。”这对军队领导干部勇于担当、善于作为提出了明确要求。

当前，在政治整训、正风反腐高压态势下，个别领导干部产生了“怕出事不愿干事”的“避事”心态。说到底，还是私心太重，将个人“乌纱帽”置于强军事业之上。新征程上挺膺担当，必须破除“避事”心态。只有视风险为考验，把挑战当机遇，面对大是大非敢于亮剑，面对矛盾冲突敢于迎难而上，面对危机困难敢于挺身而出，面对歪风邪气敢于坚决斗争，方能扛起强军重任、不负人民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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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踏访红色场馆和座座军营，感悟领导干部以健康情趣励志修身的重要性——

“精神镜像”映风骨

■解放军报记者 陈典宏 李由之

陆军某旅“尊干爱兵模范连”组织读书分享活动。肖理文摄

初冬，湖南韶山寒意渐浓，毛泽东同志故居游人如织。

故居附近，有一座青砖黛瓦的私塾，还有一个碧波荡漾的池塘。这座私塾，是毛泽东少年读书的启蒙之地；在这个池塘里，他学会了游泳。

“读书和游泳，是毛泽东同志的两项爱好，终其一生，乐而不疲。他读书，是‘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他游泳，则是‘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陆军某部组织官兵来这里开展现地教学活动，带队领导谈起毛泽东的这两个兴趣爱好，引导大家深思——

“党员领导干部的个人爱好，从来不是无关紧要的生活小事。如果说情趣爱好是一个人的‘精神镜像’，它映照出的，往往是一名党员领导干部理想信念、党性修养、人格形象的风骨。”

从“书中乾坤”到“棋盘经纬”——

爱好之中有党性和原则

空军某部一名领导的办公室内，数百本政治、军事、科技类书籍，将一排书柜塞得满满当当。

多年来，他系统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广泛涉猎战略战术、武器装备、前沿科技等领域。“习主席说，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依靠学习走向未来。”凝视书墙，这名领导的思绪飘向远方——

毛泽东同志一生手不释卷，长征途中即使因病躺在担架上，也未曾中断对马列著作的研读；延安时期，他更是对重点篇目反复精读。他曾对党内同志说，“《共产党宣言》，我看了不下一百遍”。他还说：“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的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

“领导干部的情趣爱好从来不是个人私事，而是关乎党性修养的人生大事。”与记者交谈中，这名领导又谈到陈毅同志——

陈毅酷爱诗词，在艰苦卓绝的革命岁月里，他常常以诗言志、借词抒怀。1936年冬，梅山被围，陈毅身陷重围、伤病交加，寻思恐难脱险，遂于衣底布片上挥毫写下《梅岭三章》。诗中“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的凛然豪气，与“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的壮阔理想，至今读来依然让人心潮澎湃。

“领导干部的爱好各有千秋。如何约束自己的爱好，则是映照初心的明镜。”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副教授郑愉，给记者讲述了周恩来同志的一个故事——

1973年，周恩来在洛阳视察时，对一套龙门碑刻拓片爱不释手。得知标价500元后，他询问随行人员是否带够钱款。众人凑不足数，当地领导提出赠送，被周恩来严辞拒绝；又有人建议“先带走，回京再汇款”，他依然坚决不允。最终因未能凑足款项，周恩来只能依依不舍地离去。

“即便面对心爱之物，周恩来同志依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郑愉说，小节之中见大义，唯有志趣高洁、淡泊守正，方能做到爱好有度、情趣不移。

“党员领导干部健康的爱好必须扎根于党性修养的沃土。只有将个人志趣融入党和人民的事业，才能在爱好中涵养品格、锤炼意志、砥砺初心。”深化政治整训中，一名纪委书记这样说。

湖南永兴，黄克诚故居的展陈静静诉说着这位开国大将的革命生涯。在一处古朴的砖木院落里，讲解员向前来参观见学的官兵讲述黄克诚与围棋的不解之缘——

“大革命低潮时期，黄克诚有一段时间和组织失去联系，初识围棋。那段时间，围棋不仅陪伴他度过危机四伏的寻党之路，更成为他感悟人生哲理、政治谋略、军事战略的特殊媒介。”

“棋盘经纬是可见的规则，廉洁自律是内心的戒尺，二者皆以‘守界’为魂，越界即失衡。”参观中，一名同样爱好围棋的领导道出感悟：落子有格、气尽棋败，守的是规则边界；行事有度、贪婪则败，守的是人生底线——这也正是黄克诚一生艰苦朴素、清正廉洁的生动诠释。

在某部军营，该部政委给记者展示厚厚几本摄影集。他爱好摄影，常年坚持用镜头记录军营生活，自费拍摄许多照片。他说：“军旅时光，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珍贵的。我想用镜头，把每天触动我的官兵身影记录下来。夜深人静翻阅这些照片的时候，常常感觉我们的战士很可爱，值得每名领导干部付出真情去爱护。”

从“回绝赞助”到“拒收宣纸”——

“爱”之有度，“好”之有方

冬日南国，天朗气清。记者走进陆军某旅，听官兵谈起该旅政委的一项爱好——他的公寓里，常年放着一副羽毛球拍。每逢体育锻炼时间或运动会，他总要上场打几局，与兵同乐。

一次，一名地方企业负责人以“赞助比赛”为名，送来高档装备和赛事奖金，被这名政委当场回绝：“打球是军队很普遍的群众性文体活动，用不着这么昂贵的装备，更不用奖金来刺激。”

采访中，这名政委提及今年热播专题片《反腐为了人民》中的一幕：一名领导嗜赌成瘾，一家客栈成了他打牌的固定据点。一些商人闻风而来，刻意制造“偶遇”，借牌桌拉拢关系。表面是牌友相聚，实则是各怀心思的利益勾连。

“身不为物所累，行不为‘好’所困，才能面对诱惑岿然不动，避免成为被套牢的‘猎物’。”这名政委分析，不少干部正是从思想松动、行为失范开始，让个人爱好异化为贪欲的温床，最终在奢靡享乐中越陷越深。

“由风及腐、风腐一体，是极具警示意义的规律，这名借打牌敛财的领导就是如此。”这名政委告诉记者，别有用心者往往从陪吃陪玩入手，逐步建立感情，最终形成权钱交易的利益同盟。

“贿随欲生，猎因好起。”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教授任龙认为，许多落马干部并非一开始就心存贪念，而是被人精准投其所好，逐步陷入被围猎的陷阱：痴迷古玩，就有人以“高价收藏”为名行贿；爱好摄影，就有人奉上天价器材、安排奢华行程……这些看似“高雅”的爱好，一旦失去节制，便可能成为击穿廉洁防线的突破口。

“党员领导干部对待个人爱好，既要追求健康高尚，更要保持清醒自律，做到‘爱’之有度、‘好’之有方。”任龙说，“导弹司令”杨业功喜爱书法，却常年只用旧报纸练字。一次，一名干部送来优质宣纸，被他坚决退回：“练字本是修心，用了你的纸，心境就变了。”妻子劝他：“这点小事何必认真，不怕将来退休没人缘？”他正色道：“别人送东西，是在试探底线。我决不能在一张宣纸上失守！”

大凡有志、有识、有为之士，莫不是个人爱好方面的作风标兵。陆军某旅政治工作部主任爱吹竹笛，训练之余一曲清音，既可陶冶性情，也能缓解疲惫。有人得知他的喜好，便动起“歪心思”。

一次，一名想调动工作的干部托人送来一支名贵玉笛，称“为首长助兴”。这名主任手抚竹笛，从容回应：“谢谢好意，但我这竹笛吹习惯了，不必更换。”一番话，令对方惭愧而去。

“竹有节，笛有音，人有品。”想起这件事，这名主任说：“竹子中空有节，象征虚心守节、刚直不阿。我们共产党人的党性，正该如此——立身正直，清廉自守。”

采访中，这位主任的话让人印象深刻：党员领导干部的爱好，既要“爱之有度”，不沉迷、不逾矩；更要“藏之有节”，不张扬、不炫耀，不给别有用心者可乘之机。

从“琢磨戍边”到“推演海战”——

军人的最大爱好是打仗

清晨，云南红河薄雾未散，“红河前哨钢二连”指挥室内已亮起灯光。该连吴连长蹲在沙盘前，指尖捏着小旗，在标满山川河流、界碑哨所的沙盘上推演。

“戍边10多年，打仗也琢磨了10多年。”从战士成长起来的吴连长说。从经典战例到新型战法，从边境地形到装备性能，研战的爱好早已融入他的军旅生涯。

该连驻守在繁华的边境口岸，管边控边任务繁重。为摸清防区每一处细节，吴连长带队翻山越岭、徒步勘察，白天测量记录，晚上对着沙盘优化方案。

“军人的职责为打赢，容不得半点私心杂念。”吴连长常说，“研究打仗，最忌心浮气躁；做人做事，也要守得住本心、经得住诱惑，真正做到‘拒腐蚀永不沾，坚如钢永不垮’。”

一次，有个沙场老板找上门，请连队在界河“行个方便”，承诺给予好处。吴连长当场回绝：“我们守的是国防底线，不是个人利益！”

“不谙地图，无以为宿将。”在湖南会同的粟裕同志纪念馆，一幅泛黄的作战地图上密布勾画，无声诉说着这位“常胜将军”的制胜密码。

“粟裕一生不沾烟酒，却喜欢研究地图。”讲解员介绍，“战争年代，他每到一地，必先挂图于壁，凝神细察，直到每一道山梁、每一条溪流都刻入脑海。”

天目山战役，面对敌人重兵围剿，他凭借高超的指挥艺术和对地形的精准掌握，三战三捷，创下运动战典范。即便解放后，别人逛大街，他仍在琢磨街区如何攻、要点怎样守。

“粟裕大将把军人职业追求融入生活情趣，值得军队领导干部学习借鉴。”讲解员感慨，“对粟裕而言，看地图不是消遣，而是打仗的‘必修课’——这个爱好里，藏着一名军人对使命的全部担当。”

在第74集团军某旅，一名营长爱好跑步，只要没有演训任务，就坚持清晨跑10公里。他的坚持，带动全营掀起练兵热潮。

走进这名营长的宿舍，书架上摆满体能训练书籍，页边写满批注，墙上贴着该营官兵“体能成绩分析图”。他推崇“巧练”，用间歇跑、核心训练替代“盲目堆跑量”，还为每名官兵制订训练方案。

当爱好与使命相融，既能强健体魄、陶冶情操，更能身心沉潜、谋战务战。

一名海军驱逐舰舰长，业余时间爱琢磨舰艇装备。他宿舍里摆满舰艇模型与技术手册。一次远海训练，某新型雷达突发故障，他凭借平日积累的知识，带队快速排除险情，圆满完成任务。

“军人的爱好，必须紧贴战场、服务打赢。只有把装备练到极限、把战法练到极致，才能成为克敌制胜的利刃。”他的话很朴实，却道出军人情趣爱好的圭臬。

（采访得到赵前松、陈奕、曹继可大力支持）

记者手记

视其所好，可以知其人

一名擅长拉领导干部“下水”的犯罪分子，有一句“名言”：“不怕领导讲原则，就怕领导没爱好。”从查办的案件来看，一些党员干部蜕化变质，一步步滑入犯罪深渊，往往先在个人爱好方面出问题，教训十分沉痛。

“视其所好，可以知其人。”审视情趣爱好这个党员领导干部的“精神镜像”，里面有法度、有人格、有党性。放纵爱好，必然深受其害、人格扭曲。深化政治整训中，每名党员领导干部都应揽镜自照、辨析反思，看看自己是否志趣高尚、情趣健康；看看自己是否“爱”之有度、“好”之有方；看看自己是否兴趣外移、玩物丧志，坚决抵制享乐主义、奢靡之风，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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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踏访红岩精神发源地和座座军营，探寻“狱中八条”的强烈现实意义——

烛照灵魂的一面“明镜”

■解放军报记者 郭丰宽 彭冰洁

武警重庆总队机动支队基层风气监督员讲述廉政故事。王肸 摄

深秋，歌乐山烈士陵园陈列馆。

走入馆中，革命先烈用鲜血凝成的“狱中八条”赫然入目——

一、防止领导成员腐化；二、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三、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四、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五、切勿轻视敌人；六、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七、严格进行整党整风；八、惩办叛徒特务。

2018年全国两会期间，习主席到重庆代表团参加审议时，从八项规定说起，忆起“狱中八条”，语重心长地说：“‘狱中八条’作为烈士们临终前给党留下的血泪嘱托，至今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这份“血泪嘱托”，至今仍是我党我军推进正风反腐的一面“明镜”。它跨越时空，烛照灵魂，值得我们反复诵读、铭记在心。

思想蜕变和生活腐化是政治变节的开始

山城重庆，阳光明媚。

中午时分，陆军某基地新兵团的就餐号准时响起，基地、团、营主官和新战士一起走进食堂，排队打饭就餐。

该基地领导告诉记者，单位担负着重要的集训任务和进出藏官兵中转任务，人员多、涉及敏感领域广，但无论是承担集训任务，还是负责中转接待涉及的车辆、经费，或是日常参加学习训练，从上到下都坚持“阳光是最好的监督员”理念，做到相关事项全部公开过程和结果。近年来，基地领导未出现一起经济问题。

“生活腐化常伴随贪图享乐、不择手段获取财富的心理特征。”站在“狱中八条”诞生地，该基地领导现场剖析：为什么“狱中八条”的头一条就是“防止领导成员腐化”？因为思想蜕变和生活腐化正是政治变节的开始。平时贪图享乐、生活腐化，战时就可能丧失气节、叛变投敌。

“个人的生活腐化问题如果不及时纠正，就容易演变为政治腐化，最终危害党和革命事业。”这名领导讲起当年重庆地下党市委书记刘国定变节的故事——

在党内取得一定地位后，刘国定私欲膨胀。他收入有限，却追求奢靡生活。为贪图金钱，他曾想利用职务之便，要求掌管组织经费的同志借钱给他做生意。上级调他到农村工作，他沉迷城市生活，以职权对抗。结果，刘国定被捕后迅速叛变投敌，致使100余人被逮捕，给党组织造成重大损失。

据曾任国民党陆军中将的沈醉回忆：“毛人凤一直认为自他主持保密局以来最得意的三大政绩中，排在第一项的，是由于刘国定的叛变，重庆地下党组织遭受重创。毛人凤还把刘国定带到南京，希望他破坏中共长江局党组织……”

相反，红岩英烈王朴，一个含着“金汤匙”出生、毕业于复旦大学的富家子弟，在川东地下党因经济拮据工作举步维艰时，动员母亲变卖家里全部田产，折合黄金2000两，悉数交给党组织作为活动经费，而他自己的生活却非常俭朴。根据党的指示，他到农村兴办学校，和教师们挤在一个破旧祠堂里同吃同住，还和师生一起抬石头、运泥土，薪金和普通教师一样微薄。

“这就是共产党员的清风正气！”该基地官兵告诉记者，基地成立后，不少地方老板找各种关系说情递条子，想让基地领导在工程招标或物资采购上给予照顾。对此，基地领导不仅严词拒绝，还立下铁规矩：常委一律不许参加地方老板的吃请请吃，并督促领导干部管好自己的生活圈、交往圈、朋友圈。

生活的防线守不住，廉洁的防线必然失守。该基地进一步制订完善干部管理规定，定期组织领导干部述职述廉，增强防腐免疫力。

如今，“筑牢思想防线，守住廉洁底线”“崇尚俭朴生活，永葆清廉本色”已成为该基地官兵的共识和追求。

正风反腐要从小事小节抓起

“真没想到，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竟然被革命先烈写进了‘狱中八条’！”在白公馆，记者现场目睹武警重庆总队某支队一堂特殊的教育课。

该支队一名新战士，家庭条件优渥，到部队后花钱仍大手大脚。领导批评后，他不理解：“工作干好就行了，怎么花钱是个人的生活私事，支队咋还管这个？”

参观见学中，沿着木制楼梯登上白公馆旧址二楼，该支队领导在一组黑白照片前，给官兵讲述一段往事——

烈士刘国鋕，出身四川泸县富商家庭，本可享受优渥的生活，却毅然投身革命。平时，他对自己严格要求，生活上非常俭朴。地下党组织决定派他到农村开展工作，此时家人给他谋了一个“美差”——到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当研究员。对此，刘国鋕毫不犹豫，按照党组织的决定，远赴云南陆良，以教师身份协助当地党组织开展游击队筹建工作。

1948年4月，刘国鋕因叛徒出卖被捕后，他的家人利用雄厚财力多方营救，只要他在退党声明上签字，即可恢复自由。面对亲人恳求、生命威胁，刘国鋕坚决拒绝：“我死了有党，等于没死！我如出卖组织，活着又有什么意义？”

最终，刘国鋕选择抛弃荣华富贵、割舍骨肉亲情，慷慨赴死，年仅28岁。

刘国鋕与叛徒刘国定的姓名只有一字之差，两人却为何走上截然不同的道路？该支队领导的观点引人深思：“两个人的本质区别，恰恰在于他们如何对待和处理‘个人问题’。”

当年，红岩先辈们经过认真对比、深刻反思，得出一条饱含血泪的结论：“从所有叛徒、烈士中加以比较，经济问题、恋爱问题、私生活，这三个个人问题处理得好坏，必然地决定了他的工作态度和对革命是否忠贞。”

“生活小节是权力观、事业观的‘透视镜’。”看着照片中刘国鋕烈士坚毅的眼神，这名新战士惭愧不已，“以前总觉得怎么花钱是个人私事，殊不知，贪图享乐是腐败堕落的开始。管不住用钱、恋爱和生活作风等小事小节，很容易诱发并走向腐败。今天一些领导干部贪污腐化，追根溯源，都能从这些方面找到原因。”

在参观现场，这名新兵主动登台吐露心声：“虽然我刚入伍，是名新兵，手中没有权力，但如果在小事上不注意、小节上不检点，久而久之，就可能在一个个‘微不足道’中自我麻痹、迷失自我，最终导致‘总开关’出现偏差。”

“如何对待生活、对待家人、对待朋友，本质上反映一个人如何看待手中权力，如何定位自己与组织、与人民的关系。”看到这名新兵的转变，该支队领导趁势引导大家，“把个人享受放在首位的人，必然会把自己的职位视为谋取私利的工具，把工作视为负担。”

很多官兵在思想辨析中谈道，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出台中央八项规定开局，从抓月饼、抓贺卡、抓烟花爆竹等一个个小切口入手，刹住了一些曾被认为不可能刹住的“舌尖上的浪费”“车轮上的腐败”“会所里的歪风”等看似小事小节却影响党的健康肌体的顽瘴痼疾，我们一定要从自身做起，从小事抓起，筑起拒腐防变堤坝。

近年来，针对官兵家庭涉法问题、婚恋情感问题、子女教育问题，该支队还积极协调军地有关单位，建立工作机制解难帮困，从源头上减少官兵因小事小节出现腐化堕落的隐患。

职务越高、权力越大，越要加强思想改造、政治锻造、作风塑造

晚饭后，陆军某部官兵齐聚一堂，观看法纪案例警示教育片。坐在第一排的，是该部大校、上校军官。依次往后，是各营连主官。

“我们每周二晚上都组织各级领导干部进行警示教育。”谈起学习教育，该部领导告诉记者一件往事：多年前，友邻单位一名领导在和地方商人交往中差点被“拉下水”。发现地方商人的真实意图后，这名领导立即向组织报告。

虽然没有酿成严重后果，但反思教训沉痛：组织监督没到位，让这名干部滑向违纪边缘；个人缺乏警惕，没有防止被“围猎”的经验。虽然这名领导一心想长期献身国防，可此事发生后深感愧对组织培养，年底含泪离开了部队。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狱中八条”特意指出，要“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当时，地下党组织对此抓得不够，致使个别领导干部背叛信仰——

解放前夕，重庆地下党市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冉益智长期不认真参加学习，加之缺乏有效监督，致使其理想信念淡化，被捕当天就叛变，供出大批共产党员。在他的劝说下，下川东地委书记涂孝文叛变，使江竹筠、李青林、雷震等多名党员被捕。

“冉益智、涂孝文都是我们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他们叛变的共性原因是：不加强学习，缺少监督。”警示教育中，陆军某部领导说，职务越高、权力越大，越要加强思想改造、政治锻造、作风塑造。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组织的教育监督，是对领导干部最大的关心爱护。

该部很多领导对此高度认同：每个领导手中都掌握着一定的权力和资源。如果缺乏监督，很容易出现决策“一言堂”、花钱“一支笔”、用人“一句话”等问题。今天，个别领导干部之所以在腐败问题上栽跟头，都和不愿意接受组织教育监督、缺乏廉洁自律有直接关系。

上个月，该部计划采购一批训练和文体器材，方案出炉后他们没有马上招标，而是召集具体负责人进行廉政教育，对可能遇到的拉拢诱惑腐蚀等情况进行预判研究，制订对策措施。同时要求纪委对第三方和部队领导进行全程监督，坚决防止领导干部干预插手招标。

由于监督有力，采购全程没有出现任何问题。大家都说，权力在监督下运行，全程公开透明，抵御拉拢腐蚀等问题自然迎刃而解。

训练和文体器材拉进营区那天，看着机关干部兴高采烈地分发器材，该部领导说：“只要我们主动接受教育监督，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始终对纪律规矩保持敬畏之心，就能提高拒腐防变能力，做到不越红线、不碰底线，走好新时代强军路！”

（采访得到徐京华、李涛、石路、梁志诚、张泷大力支持）

记者手记

清水见底 明镜照心

“狱中八条”诞生于渣滓洞、白公馆的黑暗牢狱，却如一股清泉涤荡初心，如一面明镜烛照灵魂，为今天政治整训和正风反腐提供了深刻的历史镜鉴。

一个政党、一名干部，若想永葆健康，必须有“清水见底”的纯洁、“明镜照心”的坦荡。生死关头，革命先辈将党组织遭受破坏、少数领导干部腐化叛变的原因，毫无保留地置于历史的聚光灯下，用血泪凝结出“蠹众而木折，隙大而墙坏”的朴素真理。

水清，则泥沙毕现；镜明，则毫厘可鉴。我们每一个后来人都应该问问自己：面对诱惑，内心是否依然澄澈？行使权力，动机是否纯粹如初？深化政治整训中，党员领导干部要经常揽镜自照、检视内心，发现尘埃及时清扫，做到 “心不动于微利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惑”，真正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堤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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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踏访革命场馆和座座军营，感悟我党我军自觉淬火锻造的政治品格——

牢记“打铁必须自身硬”

■解放军报记者 李建文 陈典宏 岳雨彤

陆军某旅飞行员列队进场，展开飞行训练（资料图片）。 解放军报记者 张雷 摄

深秋北京，丹枫似火，硕果盈枝。

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履新后首次同中外记者见面，就以“打铁还需自身硬”的铿锵话语，立下从严管党治党的庄严承诺。

时隔近5年，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提出“打铁必须自身硬”。

从“还需”到“必须”，两字之变，折射出党中央对全面从严治党更加坚定的决心和更加鲜明的态度。

百年征程，栉风沐雨。我们党何以在历史洪流的反复较量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人民军队何以能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成为党和国家的钢铁长城？

答案，就蕴藏在“打铁必须自身硬”的历史逻辑中。

军事不过硬，一打就败；思想受侵蚀，不打自败——

自身过硬，首先要硬在思想上

陕西延安，秋深菊香。

在中共中央西北局旧址，记者偶遇陆军某部团以上领导干部前来开展现地教学。

“越学习战争年代革命先辈的故事，越能体会到思想淬炼的强大威力。”品读昔日毛泽东同志给革命作家丁玲作的诗，该部领导感慨不已。

“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是毛泽东同志对丁玲的评价。但据胡乔木回忆：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丁玲曾因思想不过关，被“斗”得很厉害。

丁玲曾感到委屈：“我是冲破国民党的禁锢，主动跑到延安参加革命的，满心都是为了党和人民，还有什么思想问题？”

在党组织的批评教育下，丁玲主动接受整风洗礼，深入农村和部队长时间走访调查，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与战士们一起生活，最终突破旧有思想局限，写下《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作品，成为了坚定的革命文艺战士。

回顾丁玲的成长故事，前来参观见学的该部团以上领导干部感触颇深：打铁必须自身硬，首先要硬在思想上。无论何时何地，都要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作不疲倦的斗争。

思想的阵地，不植嘉禾，必生杂草。此前一次民主生活会上，该部党委班子成员抛开情面、坦诚相见。有的党委委员直指某常委“演练重场面、轻实战”等问题，深挖其政绩观出现偏差的思想根源；有人批评某党委委员存在本位主义、工作中推诿扯皮等问题……在真刀真枪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中，人人检视自身不足、校正思想偏差。

“军事不过硬，一打就败；思想受侵蚀，不打自败。”该部领导告诉记者，深化政治整训中，他们经常性开展思想政治体检，自觉拿党章党规对照“扫描”，用群众期待评价“透视”，同先辈先烈、先进典型对比，从灵魂深处全面彻底肃清各种流毒、病毒、余毒影响。

北京，阜外大街34号院，几间平房静静伫立。这里，是开国大将王树声的旧居。

王树声写得一手好字，却鲜少书写自己的功绩，留下的竟多是各种“检查”。在“五反运动”中一份检查提纲里，他深刻反省：“为了小集体的利益，解决生活上的困难，便放弃了原则，向其他单位取得额外副食品；为了礼尚往来，答谢人家，搞好关系，几次请客……”

在旁人眼中微不足道的小事，开国大将却认真剖析、反躬自省。这样“检身若不及”的自律和清醒，至今仍是新时代官兵的一面“人镜”。

“岗位可以调整，奋斗不能‘降温’，思想的淬炼永远没有休止符。”踏访山西大同某区人武部，李政委在政治整训讨论辨析中的发言，让人印象深刻。

从作战部队交流到人武部，李政委曾认为“船到桥头车到站”，思想有过懈怠。深化政治整训中，一次次严肃的对照检视、一场场深刻的思想洗礼，让他警醒：人武部不是“后方港湾”，而是服务国防动员的前沿阵地。此后，他加强思想淬炼，热情投入工作，被省军区评为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党组织书记，荣立三等功一次。

“独行不愧影，独寝不愧衾。”谈起这段经历，李政委说，习主席“打铁必须自身硬”的鲜明要求，形象深刻地点出了我党我军当前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我们必须像革命先辈那样，时时清除思想田野中的杂芜，勤掸“思想尘”，常破“心中贼”，把律己修身作为终身课题，守牢人生底线，担起强军重任。

“打铁的人”先要成为“铁打的人”——

真正的共产党人，既要干事又要干净

走进空军某部，正巧碰上“基层建功标兵”“勤政廉政标兵”评选结果出炉。将两份标兵名单仔细对照，记者发现，重合率非常高。

“说明评出来的标兵既是干事的人，又是干净的人。”不少官兵告诉记者，这样的现象在大家意料之中。经过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党员领导干部队伍里，涌现出一大批忠诚、干净、担当的带兵人。

“有敢上刀山的排头，就有敢下火海的排尾。”该部领导说，党员领导干部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激发了官兵攻坚克难的锐气。今年以来，该部官兵已合力攻关多个难题，多个新战法新训法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完善。

“这种时代新风，何尝不是优良传统的回归！”置身现场，记者不禁想起前不久前往湖南省永兴县黄克诚故居看到的一幕——

“如不能升学，则应投入生产劳动，努力搞生产建设，并充实自己、提高自己。”一封黄克诚写给侄子黄中道的亲笔信前，围满了前来参观学习的人。

“正人先正己。寥寥数语，尽显老一辈革命家的原则风骨。”在场的人无不感叹。

这样的故事，在老一辈革命家身上数不胜数。

一位开国上将是黄克诚的老部下，两人的生死情谊历经战火考验。长征路上，这名老部下在战斗中腿部负伤无法行走。黄克诚下令：一定要把他抬出来！黄克诚亲自组织担架队，让战士们轮流抬着这名老部下前进。

然而，面对这样的生死战友，黄克诚仍毫不徇私。1980年1月，这名老部下在宾馆花了400元公款请客，这在当时不是一个小数目。得知此事，时任中纪委常务书记的黄克诚极为震怒。秘书婉言建议通融，黄克诚断然拒绝：“一顿饭吃掉400元，一个农民一年能挣几个钱！一定要查，我的部下更要查！”

最后，这名老部下自己补上了餐费，还公开作了检讨。

要做到“打铁必须自身硬”，“打铁的人”必须先要成为“铁打的人”。和空军某部官兵聊起此事，大家都感到：领导干部既需要硬在能力担当上，又需要硬在党性守纪上。唯有将干事激情与纪律意识紧密结合，做到干净干事、担当作为，方能不负使命。

安徽黄山，杨业功纪念馆。寻根至此，3件旧物让记者印象深刻——

一座复原的旧居门楣上，杨业功手书的“携礼莫入”四个字，一件穿了18年的腈纶衣，一只用了30多年的搪瓷碗，震撼着每一名参观者的心灵。

一个人能被铭记多久？讲解员告诉记者，这么多年过去，前来参观的人始终络绎不绝。

“我为杨业功所做的《公仆铭》而来。”来自驻新疆某部的一名教导员，休假期间不远千里而来，在杨业功亲笔书写的《公仆铭》前合影留念。

“‘位不在高，廉洁则名；权不在大，为公则灵’……是杨业功一生的写照，更是对我们每个人的警醒。”这名教导员始终铭记，杨业功一生坚守着两大阵地：一个是为国仗剑的导弹阵地，一个是清正廉洁的气节阵地。直至弥留之际，杨业功口中仍是“立正、稍息”“一二一……出发……”

杨业功被评为“感动中国人物”时，组委会用这样的颁奖词致敬：“铸就长缨锐旅，锻造导弹雄师。他用尺子丈量自己的工作，用读秒计算自己的生命。未曾请缨提旅，已是鞠躬尽瘁。天下虽安，忘战必危，他是中国军人一面不倒的旗帜！”

历史长河奔涌至今，一把“尺子”，丈量出的何止是工作的精度？它更丈量出一名军人的职责担当、一名党员的党性纯度、一名领导干部的官德修养。

“自身过硬”要求身上不能有腐败的毒瘤——

胜敌先胜己，把问题解决在枪响之前

铁甲洪流，滚滚向前。记者走进第74集团军某旅训练场，一股实战实训的浓厚氛围扑面而来。

“我们党与腐败势不两立，人民军队与腐败水火不容。”训练间隙，谈起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公布的给予何卫东、苗华、何宏军等9人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该旅官兵无不拍手称快，“这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把问题解决在枪响之前！”

“打铁必须自身硬”，要求党员领导干部身上不能有一丁点腐败的毒瘤。走进该旅“硬骨头六连”，记者旁听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组织生活会：敢敲当面锣，敢擂对面鼓，党员们在“红脸出汗”中治病去疾、防微杜渐。

“六连的‘硬’，硬在敢于刀刃向内。”该连指导员道出秘诀：数十年来，新干部调入，必有官兵代表“挑刺提建议”；干部调离，必获党员“诤言赠行”，大家称之为“接风洗尘会”。

“‘接风’接的是好传统好作风，‘洗尘’洗的是思想上的尘埃。”该连所在营党委书记说，六连的“硬”，在于勇于面对问题、勤于自我剖析，是用思想上的“红”，托举全面建设的“硬”。

这种自我革命的精神体现在细微处。一名列兵曾因射击成绩不佳想调岗，班长一语点醒他：“问题不在技术，而在杂念扰了心。”列兵校准心态、专注本职，最终突破瓶颈。

看着这名列兵珍藏着自己打出的50环靶纸，记者不禁感慨：滴水见太阳。从三湾改编、新泉整训、延安整风、新式整军，到今天的政治整训，我党我军近百年来始终注重自身建设、永葆肌体健康；从当年“十万官兵夜宿上海街头”到今天列兵珍藏靶纸见证成长，说明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始终没有丢。

在武汉革命博物馆内，陈列着1926年8月我党发布的《中央扩大会议通告——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这份我党历史上第一份反腐文件，上面字字如铁：“应该很坚决的洗清这些不良分子，和这些不良倾向奋斗……”

“从建党之初，我们党就把‘反腐’二字鲜明地写在旗帜上。”解说员说，正是这种对贪腐“零容忍”的态度，让人民军队赢得了人民的拥护与信任。

1947年8月，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部队出现违反群众纪律的现象。

刘伯承、邓小平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召开整顿纪律的紧急干部大会，对部队“约法三章”，严惩违纪者。规定出台不久，直属警卫团一名副连长私自从一个空店铺拿了一匹花布、一捆粉条及一些白纸和毛笔。

“如果令出不行、说了不算，我们肯定在大别山站不住脚。”面对战士和百姓的求情，邓小平态度坚决。最终，这名副连长被处以极刑。

“胜敌先胜己，把问题解决在枪响之前，刘邓大军用自身过硬作风在大别山站稳了脚跟。”追寻历史，展望未来，“硬骨头六连”官兵豪情满怀——

新时代新征程，我们也一定能用“打铁必须自身硬”的决心意志和实际行动，赢得迈向世界一流军队的历史主动。

记者手记

先胜寸心 再胜苍穹

习主席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大就要有大的样子。”什么是大的样子？“打铁必须自身硬”，无疑是最直观的回答。

“打铁必须自身硬”，不仅是我们党的庄严承诺，也是人民军队的自觉追求。自身过硬，需要在一次次淬火中锻造。新征程上，我们唯有加强思想、作风和能力的淬炼，方能扛起历史使命，不负党和人民重托。

先胜寸心，再胜苍穹。这是一个百年大党独有的政治品格，也是人民军队永葆生机活力的胜战密码。战争年代，我们凭借自身过硬攻坚克难、赢得胜利；新征程上，我们更要以自身过硬筑牢根基、续写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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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踏访革命旧址和英雄部队，感悟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永远胸怀“国之大者”

■解放军报记者 钱晓虎 郭丰宽

海军某部组织编队训练。韦陈平摄

历史的叩问，常常在静默的文物中回响。

江西吉安，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站在“军官教导队”与“步云山红军练兵场”两张老照片前，记者久久驻足——

1927年，井冈山的萧瑟秋雨中，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高瞻远瞩，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筹建起我军第一个军事教育机构和首个正规练兵场。

血雨腥风中，老一辈革命家为何视办学练兵与作战打仗同等重要，为军队的长远发展播下火种？

时光流转，当年的教导队走出了谭震林、谭冠三等一大批高级将领，发展为以国防大学为龙头的现代军事教育体系；昔日的练兵场历经战火淬炼，升级为朱日和等大型综合训练基地……

回望征程，记者不禁想起习主席“一定要牢记‘国之大者’”的殷殷嘱托——

领导干部永远胸怀“国之大者”，就能用正确政绩观带领官兵奋斗强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这政绩那政绩，战场打不赢就没政绩”

深秋的中原大地，寒意袭人。

第82集团军某旅对抗演练刚落下帷幕，旅领导便带领官兵直奔复盘现场。

“演练不是为完成任务走过场，而是通向未来实战的准战场。”旅领导的话，直指前不久那份被反复修改的演练方案。

最初的方案重形式轻实效，体系化作战内容缺失，军兵种协同流于表面；二次修改仍回避关键问题，未明确体系作战中政治工作的嵌入路径；直到第3次完善，一份涵盖空地协同、气象保障、信息支援等全要素的体系化作战方案终获通过。

“军队不练打仗就是不务正业，打不赢就是最大失职。”这支历经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洗礼的英雄部队，始终将“能打仗、打胜仗”的追求刻进灵魂。

回望1943年冬天，抗日战场最艰难的阶段，日军加大对我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封锁和掠夺，加上自然灾害，八路军和老百姓的生活极端困苦，人口与兵源锐减。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军开展起轰轰烈烈的群众性练兵运动。

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创造性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指示，采取“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群众路线练兵方法，在陕甘宁边区掀起争当“朱德射击手”“贺龙投弹手”的练兵热潮，八路军战士们在雪地里练瞄准、在山坡上练投弹，就连炊事员也利用做饭间隙练刺杀。

“政绩观端正，就能摒弃私心杂念，始终聚焦主责主业，把打仗本领搞过硬。”回首这段历史，该旅领导告诉记者，“这场大练兵，不仅让部队平均射击命中率提升30%，投弹距离大幅增加，更显著提升协同作战能力，为爷台山反击战击溃胡宗南部队、对日大反攻奠定坚实基础。”

当年，一名《巴尔的摩太阳报》特派记者实地采访后由衷赞叹：“八路军真是能打仗！”

“这政绩那政绩，战场打不赢就没政绩。”深化政治整训中，该旅领导反复学习习主席关于领导干部“对国之大者要心中有数”的重要指示，一致感到：对军队而言，“国之大者”便是能打仗、打胜仗。只有这样，才能为党分忧、为国解难、为民尽责。

调整改革初期，该旅由数个单位官兵抽组而成，各项工作纷至沓来。有人建议先抓营区正规化建设，不仅见效快，而且领导看得见。对此，旅领导态度鲜明：营区是要整治，但刚列装的信息化新装备形成战斗力更急迫。

他们组织官兵迅速成立“夜校攻坚组”，邀请院校专家远程辅导，选派骨干赴厂家跟班学习，甚至将装备说明书逐字逐句摘抄后贴在操作面板上……短短3个月，该旅创新3种适配新装备的训法打法，在年底跨区演练中圆满完成复杂电磁环境下突击任务。

战斗力建设从来没有“速成班”

海军某支队军史馆内，8块并列的图板引人深思——

前7块图板上镌刻着先辈参加解放一江山岛、“3·14海战”等取得的战绩，第8块图板上却只有一句话：“第8次战斗，下一分钟打响……”

这句醒目的警示语，早已化为该支队官兵的行动自觉。作为新中国最早走出国门的“海上先锋”，该支队主力战舰年均出海超200天，在亚丁湾护航、中外联合军演等任务中屡创佳绩。

这背后，是他们对“潜绩”的久久为功：每年投入专项经费用于装备维护保养，培养的技术骨干工作战斗在海军各舰队，制订的《远海航行战备规范》被推广……

“把战备当备战抓，既出‘显绩’更夯‘潜绩’，部队才能随时拉得出、打得赢。”该支队领导的话道出了关键所在。

战斗力建设从来没有“速成班”。正如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强调的：“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

1950年志愿军入朝作战，面对-30℃的严寒、物资匮乏的困境，士兵们常常空腹作战、连续作战，减员严重。

时任东北军区副政委李富春深入前线调研后，实事求是反映前线的主要矛盾，在给毛泽东同志的报告中提出一个极具战略眼光的解决方案——“轮番作战”，发挥我军兵力优势、以持久战对抗强敌。

这一建议很快被中央军委采纳，成为抗美援朝战争中一个关键性战略决策，成功解决了志愿军连续作战无法休整导致战斗力衰竭的问题，使我军得以在极端劣势的装备和后勤条件下，依然保持强大的防御韧性和持续的进攻能力，最终牢牢掌握战场主动权。

以长远眼光解决现实矛盾，这一传统在我军源远流长——

四川小金县，红军长征两河口会议纪念馆。原来坐落在这里的一座关帝庙，虽已毁于地震灾害，但它承载的那段历史并没有湮灭。

1935年红军长征途中，党中央在这里作出“开辟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战略决策。

“生死攸关之际，为何还要耗费精力建根据地？”

“因为我们不是走投无路的溃逃，而是为了长久立足、积蓄力量。”

事实证明，正是这个决策，让红军摆脱了被动转战的困境，奠定了坚实的战略依托。

由于长期开展共建，海军某支队开封舰官兵对焦裕禄为民治沙的故事耳熟能详——60多年前，面对“三害”肆虐的贫瘠土地，开封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没有急功近利，而是带领群众在沙丘上种下数百万棵泡桐。

他当时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这辈子不一定能看到成效，但后代人会记得我们今天的付出。”如今，兰考泡桐不仅锁住了风沙，更成为“致富树”，孕育出年产值超40亿元的民族乐器产业。

该支队领导讲述了一段往事。10多年前，他们率先列装某新型导弹驱逐舰。面对复杂的信息化系统，有人提出“先搞速成训练，尽快形成演示战力”，但党委最终决定“宁慢勿虚”，组织官兵分批次赴科研院所、厂家跟班学习，花3年时间吃透装备原理，编写了10余本训练教材，培养了一批一专多能的技术骨干。

正是这份沉下心打基础的定力，让他们在后续远海实战化演练中，成功应对突发“敌情”，创造了该型装备首次实弹即命中远海目标的纪录。

强军事业不是百米冲刺，而是久久为功的接力跑。回首这段经历，该支队领导感慨地说：“个人事业短暂，党的事业千秋。战斗力建设容不得急功近利，唯有以滴水穿石的韧劲夯实基础，才能积蓄长远发展的后劲。”

打仗不能“甩锅”，训练不能“扯皮”

陆军某团团史馆内，一面“四铁”先进单位的奖牌熠熠生辉。

谈及这份荣誉，该团领导向记者道出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去年新装备列装后，上级要求3个月内形成初步战斗力。然而，新装备采用全新制导系统，首次试训便出现一些情况，部分官兵因此产生畏难情绪，甚至有人担心“搞砸了要担责”。

“有问题主官担，有想法大胆提！”军人大会上，团领导的承诺掷地有声。

随后，团长、政委带头钻进装备车厢、走上训练场，白天与官兵一起摸索操作流程，晚上召集骨干分析问题。

领导干部的担当如春风化雨，带动官兵纷纷打消顾虑、主动钻研，梳理出8个方面20余项问题。随后，他们与厂家工程师一起制订解决方案，最终在实弹射击中实现“发发命中”，年底在上级演练中斩获佳绩。

“打仗不能‘甩锅’，训练不能‘扯皮’。领导干部带头担当，部队就有冲锋的底气。”该团领导的一番话，道出了政绩观的真谛。

回望我军历史，“跟我上”始终是领导干部的自觉行动。

国家博物馆内，珍藏着一支刘伯承率部挺进大别山时使用过的蔡司单筒望远镜。“这支望远镜为啥是单筒的？”解说员告诉记者，刘伯承元帅早年因战伤一只眼睛失明，这支单筒望远镜，他使用更方便。

“然而，这并没有影响一位军事家的战略视野。刘帅的远见卓识、担当精神，在我军老一辈战将中出类拔萃。”解说员的讲解，带领记者回到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场——

1947年8月，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奔向大别山。这是一次没有后方、没有补给的千里跃进——部队要穿越黄泛区。面对数十万敌人的围追堵截，不少官兵心存疑虑。

“我们多走一步，党中央和毛主席在陕北的压力就小一分，山东解放区的负担就轻一分。这个担子再重，我们也要扛起来！”行军途中，刘伯承、邓小平走在队伍最前列，与士兵同吃同住，一起徒步行军。面对敌人空袭，他们亲自指挥掩护部队转移。

正是这份“关键时刻不避难、能扛事”的担当，让刘邓大军冲破重重封锁，胜利到达大别山区，像一把尖刀插入敌人腹地，拉开了解放全中国的序幕。

空军空降兵军史馆里，有两截布满弹孔、弹片的树桩和一箱焦土，它们来自朝鲜上甘岭——

抗美援朝战争中，上甘岭战役鏖战43天，“联合国军”倾泻炮弹190余万发、炸弹5000余枚，山头被削低2米。危急时刻，志愿军第15军军长秦基伟亲自坐镇前线指挥所，与官兵同甘共苦；各级指挥员带头冲锋，官兵中涌现出黄继光等“特级英雄”。

正是这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担当，让志愿军守住了阵地，打出了国威军威。

记者采访期间，该团正协助厂家进行装备换代升级。新弹药配置、新打击模式、新作战参数，一系列变化意味着要重构训练体系。

“宁可现在多流汗，不让未来留遗憾。”官兵主动预判、提前谋划，成立“新装备战法研究小组”，模拟不同战场环境开展推演，提前编写《新型装备操作手册》，还自主研发辅助训练软件，为战斗力建设打下坚实基础。

看着近年来捧回的众多奖状奖杯，该团领导深有感触地说：“政绩观端正，领导干部就不会畏难避责、就不会背离战斗力标准，就能在危急关头迎难而上、敢于担当！”

（采访得到岳强、付善柱、张翱宇、许智瑜、梁志成大力支持）

记者手记

“胜战之问”重千钧

政绩观是一面镜子，映照初心；政绩观是一把标尺，权衡担当。

“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我们这支军队能不能始终坚持住党的绝对领导，能不能拉得上去、打胜仗，各级指挥员能不能带兵打仗、指挥打仗？”习主席的“胜战之问”振聋发聩：这既是对军队战斗力的叩问，也是对领导干部是否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叩问。

“胜战之问”重千钧。要做出肯定的回答，就必须以铁肩担使命、以热血铸忠诚，摒弃急功近利的短视行为，克服畏难避责的消极心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落实到位”的执行力，交出让统帅放心、让人民满意、让历史铭记的优异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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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踏访革命纪念地和红色场馆，感悟党员领导干部的精神脊梁——

肝胆两昆仑 风雨一肩挑

■解放军报记者  严  珊  刘宝瑞

湖南省军区组织官兵到红色场馆参观见学。陈安国 摄

藏北阿里，寒风凛冽，英气浩荡。

在海拔5100米的党旗山下，记者仰望这象征信仰的精神高地，两个问号在心头盘桓不去——

是什么，支撑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坚守初心，在无数艰难困苦中立身为旗，走在队伍前列？又是什么，让其中一些人，在权力诱惑下迷失方向，把“公器”当做谋取私利的手段，导致身败名裂？

在政治整训向纵深推进的今天，记者踏访红色旧址、追寻先辈足迹，试图用眼睛发现、用脚步丈量，探索共产党人的精神脊梁。

从青藏高原的“朴素道理”，到三湘大地的“源头追思”——

把“公”字高悬头顶

夜色渐深，带队驻训喀喇昆仑高原的某团董政委正在伏案筹划明年的工作计划。

他的脸颊晕染着“高原红”，双手粗糙皲裂，眼神却清澈坚定。身后墙上，一个笔力遒劲的“公”字引人注目。

“这个‘公’字，是我到任第一天就为自己写下的。”长期在高原工作，董政委说话带着轻微的气喘，“你看这高原，环境恶劣，条件艰苦。如果主官心里藏了私，腰杆子就不硬，那部队的风气就坏了、人心就散了，谁还会铁心守边防？我常和班子其他成员说，领导干部应时刻把‘公’字高悬头顶。”

“我的一位老首长对我影响很大。”董政委打开了话匣子。几年前，这位老首长在内地读大学的侄女来看他。路途险远，没有公交车，中间要翻越好几个达坂。老首长硬是没派公车，而是让侄女搭上给部队送给养的卡车，和蔬菜、罐头挤在一起，颠簸了整整一天。

“这事听起来不近人情，但在我们这儿却是不成文的规矩。”董政委说，“为什么？因为它传递了一个最朴素的道理：权力姓公，一丝一毫都不能私用。这种‘不近人情’，体现的是公私分明，守护的正是官兵心中那杆秤。”

从青藏高原来到三湘大地，恰如江河对源头的仰望。

记者穿越绵绵细雨，来到湖南宁乡市花明楼镇“刘少奇同志纪念馆”。这里，陈列着《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各种早期版本。

“刘少奇同志讲，共产党员的修养，最重要的是‘理论学习和思想意识修养是统一的’。”副馆长熊学爱深有感触地说，“现在有些干部出问题，根子就是‘思想意识修养’没跟上，把权力当成了特权。”

跟随着讲解员韩琦的解说，记者看到了一套珍贵的文物——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在1981年给社科院转中组部的信，和中组部开具给王光美代刘少奇缴纳的党费收据。

为什么在刘少奇逝世后，王光美还要帮他交党费呢？原来，刘少奇生前曾嘱咐王光美，将他所写著作的稿费全部作为党费上交党组织。

1945年，延安一带大旱。一天，报社送来一笔稿费，刘少奇坚决不收，并耐心解释道：“现在敌占区的老百姓都没有饭吃，解放区群众生活也有困难，咱们替人民办点事儿不能额外再要报酬，要尽量减轻人民的负担。”

刘少奇一生以人民勤务员自勉。他说：“一个好党员、一个好领导者的重要标志，在于他熟悉人民的生活状况和劳动状况，关心人民的痛痒，懂得人民的心。”

午餐时，与记者同行的某部干事李亮亮，讲起了半年前的一次经历。当时，该部政治工作局一名领导到宁乡调研。午餐时间，他们和官兵一起排队打饭，围坐在同一张桌子上边吃边聊。

“端一样的饭碗，吃一样的饭菜，看起来是小事，但在战士心里，就是官兵一致的具体体现。”事后，这名领导对随行人员说，“党性修养，不是看你报告写得怎么样，而是看你对待一顿饭、一次用车等这些小事的态度。”

从南方局“去留抉择”，到毛泽东“送子参战”——

把“责”字铭刻心头

在中共中央南方局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旧址，时任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办公室门口的展板上写着几句题词——

“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这是抗战时期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后，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愤然写下的题词。

黑云压城城欲摧。党中央担心南方局同志们的安全，连日急电红岩：干部立即撤退，恩来、剑英、颖超、必武等重要干部最短期离渝。

周恩来召开紧急会议，经过深入分析，大家认为此时难以离开。如若离开，意味着国共关系彻底破裂，于抗日大局不利。周恩来坚定表示：“我要坚持到最后！”经向中央反复陈说，中央同意部分撤、部分留。

“时局的发展有两种可能，但我们一定要作最坏的准备，要准备被捕、坐牢、砍头……”周恩来对留下的同志们说，“不管怎样，我和同志们在一起，要牺牲我们一块牺牲！”

这番话，现在听来依然振聋发聩。在周恩来的感召下，面对白色恐怖和各种诱惑，南方局机关所属人员中没有出现一个叛徒和逃兵。

湖南湘潭，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内，人流如织。在一个并不起眼的展柜里，几件物品让记者驻足良久——两件衬衫，一双袜子，一顶军帽和一条毛巾。

记者的眼眶瞬间湿润了：这是毛岸英烈士的遗物！

1950年，新婚不久的毛岸英主动请求入朝参战。有人劝阻，毛泽东却说：“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他不去谁还去！”仅仅一个多月后，毛岸英牺牲于美军轰炸中，年仅28岁。

纪念馆里异常安静。专程来纪念馆参观的志愿军老兵南启祥，默默擦拭着眼角。他喃喃自语：“送儿上战场，血洒山河间……这是怎样的奉献啊！”

“当毛主席得知岸英牺牲的消息，他沉默了良久，然后说，‘战争嘛，总要有伤亡，没得关系，谁让他是毛泽东的儿子呢’。他强忍悲痛，将儿子的遗物悄悄收藏起来，一直珍藏到生命的终点。”前来参观的韶山市人武部付政委告诉记者，“毛主席在1959年回韶山时，写下一首诗，‘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为了革命的胜利，可以奉献出个人的幸福、家庭的团圆，甚至最宝贵的生命。这种牺牲，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代伟人刻骨铭心的付出。

历史的回响，总能照进现实。记者不禁想起在阿里高原听到的一个故事。

一位在高原服役20多年的团长，组织上考虑将他调整到内地部队。征求意见时，他却要求留下：“我的身体没问题，让我再带一轮新人，把经验传下去。”

记者在阿里采访时，他正带着部队拉练。在海拔5000多米的训练场上，他和年轻官兵一样，负重奔袭。他对记者说：“当官就意味着奉献，革命就意味着牺牲。看到边防稳固，看着官兵一天天成长，我心里踏实。”

从刘伯承“请缨办校”，到新时代“向战赛马”——

把“能”字扛在肩膀

“一名党员领导干部，只是清廉自守远远不够。如若庸庸碌碌，打不开局面、带不好队伍、完成不了任务，那同样是对党和人民事业的不负责任。”

研学课堂上，研究员王进的话让记者想起了刘伯承元帅。

刘伯承的军事指挥艺术炉火纯青。然而，在新中国成立后，当国家进入和平建设时期，他却主动要求“远离”前线。

1950年，面对我军干部文化水平低、现代化军事知识匮乏的现状，刘伯承主动请求辞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转身去创办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他对毛泽东说：“让我去办学校吧！我愿当个教书先生。”

这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转变：从统兵领兵的野战军司令员，转身成为培养人才的“园丁”。在新的岗位上，刘伯承为新中国培养了大批德才兼备的中高级军官，发展了我军兵种齐全的指挥院校体系。

时空流转。记者欣喜地看到，新时代大江南北的座座军营里，涌现出很多把“能”字扛在肩膀上的带兵人。

在东部战区某旅，记者见到了刚从演训场下来、迷彩服上还沾着泥土的张政委。他办公室墙上最醒目的，是一张“营主官战斗力贡献度评估图”。

“有人说，当官要有‘官威’，这种思想要不得。”张政委快人快语，“在我们旅，最大的‘官威’就是能打胜仗。脑子里整天琢磨‘上位’，哪有精力研究‘战位’？”

今年初，一个关键岗位空缺。张政委在党委会上鲜明表态：“这个位置，是负责战胜敌人的‘铁拳头’，是骡子是马，拉到实战化考核场上去遛遛！”

“向战赛马”，导向鲜明。最终，一位在联合演习中表现出过硬指挥能力的营长胜出，在全旅立起了“谋战者上、胜战者进”的风向标。

将镜头拉回到记者此次寻访的起点——那片练兵备战的雪域高原。

在阿里高原某团驻训地，记者观摩了一场红蓝对抗演练。蓝方分队在年轻的王营长指挥下，利用复杂地形和信息化手段，出奇制胜。

演练结束复盘，面对王营长对敌我态势、装备性能、战术运用鞭辟入里的分析，在场的老同志频频点头。

休息时，记者和王营长聊了起来。他的目光清澈坚定，眼神里有着超越年龄的沉稳与锐利。

“在野战部队，尤其在高原，官兵最认什么？”记者问他。

“认能力，认本事！”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职务再高、资历再老，如果训练跟不上、指挥不到位，官兵心里就不会服气，我们要靠真才实学、靠能打胜仗立身。让人信服的，永远不是手中的权力，而是带领大家打胜仗的能力。”

（采访得到卜韬、陈静、李铁、荣俊运、张永清大力支持）

记者手记

不凭“惯性”凭“党性”

行程万里，初心如磐。这一路，是寻根之旅，更是砺志之行。

心学常修，党性常炼。新征程上，党员领导干部仍在一刻不停地书写共产党员的“心学”答卷：以“公”为魂，以“责”为骨，以“能”为基。新时代强军征程上，各级领导干部唯有不凭“惯性”凭“党性”，砥砺前行、永不懈怠，才能确保心中的天平永不倾斜、手中的权力永不蒙尘、肩上的责任永不滑落，才能无愧于统帅的期望、无愧于先辈的牺牲、无愧于人民军队的胜战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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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踏访革命老区和英雄部队，感悟我党我军“教育者先受教育”的优良传统——

思想的淬砺永不停息

■解放军报记者  宋子洵  李笑琪

一章一页见肝胆，一字一句皆真诚。

深秋，记者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一个展柜里，静静陈列着整风时期我党我军高级领导干部的学习笔记。

当年，毛泽东同志要求高级干部要先受教育，“好好反省一下，要做模范”。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同志都以普通党员的身份写自传、作检讨。

风卷红旗过大关。人民军队走到新时代的历史隘口，这片黄土地上再次回响一个坚定的声音——

习主席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增强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彻底性。持续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坚持高级干部先受教育”。

以高级干部为表率，带动教育者先受教育，燃旺了我们党自我革命的炉火，也为人民军队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思想淬砺。

领导干部的思想觉悟，不会随着职务提升自然提高——

“关键少数”要上好“关键一课”

“像黄河之水汹涌澎湃，把日寇驱逐于国土之东……”在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纪念馆，记者偶遇正在开展现地教学的国防大学师生。

“即使是在战事最紧张的时期，我们党仍然将领导干部的教育当成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来抓。”当地党史专家惠小峰向记者讲述那段历史：3年整风，数千名党员干部从全国各抗日根据地、国统区和敌占区出发，翻山越岭，轻装疾行，勇闯封锁线，奔赴宝塔山。有的跋涉半年以上，有的牺牲在途中……

即便如此，毛泽东依然态度坚决：“犯思想病最顽固的”是高级干部中的人，“只要把他们教育好了，下级的干部就进步快了”。

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提到，延安时期有规定，每个军事指挥员、政委，每两年必须至少接受4个月的有关军事、政治内容的集中学习。

回首这段历史，学员们由衷感慨：领导干部作为“关键少数”，必须上好改造思想这“关键一课”。

改造思想，往往是痛苦而艰难的。纪念馆内，记者听到这样一个故事——

曾任八路军第115师教导2旅副旅长的张仁初，打仗喜欢正面强攻、猛打猛冲，当上副旅长后仍然如此。1941年2月，面对日伪军的猛烈火力，他没有充分运用八路军最擅长的迂回、穿插、侧击等灵活战术，而是选择了代价最高的正面强攻，结果以100多名指战员牺牲的代价惨胜。

战斗结束，罗荣桓同志对他进行严厉批评。张仁初觉得委屈，认为“打仗哪有不牺牲的”。罗荣桓告诉他，这样的猛打猛冲，对营连指挥员或许是勇敢，但对旅级指挥员来说，付出了本可避免的、过大的伤亡，就是失职。

事后，罗荣桓认真思考，张仁初的问题，既暴露了他贪功求胜导致政绩观出了问题，也说明很多人走上中高级指挥员岗位后，教育和思想淬炼没有跟上。他不仅多次找张仁初谈心，还举一反三，在鲁南部队开展了一次整军，淬炼各级指挥员的思想。

“战争年代，革命先辈尚能克服艰难险阻接受教育；和平年代，领导干部更应珍视先受教育的机会。”张仁初的故事，让很多学员陷入沉思。

“觉得职务高了，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定型了，习惯性忽略教育”“过去总觉得教育是软指标，思想淬炼别人看不到，总以工作忙、事务多等理由逃避教育，以工作检讨代替思想剖析”“有时候把组织教育等同于参加教育，把看看文件、听听会议等同于接受教育……”在随后的讨论中，学员们的反思剖肝沥胆。

“教育者先受教育，铸魂者先铸其魂。”大家一致感到，“领导干部的思想觉悟，不会随着职务提升自然提高。领导干部只有先受教育、真受教育，自觉把立言与立行统一起来，着力培塑理想信念、党性修养、官德人品，才能用良好形象和表率作用教育人激励人。”

管灵魂的要带头纯洁灵魂，讲纪律的必须先严守纪律——

领导干部立身为旗，部队才能风清气正

闽西新泉，一个群山环拥的小镇。

白墙黛瓦，木门半掩间，望云草室静静矗立在新泉整训纪念馆一隅。在这里，毛泽东研究部署了我军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军政整训——新泉整训。

站在草室正厅，前来参观学习的武警福建总队官兵，对发生在这里的两个故事记忆犹深——

当年，为了纠正红四军党内各种错误思想，肃清旧式军队的影响，毛泽东、陈毅在这里，夜以继日召集一批批红军指挥员，开调查会、座谈会。

座谈中，毛泽东了解到一个名叫陈铁民的副大队长，三天两头打骂士兵，有的士兵受不了甚至“开小差”回了家。

抓住这个典型事例，毛泽东组织大家一起分析这种错误思想作风的根源和危害性，研究纠正和解决的办法，使陈铁民等干部发自内心地认识到自身问题，逐渐改变了对待士兵的方式，加强了部队内部团结。

另一件事是，整训中，朱德主持举办军事干部训练班，把支队长、大队长、中队长都编入连队，由纵队司令员当连长、支队长当教官，进行严格训练，然后由大队长、中队长回去对连、排、班和士兵进行针对性训练。

历时半个多月的军政整训，各级指挥员政治觉悟空前提高，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结果，红四军由原先的3600余人扩充到近6000人。

凡战法必本于政胜。这个道理，国民党军队高级将领并非不懂。

早在1938年，国民党便在军队中推行政治工作。当时，国民党军队在抗日正面战场屡屡受挫，试图用共产党的方法，教育改造中高级军官。不仅如此，蒋介石还在衡山开办“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邀请叶剑英带领八路军教员授课，对中高级军官进行教育培训。

然而，很多国民党军官一听要和士兵同甘共苦，便摇着头直摆手……

没有接受思想淬砺的自觉，再好的战术也学不来，再正确的道理也只能是“秋风过马耳”，无法入脑入心。

1941年5月，中条山敌后根据地近20万国民党军队，在不到两周时间内，就被10万日军打败，“国军”将领口中的“马奇诺防线”沦为了笑柄。

以史为镜，殷鉴斑斑。武警福建总队一名领导结合深化政治整训，向记者谈起自己的感悟：“领导干部在教育中如果不能触及灵魂，只是流于形式，即使花费再多时间和精力，也难以真正改变思想、提升觉悟。只有做知行合一、表里如一的模范，方能感召带动部队。”

武警福建总队某直属分队官兵参观驻地红色场馆。王松青 摄

新泉整训、延安整风、新式整军……回望历史征程，在每一次整队看齐的方阵中，我党我军领导干部都挺起胸膛站在排头，以刀刃向内的勇气直面问题。

今天，我们党领导人民军队持之以恒狠抓这一好作风，传承这一好传统。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军委相继印发《改进中校以上军官学风的措施》等文件，举办少将以上军（警）官政治理论轮训班，着力构建新时代人民军队思想政治教育体系……

置身望云草室，武警福建总队一名领导深有感触地说：“历史与现实都启示我们，管灵魂的必须要带头纯洁灵魂，讲纪律的必须先严守纪律。唯有如此，教育才能入脑入心。领导干部立身为旗，部队才能风清气正。”

不断刈除头脑中的杂草，确保思想不“开小差”——

思想改造是领导干部的“终身课题”

朝鲜半岛，346.6高地。

一场惨烈的战斗刚刚结束，硝烟未散的高地遍布弹坑，焦黑的断木间还冒着青烟。连队指导员李延年拄着半截步枪站在坡顶，目光坚毅。

看着电视剧《功勋》里的这一画面，重温“共和国勋章”获得者李延年的故事，空军某部领导备受触动。

教育现场，一份档案呈现在大家眼前，当年志愿军总部如此评价：“李延年同志，在强攻346.6高地的战斗中，在战斗激烈和伤亡大的情况下，先后共整顿5次组织，并随时提出有力的鼓动口号，在胜利的情况下勇敢前进、紧张情况下压住阵脚……对战斗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

高级领导干部，都是从基层成长起来的，如何从源头保持思想澄澈？该部领导在深化政治整训中发现了一个细节——

1947年我东北民主联军冬季攻势结束后，李延年被选送至东北军政大学第十期军事队学习。学习期间，他争分夺秒，废寝忘食。短短半年，不仅进一步打牢了理想信念根基，而且系统掌握了战术指挥知识。

“李延年的这段学习经历，对他日后帮助很大。”与记者交谈中，该部干部赵世宏谈起马克思的一句话：“如果你想感化别人，那你就必须是一个实际上能鼓舞和推动别人前进的人。”

“要想成为这样的人，必须带头接受教育、主动进行思想淬炼。如果在教育中浮于表面、流于形式，头脑中就容易长杂草，思想上就容易开小差。”在深化政治整训中，该部党员干部对抗美援朝中另一个故事印象深刻——

曾任志愿军38军114师340团3营7连文化教员的谷中蛟，参加教育表面积极，实则没有触及思想触及灵魂。为了让自己有个好名声，他连写几封请战书要求上一线战斗。本以为上级会因为他是非战斗人员，拒绝他的请求。没想到上级不仅同意了，还把他编入攻打白马山的突击队。

对此，谷中蛟十分后悔。贪生怕死的他最终叛逃，泄露了志愿军进攻计划。虽然38军官兵英勇战斗，歼灭了9000多名敌人，却也付出巨大代价。

两相对比，意蕴悠长——领导干部唯有主动接受教育、强化思想改造，方能稳住心神、守住底线，为胜利筑基固本。反之，思想“缺钙”、行动“跑偏”，将给部队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

辗转于一座座军营，流连在一个个史馆，记者发现，领导干部先受教育、真受教育，带动部队战斗力水涨船高的故事，在我军历史上不胜枚举。

政治干部出身的“开国元帅”罗荣桓，不仅是我军政治工作的巨匠，还在军事工作方面多有建树。在留田突围战中，他首创“翻边战术”，未损失一兵一卒便冲破日军包围圈，成为抗战史上的典型范例名扬天下。

1947年初夏，在六纵司令员王近山养伤期间，政委杜义德军政一肩挑，率部千里跃进大别山，屡战屡捷。汝河战斗中，他果断指挥，硬是率领官兵蹚开一条血路，保证大部队顺利渡河开进。刘伯承评价，这一仗打得好！

“我们军队政治干部的老前辈，无论罗荣桓、杜义德这样的高级干部，还是李延年这样的基层干部，都是文武全才。细细梳理先辈的成长足迹，他们都是主动学习、带头提高、自觉淬炼的典范。”空军某部领导感慨地说。

“任何先进的思想、完善的制度，一旦脱离了人的学习与执行，便都成为空谈。其中，领导带头学习受教育是关键！”采访行将结束，这名领导手拿一根绳子，给记者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

一根绳子，如果从后方推搡，便会委顿于地，不能成形；如果在前方牵引，便会变得顺直而挺拔。

“绳索如此，领导干部带兵打仗亦是如此！”

（采访得到豆加波、尹贻浩、樊伟大力支持）

记者手记

常上思想“手术台”

硝烟虽然早已远去，但思想的战场从未沉寂。

我军无数历史无不印证：教育是战斗力的“源头活水”，思想改造是领导干部的“终身课题”。每一次入脑入心的教育，都是一次思想的“手术”。个别领导干部之所以不愿参加教育，根源就在于不想经受思想淬炼之痛。在深化政治整训中，每名领导干部都要时时提醒自己，率先接受教育，常扫“思想灰尘”，这既是对自己负责，更是对强军事业负责，对党和人民负责。只有这样，才能形成由“关键少数”带动“绝大多数”的示范扩散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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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踏访革命旧址和基层部队，感悟我党我军改进文风话风的好传统——

“延安新风”的时代回响

■解放军报记者  尹  航  李  蕾

秋日延安，城北小沟坪，中央党校旧址游人如织。透过孔孔窑洞，人们的目光望向历史深处——

1942年2月的一天，毛泽东同志在这里发表著名的《反对党八股》演说，列出“党八股”八大罪状。这篇向不良文风话风宣战的“檄文”，掀起了一场思想革命，整风运动劲吹的股股新风，如延河之水奔流不息。

70年后的一个冬天，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八项规定”，将改进文风会风的要求郑重写入中央文件。短短600余字，开启了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新篇章，“延安新风”又一次涤荡神州大地。

从延安到北京，从战争年代到和平时期，我党我军孜孜不倦的追求深刻昭示：文风话风反映党风政风，蕴藏着决定成败兴衰的伟大力量。

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

文风话风从来不是单纯的语言问题

毛泽东同志发表《反对党八股》演说那天，延安春寒料峭、北风呼啸，但现场气氛格外热烈。

“甲乙丙丁，开中药铺”“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一系列形象生动而又一针见血的比喻，让现场不时传出阵阵笑声，更让人见识了“党八股”的表现与危害。

“《反对党八股》本身就是一篇用大白话讲大道理的经典之作。”中央党校旧址讲解员刘婷告诉记者，毛泽东撰写的文章、发表的讲话，阐述的都是大道理，但群众看得懂、喜欢听，关键就在于他善于运用群众语言，讲群众关心的问题。

马克思说，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如何“掌握群众”？老一辈革命家给出了答案。

记者不由想起在井冈山采访时了解到的一件往事：1928年初，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攻下遂川县城，并建立了工农兵政府。为让当地群众更好了解党的主张，毛泽东在主持起草政府《施政大纲》时，专门把一些晦涩难懂的语句改成通俗的大白话。如“废除债务”改为“借了土豪的钱不要还”，“不虐待儿童”改为“不准大人打小孩”，等等。30余条政纲条条说到老百姓心坎上，一经公布，广受拥护。

“打土豪，分田地”“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消灭尽”“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一条条简洁有力、直抵人心的口号，贯穿着我党我军革命史，将党和人民始终紧紧联系在一起。

“文风话风不是小事，连着人心向背、胜败兴衰。”刘婷告诉记者，曾有学者做过这样一个对比：革命战争年代，我军出操行军唱得最多的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词平白如话，官兵记得牢、能照做，群众听得懂、看得见。反观国民党军歌歌词，文白混杂、佶屈聱牙。那时的国民党士兵八成以上都是文盲，只知其调，不解其意。哪支军队能打胜仗，由此可见一斑。

文风话风从来不是单纯的语言问题，鲜活的话语、深刻的思想背后，体现着党的思想和工作作风，反映着党对群众的态度和感情。作家王蒙曾在自传中回忆，新中国成立前，他分别听了一名国民党官员和一名共产党领导干部的讲话，前者“瞎拽文却是文理不通”，后者是“为民立言、全新理想、充满希望、信心百倍”“一看语言文字，就知道谁战胜谁了”。

从延安走来，党的事业一路向前，改进文风话风的接力棒在一代代共产党人手中传递。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八项规定”落子破局，党风政风焕然一新，文风话风新风扑面。

寻根途中，记者在基层部队真切感受到这一变化：那天，海军某基地召开机关基层恳谈会，基地领导全程脱稿发言，摆问题、讲道理、研举措，说的都是兵言兵语。“一听就是与基层官兵坐在同一条板凳上。”会后，某驱逐舰支队主官感慨，“基层官兵就喜欢领导干部这样讲话！”

开展调查研究，心里要装着群众——

嘴上不讲空话，笔下不写虚言

讲清40个问题，需要多少个字？

延安革命纪念馆珍藏的一份名为《鲁忠才长征记》的调查报告，给出了答案：全文包括标点在内只有2700多字！

1941年，为解决陕甘宁边区对外运销食盐进展缓慢的问题，毛泽东让西北局写一份调查报告。受领任务的延属十县工委秘书高克林，连夜召集人员详细了解运盐经过、所遇困难和经验教训，并列出7大方面40个小问题。

透过玻璃罩，记者仔细端详泛黄的纸张：报告没有“穿靴戴帽”，而是开门见山、直奔主题，全篇用详细的事实，讲清了边区政府运盐计划的合理性。

这份调查报告，打消了干部群众关于“运盐赔本”的顾虑。当年，边区运盐量迅速提升到30万驮，既缓解了政府财政经济困难，又增加了边区群众收入。

“我们需要的是这类东西，而不是那些千篇一律的‘夸夸其谈’，而不是那些党八股。”对这篇调查报告，毛泽东给予高度评价，并推荐给《解放日报》发表。

毛泽东一生重视调查研究，更是调查研究的模范践行者。他亲自撰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寻乌调查》《关于调查工作》《农村调查》等文章著作，成为全党全军学习的典范。

“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向历史深处追寻，我党领导革命，一手紧抓“枪杆子”，一手紧握“笔杆子”。宣传鼓动、教育引导、批驳澄清，样样需要好的文风话风。

好的文风话风从哪里来？讲解员向记者讲述了另一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故事——

1961年，刘少奇同志辗转湖南宁乡等地调研44天，住简陋农舍，吃野菜糠粑，召开20多次座谈会，走访11个生产队，与基层干部群众个别谈话上百次。这次调研成果，直接推动了农村公共食堂制度的终结，极大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

“开展调查研究，是为了解决问题。心里装着群众，嘴上就不会讲空话，笔下也不会写虚言。”讲解员的话，让记者联想到2023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其中明确要求“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增进同人民群众的感情，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并严明工作纪律，“要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搞作秀式、盆景式和蜻蜓点水式调研，防止走过场、不深入”。

“要求”里有深意，“纪律”里有所指，每一名党员干部都应该自觉躬身践行。

前不久，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组织政治干部深入一线调研。寻根途中，记者见到了正在基层蹲点的机关干事李宁。他深有感触地说：“无论当年的延安整风运动，还是今天的深化政治整训，对党员干部的要求从未变过，那就是坚持实事求是、直面矛盾问题，说群众听懂的话、办群众期盼的事，用好作风赢得民心兵心。”

调研中，李宁和官兵实行“五同”，收集到20多条建议。调研结束后，基地机关从控制文电数量、整合会议内容等9个方面，研究出台了“改进文风话风、严格考风训风、常态纠正作风”10条措施，受到官兵好评。

文风话风反映打仗作风——

丢掉繁文缛节才能战场制胜

从延安出发，渡黄河、跨吕梁，记者来到西柏坡。70多年前，一封封电报从这里发出，指挥千军万马，取得了一场场气壮山河的胜利。

在西柏坡纪念馆二层，有一条长长的“电报长廊”，墙上镌刻着毛泽东起草的197封电报手稿。记者注意到，这些电报很多只有几十字、百余字，却能精准判断形势、明确任务、指明策略，令参观者赞叹不已。

讲解员陈双介绍，淮海战役中，毛泽东向前线指挥部发电64封，大都简短直白，比如“本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是扫除徐州以东之敌，断其海上退路。打法是，先来个中间突破，然后全歼黄百韬。”刘伯承看后心领神会：“这叫吃一个，夹一个，看一个。”

记者此前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看过一些国民党将领发给蒋介石的电报，每封电报开头必用“呈为、谨呈、钧座”等敬称，内容都是文绉绉的，空话很多。其中一封，很有代表性——

1948年11月，黄百韬第7兵团被华东野战军包围。蒋介石电告前去解救的邱清泉，限令其一天内与黄百韬部会师，否则“军法从事”。而邱清泉的回电，没有清晰说明战况和行动计划，却充满了抱怨、借口、推卸责任和文学式的夸张修辞。

文字的风格，就是部队的风格；语言的效率，就是打仗的效率。战场容不下客套和废话，啰嗦几个字、耽误一分钟，就可能造成更多流血牺牲。

再看我党我军，拉开战略反攻序幕的指令，却是如此简短有力——1947年，面对国民党军重点进攻，毛泽东电示刘邓大军“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一年后，当中原野战军昼夜急行向宿县穿插时，邓小平只说了一句：“告诉战士们，毛主席在西柏坡看着我们！”

丢掉繁文缛节，善于化繁为简，文风话风，直观体现一支军队的作战能力。井冈山时期，毛泽东总结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16字游击战原则，言简意赅、朗朗上口，成为红军将士一听就懂的制胜秘诀。抗美援朝时期，志愿军司令部手抄转发的《十五军对空射击经验通报》，只有126字，一看就会，广泛推广后有力打击了敌军的嚣张气焰。

一路采访，一路感悟。革命前辈的好文风好话风，正在新时代的军营里传承和发扬——

某部高原演练，处置突发特情数十起，但导调文书最长的一份也不过十几行字。许多官兵为导调组点赞：军令如山，不是“文山”，最怕“洋洋洒洒”。

陆军某旅野外驻训，合并战备通报与训练指令，推行“一页纸”简报制度，文电处理时间压缩50%……

“好的文风话风能够打胜仗！”官兵们说，领导和机关下达指示、安排工作、部署任务，也必须用战斗力标尺量一量。

（采访得到丁凯强、王飞虎、丁雷、姚贺超、邹珺宇大力支持）

记者手记

用“短实新”擦亮作风名片

从毛泽东同志坚决反对“党八股”，到习主席大力倡导“短实新”，我党我军对好文风好话风的追求从未停止。

文风话风，就是党风政风。一条指令、一纸文电、一次发言、一篇讲稿不是简单的个人小事，而是蕴含着事关成败兴衰的大道理。

改进文风话风，是一场深刻的思想作风重塑。特别是各级党委机关和领导干部，要从自身做起严起，坚持走群众路线，改掉官腔官调、整治“文牍主义”、摒弃“繁琐哲学”、摆脱“文山会海”，用基层官兵听得懂、记得住、可落实的“短实新”文风话风，擦亮作风名片，不断推进强军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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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踏访革命旧址和英模部队，感悟人民军队尊重官兵主体地位的光荣传统——

基层至上 士兵第一

■解放军报记者  卢东方  景元玺

一次考核中，武警第一机动总队某支队发扬军事民主，组织官兵集智攻关（资料照片）。李明恒摄

金秋，北京。

长安街上，走来一支支威武雄壮的队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式，把新时代中国士兵的精神面貌展现在世界面前。

威武矫健的身姿，朝气蓬勃的脸庞，充满自信的眼神，山呼海啸的口号……世人直观地看到，这是一个个传承英雄血脉、经历淬火重塑的青春方阵。

基层至上、士兵第一。习主席指出，“基层是部队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我们党在建军治军长期实践中始终高度重视基层建设，我军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胜利走向胜利，广大基层官兵作出了重要贡献。

这支队伍从古田走来，这支队伍从延安走来……金秋时节，记者追寻着这支队伍的足迹，踏访革命旧址和英模部队，感悟我军尊重官兵主体地位的光荣传统。

“新型人民军队”的一个新特征——

让普通士兵“敢于说话”

穿梭在三湾改编旧址群，记者找到了士兵委员会旧址。

在这间简陋的屋子里，陈列着士兵委员会的相关历史资料和实物。记者翻阅资料发现：士兵委员会，既代表士兵利益，又参与部队管理。

“1965年，毛泽东同志重上井冈山时，特别强调‘士兵委员会和支部建在连上意义一样深远’。”讲解员李清清告诉记者，士兵委员会并非红军首创，但只有我们党能够始终端正对基层士兵的根本态度，赢得最广大基层官兵的信任，汇聚起众志成城的磅礴力量。

每次讲述士兵委员会的历史，李清清都会给大家讲起一件事——

井冈山斗争时期，工农革命军32团特务连连长徐彦刚与几名干部“赌牌九”，士兵委员会发现后当即制止，并逐级上报到军部。在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徐彦刚与几名干部成为部队整肃风气的反面典型并接受批评教育。

亲历者欧阳毅后来回忆，“三湾改编”强调要实行民主制度，士兵委员会给了士兵做人的尊严，让士兵参与到军队的日常管理中，对部队建设有了当家作主的责任感，开始享有“发表意见”的权利。

“这是任何旧军队不曾有过的事情。”李清清说，“新型人民军队”之“新”，在普通士兵眼里，就“新”在这里！

赋予基层官兵“发表意见”的权利，就能带来“敢于说话”的作用。士兵委员会奠定了基层官兵参与经济管理、提出军事意见建议的组织基础，让我军在最艰难的岁月里稳住了军心、人心。

在第83集团军某旅旅史馆，记者被一张坑道里战士们围坐在一起的照片吸引。讲解员崔宸铭说，这是抗美援朝战场上官兵利用战斗间隙召开“火线诸葛亮会”的情景。

“火线诸葛亮会”发源于解放战争时期。当时，西北野战军利用战斗间隙召开简短的连排干部会、班战士会，群策群力讨论作战方案，引起了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高度重视，并在全军进行推广。此后开展的“诉苦运动”等新式整军运动，基层官兵更是成为主角，为三大战役的胜利奠定了群众基础和思想基础。

“相信官兵、尊重官兵，才能发动官兵。”在鄂豫皖革命纪念馆，前来寻根的该旅带队领导对记者说，时至今日，“火线诸葛亮会”仍然是该旅在重大任务中集智攻关的重要做法。

“践行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让基层官兵的智慧充分涌流、激情竞相迸发，就必须充分发挥官兵主体地位。”采访中，记者旁听该旅“王老沟英雄连”一次党团活动，当团员青年提出训练器材革新的设想，党支部当场指定党员技术骨干牵头成立攻关小组；军人委员会建议根据训练内容和强度动态调整伙食保障，很快被列入党支部重点督办事项……

该旅领导介绍，他们始终将“三大组织”捆在一起抓、联为一体建，使党支部“主心骨”和两个群众组织“左膀右臂”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总司令修鞋”的示范效应——

士兵脚上的鞋，走出一支军队的路

在瑞金中央苏区旧址走访期间，记者数次听到“总司令修鞋”的故事。

那是1930年11月的一天，朱德同志在行军中发现，总部特务大队队长严德胜脚上的草鞋破了，情急之下扔了草鞋光着脚赶路。朱德悄悄捡回草鞋，认真修补好后放回严德胜身旁。朱德还专门叮嘱大家，要保护好自己的脚，这样才能有战斗力。

一双鞋，将总司令与普通官兵紧紧联系在一起。

人民军队的万里征程，是一个个普通官兵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在瑞金、长汀、延安等地的革命纪念馆寻根，一个个关于鞋的故事让记者动容——

1931年，陈赓下令让徐海东亲自带主力团协助群众赶制草鞋，以解决战士穿鞋的问题；1934年长征开始后，邓小平撰写《怎样解决草鞋问题》，提出三项解决办法；1935年，朱德、周恩来要求将没收来的布发给战士做包脚布或打草鞋，以减少烂脚情况的发生；1938年，彭德怀在太行山根据地视察时，发现战士们因长期穿草鞋导致脚趾冻伤，立即下令后勤部门赶制毛毡靴……

“鞋不好，军难安。”杨家岭革命旧址讲解员高杨介绍，在敌人重重封锁、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如何解决穿鞋的问题，既是基层官兵面临的“痛点”，也是难点。

鞋子问题事关普通官兵的切身利益，更关乎行军打仗、战争胜利。记者从大量历史资料中发现，“鞋子问题”几乎贯穿了人民军队的征战史——

1935年，红军规定“每人打两双草鞋”，并推广改造草鞋的工艺；1938年，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动群众制鞋，有村民回忆“家家户户成了制鞋厂”；1948年，解放区为调动群众做军鞋的积极性，推行“每做1双军鞋可以顶8个战勤工日”……

士兵脚上的鞋，走出一支军队的路。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尾声时，美国一名将军在中国吃惊地发现，共产党军队没有政府发放的军饷，但士兵饮食充足，衣着体面。相比之下，尽管国民党部队发放军饷，但士兵们常常食不果腹、穿着破旧。

解读这段历史，延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一名教授告诉记者，我们党和军队的领导干部心系基层官兵，不但通过组织大生产运动解决了物资匮乏的问题，而且确保公平分配有限的物资。国民党军队的物资虽多，但大量资源被层层截留，基层士兵吃穿用度被贪污克扣，常常连基本温饱都难以维持。

“心中有兵则军心聚，心中无兵则士气散。”在抗战旧址参观见学，武警山西总队一名领导感慨地说，“战士的眼睛是雪亮的，谁把战士放在心上，他们就把谁放在心上。”

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北疆哨所到南国林海，从戈壁大漠到海防一线，习主席到部队调研或视察时，时常叮嘱各级“真正关心关爱官兵，始终把官兵冷暖放在心上”。

统帅的示范，就是无声的号令。一路走来，记者看到部队各级党委机关把工作重心放在基层，设身处地为官兵着想，主动为官兵办实事、解难事、做好事，切实解决官兵的操心事、揪心事、烦心事。

大别山下，第81集团军某旅落实“基层工作日”，把为官兵办实事当作党委工程；渤海之滨，海军某部实行“一人一策”，为战士成长铺路搭桥；驻训场上，中部战区空军某旅“为兵服务小队”上门服务……

“干部把我们当兄弟，我们愿意相信他们，和他们讲真话、讲心里话。”在第83集团军某旅“杨根思连”，战士们动情地说。

“狼牙山五壮士”的凝聚力来自哪里——

平时同甘共苦，战时生死与共

狼牙山顶峰棋盘陀，山风鼓荡。

站在“狼牙山五壮士”纵身一跃的地方，记者探头向悬崖下张望，一股寒意油然而生。

陆军某旅“狼牙山五壮士连”荣誉室讲解员张茗峙说：“不留后路，将敌军引向绝地，是这5名勇士悲壮而勇敢的选择。”

绝路上的5名战士，像5根手指攥成的铁拳。踏访多个抗日根据地旧址，记者听到很多诸如“鸡蛋坨五勇士”“老帽山六壮士”的故事。在当年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也多次听到这样的壮举，他在《北行漫记》中由衷感叹：“他们似乎有一种无形的凝聚力，让每个人都坚守岗位，直到最后一刻。”

我军的凝聚力，令福尔曼的同胞、美军观察员卡尔逊记忆犹新。他在华北抗日战场的考察报告中说，八路军指挥员与士兵同吃同住、同赴战场，让士兵们不愿抛弃战友，即便面临绝境，也多选择战死而非溃逃。他特别强调，这不是靠强制，而是源于战士对集体的认同感。

同心同德一戎衣，生死与共打胜仗。古田会议决议明确指出：“官兵之间只有职务的区别，没有阶级的分别，官长不是剥削阶级，士兵不是被剥削阶级。”

对待士兵的态度，是观察国共两军作风的试金石。

1941年，遵义《黔声日报》以“死人复活”“新东门外又发现活埋新兵”等为题，连续报道国民党军队残酷虐待新兵的恶行，引起公愤。

1946年，在第四届国民参政会上，民主人士李公朴提及一份改善国民党军基层士兵生活的提案，上面写道：“士兵生病，只有活活等死，决无诊治之机会。甚有尚未绝气，即剥去其军服，后弃于荒郊……”

1939年，国共两党共同创办“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共产党教员在课堂上特别传授一条游击战经验——官兵一致、同甘共苦，国民党军官听罢直摇头……

参观各部队军史馆时，记者总能发现我军优待俘虏、开展群众工作的事例。各级领导干部身先士卒、放下身段用真情换真心，经常让被俘虏的国民党士兵感慨“比家人待我还好”。

为什么“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答案就在于此。

对待士兵的两种态度、两种作风，也决定了两支军队的命运。抗战胜利后仅仅4年，貌似强大的800万国民党军队轰然倒塌，迅速瓦解败亡。

国庆前夕，一场强军故事会在第74集团军某旅“生死在一起连”展开。战争年代，该连官兵团结一致打胜仗的战斗故事让记者感慨：“官兵平时同甘共苦，战时才能生死与共。”

解放战争中，这个连队奉命掩护主力部队撤退。激战中，全连官兵与数十倍于己的敌人周旋80余天，没有丢下一名战士。

“对军队领导干部来说，离兵就是‘脱离群众’，就容易犯错误。”连队刘指导员告诉记者，他们在持续深化政治整训中，针对“不打不骂也不爱”“战士不说我不问，战士不提我不管”等问题，着力纠治群众观念弱化、官兵关系疏离等倾向，进一步引导官兵团结在一起、成长在一起、战斗在一起，大家上下一心多次圆满完成重大任务。

（采访得到姜继伟、闫帅印、刘扬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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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根本态度”是根本

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有一段精辟论述：“很多人对于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弄不好，以为是方法不对，我总告诉他们是根本态度（或根本宗旨）问题，这态度就是尊重士兵和尊重人民。”

“根本态度”是根本。革命战争年代，我军始终尊重官兵主体地位，把党的群众观点、群众路线深植于部队基层沃土，团结广大官兵前仆后继、英勇战斗。抚今追昔，今天每一名领导干部都应保持警醒：脱离群众是“最大的危险”。一旦脱离基层、远离战士，就容易滋生官僚主义、特权思想、不良作风，侵蚀战斗力根基。端正“根本态度”，既是赓续我军的优良传统，更是在政治整训中必须交出的合格答卷。

记者探访纪念场馆和英雄部队，仰望群星灿烂的历史天空——

“铁的原则”擦亮星辰之光

■解放军报记者  杜  娟

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园内的主题雕塑。成章泉摄

历史天空，群星灿烂。

仲秋时节，记者走进一支支英雄部队，踏访一处处革命纪念馆和历史档案馆。仰目所见，一张张熟悉或陌生的脸庞，汇聚成我军一代英才的灿烂星空。

“德才兼备”“任人唯贤”“五湖四海”“公道正派”……这些反复出现在档案文书、将帅回忆录中的一个个关键词，强烈冲击着记者的视线和思维。

群星竞相发光发热，星系运行坚定执着。雄师雾列、俊采星驰的背后，是党管干部、党指挥枪的“铁的原则”和强大引力。

德才兼备，以德为先——

始终把对党忠诚放在第一位

赣鄱大地，丹桂飘香。

走进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记者与国防大学政治学院的师团级干部学员一起上课。

“在革命斗争的火热实践中识别人才，是我党我军一条成功经验。无数经验教训告诉我们，考察识别干部，德才兼备，一定要以德为先。”课堂上，该干部学院副教授姚玉珍讲起了罗荣桓的故事——

“井冈山斗争中，毛泽东就发现罗荣桓身上的很多可贵品质：凡打仗必冲锋在前，撤退时掩护在后；吃饭时带党员去站岗放哨……此后不到3年，罗荣桓被组织任命为红四军代理政委。后来他果然不负众望，立下不朽功勋，成为赫赫有名的一代元戎。”

“罗帅去世后，毛泽东写下《七律·吊罗荣桓同志》，以重大历史关头立场坚定为主线，回忆罗帅一生的功绩，最后一句是：‘国有疑难可问谁’，沉痛缅怀之情溢于言表。”

“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后来又多次强调‘政治是首要的，是第一位的’。”该干部学院副教授罗庆宏说，革命战争年代，我军各级党委长期秉持这个标准，将一批批忠诚英才选拔到重要岗位。

新四军军长陈毅推荐任用的第2师副师长、师长罗炳辉，曾率部在一天内攻占相距120里的两座城市，被周恩来誉为“战略骑兵”。

“用一贤人则群贤毕至。”新四军军史记载：安徽定远县大桥战斗中，第2师4旅11团以800多人歼敌1000多人。战后，罗炳辉授予该团“铁锤子”荣誉称号。

“陈毅等将领都坦荡无私、爱憎分明，所以他们才会把真正敢于牺牲奉献的干部推荐给党组织，任用在重要岗位上。”今年99岁高龄的新四军老兵尤云儒，至今记得当年连队干部的名字。

查阅史料，一份朱德和叶剑英签字的六烈士简历，引起了记者注意，上面记载着在抗战中牺牲的范子侠、包森、廖海涛等英烈的生平事迹。

记者来到闽西上杭县溪口镇革命纪念亭，廖海涛的事迹映入眼帘——

1935年，杭代游击队政委廖海涛带领队伍在上杭地区坚持斗争。敌人抓住他的母亲、妻子和刚满周岁的儿子，强迫要挟他们劝廖海涛投降，被断然拒绝。结果，敌人枪杀了他的母亲，将他的儿子丢进河中，其妻子备受残酷折磨客死他乡……

这些，都没能动摇廖海涛的信念。1941年11月，在江苏溧阳塘马战斗中，时任新四军第6师16旅政委的廖海涛，率500多名官兵阻击7倍于己的日伪军，腹部中弹鲜血直流，仍手捂伤口继续指挥战斗，直至壮烈牺牲。

新四军军部通电全军，赞扬他“忠实、坚定、勇敢、负责，艰苦缔造苏南根据地，卓著功绩”。

历史的璀璨之星，从来不是单独一颗。六英烈中还有：被刘伯承、邓小平评价为“最忠实于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战士”的八路军第129师新10旅旅长范子侠；被誉为“热血尽洒太行巅”的太行军区第3军分区司令员郭国言；被称为“执行任务最坚决，立的战功最大”的冀东军分区副司令员包森……

“从抗战时期‘德才兼备’到新时代军队好干部标准，对党忠诚始终是我们这支英雄部队对干部政治品质的明确要求。”第76集团军某旅政委感言。

那次边防斗争中，副营长张灿灿、连长袁锋和排长高策并肩上战场，带领官兵像钉子一样钉在险恶高地。经受生死考验的三人，后来都被提升到营长、参谋等重要岗位。

“人才培养，是最艰巨的战争准备。今天，我们就是坚持从严峻复杂的斗争一线、层出不穷的风险考验、艰巨繁重的备战打仗任务中，考察检验干部的忠诚、干净和担当。”该旅人力资源科吴科长告诉记者。

前不久，该旅“铁锤子”战旗与79面功勋荣誉旗帜在风中猎猎飘扬，在党旗引领下，气势如虹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党和人民检阅。

向战务战，能战善战——

坚持按打仗标准选贤用能

“谁敢横刀立马？”这是战火硝烟中统帅对战将的呼唤。

走进八路军第120师358旅功勋展陈长廊，记者在一张1937年9月师长贺龙和副师长萧克签署的命令中看到，宋时轮、王震等39名旅团营级干部的名字赫然在列。

“这些能战善战的将才，20多岁就指挥千军万马，都是战场中拼杀出来的优秀指挥员！”学习我军名将事迹，陆军某旅领导深感敬佩，“战场打不赢，一切等于零。对人民军队的指挥员来说，对党忠诚归根到底要体现在能战善战上。”

作为八路军第120师传承部队，该旅旅史陈列馆珍藏着贺龙元帅女儿贺晓明捐赠的《血脉》红色家谱，里面记录着从这支英雄部队走出的300余名将帅。

“贺龙注重‘实战验才’，经他推荐的八路军第120师716团两任团长宋时轮和黄新廷，就是‘战术灵活善打硬仗’之才。其中，黄新廷首创我军一个团全歼日军一个大队的纪录。”该旅“战斗模范营”何营长向记者介绍。

旅史陈列馆里，还有一张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1937年在陕北采访时拍摄的照片：时任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与第6师师长贺炳炎、红六军团参谋长彭绍辉站在一起，贺炳炎、彭绍辉二人，每人都只有一条胳膊。

福尔曼问，为什么要重用两个都只有一条胳膊的人当指挥官？贺龙风趣地说，尽管两人在战争中失去了手臂，但每个人打仗都有一手，合在一起就是我的“左膀右臂”。

革命战争年代，我军这样的优秀指挥员层出不穷。能打硬仗、敢打恶仗的王近山，从营长被直接提升为团长；粟裕率领部队连续打赢天目山三次反顽战役，毛泽东高度称赞并预言他“将来可以指挥四五十万军队”。

“革命战争年代是这样，今天更是如此。”该旅一名领导告诉记者，这些年，他们坚持常年深入硝烟弥漫的演训场和重大任务现场，从干部受领任务态度看担当，从危急关头表现看格局，从练兵实绩贡献看本领。

记者在浙东海域某演训场看到，何营长派出“少数”兵力佯攻，抽调主力和预备队合攻蓝军防御弱点，一举打开突破口，出奇制胜夺得战斗胜利。

记者翻看何营长的简历：90后营长，曾任连长，先后在三级机关参谋岗位工作，20多次参与大项演训攻关任务，所带营被陆军评为“践行强军目标标兵单位”……

无独有偶。上一任营长陶奇，连续考取驾驶、射击、通信三大装甲专业特级技术能手资格，荣立二等功，被军委表彰为“全军备战标兵个人”。去年，他被提升到机关副团职岗位，并被推荐到院校深造。

不拒众流，方为江海——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

“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

踏上诗人何其芳笔下的这片黄土地，遥想抗战期间“天下豪杰云集延安”的盛景，第79集团军某红军旅寻根小分队队长张天石感慨万千：“当年，我们党对来自全国各地的干部一视同仁，不分地域、不论亲疏、不搞‘山头’，广揽了很多人才。”

延河水长流，英才汇延安，源头却在万水千山——

众所周知，张国焘在长征途中另立山头，分裂党和红军。然而，1942年中央军委决定组建新四旅时，毛泽东点将担任该旅政委的，恰恰是一名红四方面军出身的干部——徐立清。毛泽东说：“徐立清是红四方面军拥护党中央，反对张国焘，有政治头脑，经过长期考验的优秀干部，没有山头思想，是新四旅政委最合适的人选。”1944年2月，毛泽东在枣园接见新四旅领导班子，从下午3点一直谈到深夜。

枣园的灯光，一直在徐立清的心中长明不熄。全国解放后，他长期主管我军高级干部任免工作。1955年我军授衔时，他坚决表态“先把自己减下来”，不要上将要中将。他诚恳地说，这样做至少有三个好处：一是不搞山头主义、一碗水端平；二是对自己有一个正确的估价，克服名利思想；三是便于做一些争军衔人的工作。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中讲的这句话，多少年来深入人心，是我军上至高级将领、下到普通一兵都明白的道理。”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副教授苏梁波给记者讲了一个故事——

1945年重庆谈判时，毛泽东的3个卫士都不是湘潭人，也非湖南籍。蒋介石奉化籍的侍卫官大惑不解，问毛泽东的警卫人员陈龙：“您同毛先生有什么亲故？”陈龙如实相告：“我同毛主席一不沾亲二不带故，共产党的警卫人员来自五湖四海！”

“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这正是我党我军选人用人公道正派的写照。苏梁波告诉记者，毛泽东同志反复号召全党“要搞五湖四海，不要搞山头主义”。邓小平同志也曾严厉批评“小圈子那个东西害死人呐！很多失误就从这里出来，错误就从这里犯起”。

“这是全党全军必须严守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该旅各级领导干部，在政治整训中反复学习领会习主席的谆谆告诫：“要坚持五湖四海，团结一切忠实于党的同志，团结大多数，不得以人划线，不得搞任何形式的派别活动”“党内决不能搞封建依附那一套，决不能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那一套，决不能搞门客、门宦、门附那一套”。

“不拒众流，方为江海。”作为从延安走来的英雄部队，该旅历经30多次改革整编，坚持五湖四海选用人才。近几年，随着国防和军队改革深入进行，该旅分流来一批干部，旅党委坚持“人才不分内外”，把不同地域、不同单位、不同经历的军官拧成一股绳。

去年底，一批公开选拔的干部中，从外单位交流来的参谋部协理员冯晓董榜上有名。到该旅后，他由于能力过硬，一年多后就被提拔使用。

这并非个例。很多官兵告诉记者：“旅党委推开营连主官定期换岗、公开岗位条件、领导实名推荐、设立风气监督员等举措，这些年公开选拔任用的干部上下认可，放到哪个岗位都过硬！”

结束采访，回望五湖四海聚英才的历史星空，一句古诗浮现在记者脑海——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采访得到曹达功、刘红杰、王钟卫、郝超、龙礼彬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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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传统的魅力  时代的瑰宝

仰望历史星空，寻访将帅征程。抚今追昔，这一路记者思绪万千。

“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革命战争年代的峥嵘岁月，孕育托举一代将帅之星，也汇聚我军无数优良传统。点点滴滴，都是我们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宝贵财富。漫步在这浩瀚的“海洋”边上，今天的我们就像海边拾贝的孩子，不停发出惊喜的赞叹。

海边拾贝如“淘金”。这是传统的魅力，也是时代的瑰宝。在政治整训中，我们应当拿出百倍的虔诚，老老实实回到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中，认认真真从中汲取启示和营养，识才用才是如此，荦荦大端莫不如此。

记者探访革命旧址和座座军营，感悟我党我军有的放矢、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

“知行合一”启新程

■解放军报记者  张磊峰  马嘉隆  李蕾

武警陕西总队延安支队官兵在延安革命纪念馆组织现地教育。郭兴涛摄

金秋时节，记者走进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旧址，一个留在历史长河的问题发人深省：“怎么才能算抗大的学生？”

1937年12月15日，毛泽东同志在抗大授课时，向学员提出两个问题：“你们会不会吃小米啊？”“会不会打草鞋？”

听到大家肯定的答复后，毛泽东欣慰地说：“好！能吃小米，会打草鞋，会爬山，才能算抗大的学生。”随后，他说：“你们是来革命的，要学马列主义。要懂得，吃小米，爬大山，这就是革命，这就是马列主义！”

“吃小米饭，攻理论山”，从此成为我们党在艰苦环境中坚持理论学习、解决现实问题的一段佳话。

延安的窑洞，连着今日大江南北的座座军营。从抗大课堂走向新时代热火朝天的练兵场，记者一路在思考——

一代代共产党人为什么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今天，我们该怎样传承我党我军有的放矢、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未来，我们又该如何依靠学习开启新的征程？

高级干部肩负重大政治责任，首先要努力学习——

“思想高地，不种庄稼就长草”

黄土高原，细雨绵绵。走进杨家岭陈云旧居，两孔土窑，一灯长明。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全党掀起学习运动高潮。时任中组部部长陈云同志倡导成立了一个领导干部学习小组，定时定章、坚持不懈研读马列经典和《矛盾论》《实践论》等著作。

白天处理公务、上山搞生产，晚上在油灯下学习……尽管是学习小组中工作最忙的，但陈云从来没有少读过一章一段。曾担任陈云秘书的余建亭回忆，陈云“一有空就看书学习，学习起来很认真”。

一有空就学习，一学就是一生！

在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习主席号召全党同志学习陈云“刻苦学习的精神”，把学习作为一种政治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

能否摆正学习的心态，看似个人修养问题，实则连着党性党风。

翻开《中国共产党章程》，党员必须履行义务的第一项，就是“认真学习”。

“将学习态度与党性原则紧密联系，由来已久。”武警警官学院讲师代丽告诉记者，1939年12月，陈云撰写了《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文中这样写道：“因为学习是做好工作的一个条件，而且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党内的老干部、高级干部首先要努力学习，成为学习的模范。”

纵观党史，革命先辈无不是以自觉而忘我的状态，攻读原著，学海争渡。

——漫漫征途，求知若渴。革命战争年代，很多官兵的干粮袋里，都会放几本马列主义小册子。正如毛泽东所说：“打完仗后，就读他一遍或者看他一两句，没有味道就放起来，有味道就多看几句，七看八看就看出味道来了。”

——闲暇之余，以学为乐。与刘伯承同志相知甚深的邓小平同志在《庆祝刘伯承同志五十寿辰》中写道：“伯承同志是勤读不厌的模范……假如有人问，伯承同志有无缺点呢？我想只有一个，就是他除了读书工作之外，没有一点娱乐的生活。”

——生命不息，学习不止。新中国成立后，年事渐高的朱德同志每天坚持二至三小时的学习。上世纪60年代中期，80岁高龄的他认真通读中央规定的高级干部必读32本马列经典，其中大部分篇目都读了两遍，并且写了许多读书笔记。临终前不到两个月，他看到《共产党宣言》新译本后，不顾年高体弱，前往中央党校看望参与翻译的同志，交流学习心得。

“思想高地，不种庄稼就长草，不去靠近先进的积极的思想，就会滋生低级的腐朽的欲望。”代丽告诉记者，高级领导干部肩负重大政治责任，更需要注重学习、持续学习，所以延安时期才会流传一句话：“一天不读报是缺点，三天不读报是错误”。

走进西部战区陆军某部机关楼，政治工作部拐角处的一排书架吸引了记者注意。

靠近细看，《论党的自我革命》《习近平论强军兴军（四）》等著作整齐摆放在书架上，方便官兵随时借阅。“长征途中的革命前辈学习革命理论如饥似渴。新长征路上，我们的‘干粮袋’里也一定要装有党的创新理论。”一名领导告诉记者。

在该部，从党委成员到营连主官，每人都有一张学习计划表。“学习不是可有可无的事，而是严肃的政治责任。我们的理论功底，不会随着时间递进或职务升迁而凭空增强和厚实，必须扎扎实实沉下心来学习积累。”该部干部杨林保告诉记者，对既学来的感到用之不足，对未学来的感到求之不尽。诚如习主席所强调的：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学习要带着“问题导向”，善于用学习解决问题——

感悟今昔“矢”与“的”

课堂，是问题的摇篮。

寻根杨家岭中央大礼堂，记者的思绪回到1941年。

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毛泽东作了著名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

什么是理论？什么是理论家？当时，党内曾有过一种错误认识：上了书的就是对的，书本上的话就是理论，谁背书多、背得熟，谁就是“理论家”。因此，部分人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马列主义，为了单纯学理论而去学理论。

为了改造学习、正本清源，毛泽东在报告中尖锐批判了“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的主观主义作风，大力倡导系统周密的调查研究，将理论和实际统一起来，提出有的放矢、实事求是的学风：“‘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

——聚焦当前矛盾学。1938年，社会上一度流行消极悲观的“亡国论”与盲目乐观的“速胜论”。在复杂形势下，《论持久战》问世犹如平地惊雷，很快成为各界人士学习抗日战争战略方针和方向的必读书目之一。王震将军后来回忆：“我们这些在抗日战场上直接参加战斗的人，在战斗的间隙，土炕油灯，如饥似渴，欣然阅读，倍受鼓舞。完全可以说，一部光辉的《论持久战》，鼓舞和指引我们夺取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扎根实践沃土学。开国中将韩伟在《毛主席怎样教我们用兵作战》一文中回忆，建立根据地之初，大家一时还摆脱不了旧军队的一套，毛泽东则生动讲解游击战法：“既要会打圈，又要会打仗。打圈是为了避实击虚，歼灭敌人，使根据地不断巩固扩大。”游击战争“十六字诀”，使根据地迅速发展壮大。

——契合官兵实际学。长征途中，如何让文化程度普遍不高的官兵理解为何而战？漫长的远征中，红军战士背上总挂着一块就地取材的“识字板”，大家边走边学。休息时还会挤在一起讨论：“我们为什么而战”“革命成功后，中国会变成什么样”……

如今，红军官兵昔日简陋的“识字板”，早已被新颖的“云直播”代替，但实事求是的问题导向始终如一。

“我一定会把这七根火柴交给组织的……”前不久，在“七根火柴”纪念碑前，武警四川总队机动某支队开展“行走的课堂”线上直播活动。他们精心创演了一部红色情景剧，为新入伍战士讲述长征中的感人故事。

“一些新入伍战士缺乏吃苦意识、奉献意识不强，这场直播活动正是奔着解决这一现实问题去的。”该总队宣传处干部陈阳给记者翻看总队“行走的课堂”教育活动安排，一份份有针对性、时效性的备课计划让人眼前一亮——

为解决官兵进退走留时的思想困扰，总队邀请革命前辈讲述战争年代的烽火硝烟故事；为激励官兵精武强能，他们邀请“全军践行强军目标标兵个人”甘文涛走进“红耀巴蜀”直播间，分享参加国际特种兵比武的切身感受……

如今，学习的靶标持续归正，更多“接地气”的鲜活故事、理论观点射向隐患苗头，持续推动政治整训走深走实。

学以致用、学用相长，才能赢得新胜利——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雪域高原，山峦起伏。

踏上一处比甘巴拉山更高的无名阵地，甘巴拉雷达站机动任务分队官兵正在装备车前列队，举行雪域阵地签名宣誓活动。

“学习甘巴拉精神，不是死记硬背口号，而是看敢不敢向自己、向更高的阵地发起挑战。”宣誓中，甘巴拉雷达站操纵员、一级上士白涛第一个发言，引起战友共鸣。

60年前，雷达站组建之初，第一代甘巴拉人向海拔5374米高山发起挑战，与雷达天线一起在生命禁区扎下根。

一群来自东南沿海的官兵，为何能在高寒缺氧的雪域之巅坚守？在雷达站荣誉室一张老照片中，记者找到了答案——第一代甘巴拉人的学习室墙上，有两则标语：“提高警惕，保卫祖国”“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

“不学理论，很难有在这里坚守奉献的精神动力。把书本上的家国情怀熔铸为坚守阵地的‘钢筋铁骨’，正是一代代甘巴拉人扎根群山之巅的精神密码。”指导员李港归告诉记者，想要铸就与雪山争辉的崇高丰碑，头脑中的学思践悟和实践中的千锤百炼缺一不可。

誓言只有寥寥数语，践行却要坚持一生。在荣誉室，李港归向记者讲述了另一座“高山”的故事——

“要挑老红军的担子，不摆老干部的架子。”开国少将甘祖昌因战争时期头部重伤，不宜担任领导职务。他没有躺在功劳簿上享受待遇，而是带着全家回到家乡当农民，带着乡亲们修水库、建电站、架桥梁、改造农田，还跳进泥水里一起劳动，用一生践行“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的信条。

“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只有从理论认知转化为实践行动，才更具生命力和感召力。同样，学风关系战斗力，唯有学以致用、以用促学，才能不断赢得新胜利。

上世纪60年代，原南京军区某部副连长郭兴福创造了一套教学方法，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变单向灌输为启发诱导、民主讨论，把“死”的教案变成“活”的敌情。叶剑英元帅和罗瑞卿总参谋长发现后，将其总结为“郭兴福教学法”，迅速在全军推广。

学习之风不息，冲锋脚步不停。从延安的窑洞群到神州大地座座军营，新时代官兵把新课堂“搬”进练兵场，把学习融入新的火热征程——

大漠戈壁，西部战区空军某旅充分释放军事职业教育平台资源优势，将在线学习嵌入实训链条，实现“随营军校”与训练场精准对接。

昆仑腹地，新疆军区某基地结合承训任务和部队战斗力建设实际，把“确保政治工作始终围绕备战打仗发挥实效”列入攻关课题，倒逼政治干部提高适应未来战争需要的岗位履职能力，初步取得一批理论和实践成果。

远海大洋，东部战区海军某支队一级军士长马少利扎根主炮岗位27年，改进某型舰炮电路图并革新8项设计，编写的《某型舰炮维修》教材被列为海军统编教材。

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学用相长。结合政治整训感悟学风传承，官兵热议体会：“把学习成果融入部队建设，转化为备战打仗的过硬本领”“领导干部要以上率下，既看学了多少，更看落实得咋样；既看自身理论素养，更看表率作用发挥如何”……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回望延安，筚路蓝缕时，知行为舟辟新天；再踏征途，任风高浪涌，知行合一开新局。

（采访得到刘卓、吴凌、于淼、宋强军、王建州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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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好学风也是战斗力

从延安整风到新时代政治整训，我党我军的学风建设史就是一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历史，一部知行合一的历史，一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从而带动战斗力提升的历史。

当我们带着历史的智慧走向未来，学习最重要的不是记住了多少条文，而是能否像老一辈革命家那样，通过持续不断的理论武装、思想淬炼，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转化为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正如一名基层政治干部所说：“好的学风，有助于我们补钙、健脑、强能，促进我们把习近平强军思想融入工作、融入战位，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打赢能力。”

记者探访英雄部队和战场旧址，感悟领导干部备战打仗使命之重——

“胜利山”上的瞩望

■解放军报记者  钱宗阳  张东盼  金美姊

空军航空兵某部战机起飞（资料照片）。鲁发章摄

娄山关，云奔雾涌，群峰如浪。

吴起镇，千山焕彩，万壑披霞。

90年前，一南一北两处险地，先后见证了中央红军长征中的第一场大捷和进入陕甘根据地后的第一场胜仗。指挥两场战斗的，都是彭德怀。

90年过去，记者站在空军航空兵某部巨大的电子沙盘前俯瞰，两处战场旧址尽收眼底，都在该部战机的航迹下。

“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彭德怀当年指挥吴起镇战斗的平台山，如今已更名为“胜利山”。

登山远眺，峰峦起伏。沉甸甸的“胜利”二字，散发着耀眼的光芒，也延伸着军人瞩望的目光。

一名老兵的牵挂和一支部队的警觉——

“军人职务越高，责任越重”

辽宁抚顺，一套50多平方米的老旧单元楼公寓，承载着该部某团许团长的儿时记忆。

推门而入，房屋陈设简单朴素。墙上醒目的地方，挂着一幅中国地图。

“外公是一辈子深藏功与名的抗美援朝老兵，战场上九死一生，留下的仅有这套不大的公寓。”谈起外公，许团长的话语里充满敬佩。

“不爱财、不图名，他始终放不下的牵挂，就是这里——”许团长抬手指向地图上的宝岛台湾，“晚年，外公常常拿着放大镜，在地图前一看就是大半天。”

浅浅的海峡，深深的惦念。那年，许团长驾驶战机绕岛飞行。休假探亲时，他用手指在地图上轻轻划出航迹。外公看后，脸上绽开笑容并深深期许：“祖国统一时，一定要告诉我！”

“抗美援朝时，外公是汽车兵，许多战友在敌机轰炸中牺牲。他做梦都希望，祖国有一支强大空军。”许团长记得，外公去世前有段时间，已经认不出朝夕相处的家人，口中却反复念叨着牺牲战友的名字。

“那一代军人，从战火中走来，心中最渴望的是和平，身上永远褪不去的是战味。”睹物思人，许团长感慨地说，“外公生前最担心的是，承平日久，我们这代军人尤其是部队领导干部，会不会过惯了太平日子，成为马放南山的‘太平官’？”

斯人长逝，言犹在耳，引人深思。该部领导深有感触地说：“大力纠治‘醉太平’，军队才能‘守太平’。深化政治整训，就是要剜掉一些领导干部身上‘和平病’的病灶。”

这些天，该部正在创排一堂情景思政课。记者看到，运用声光电等舞台艺术手段，人民空军在抗美援朝战火中浴血奋战的故事被搬上课堂。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有美国人惊呼：共产党中国几乎在一夜之间成了世界主要空军强国之一。这奇迹的背后，是多少军队高级领导在和平时期心怀忧患、披肝沥胆——

新中国成立后，戎马一生的人民空军首任司令员刘亚楼，为了加快空军战斗力建设，长期抱病坚持工作，病逝时年仅55岁。刘亚楼的遗孀回忆，医生为他检查时，惊讶地发现：他的肝，大出普通人四指多，硬化如石头。无法想象，他是靠怎样的意志，常年满负荷工作的。

这堂情景思政课，让许团长又一次想起去世两年多的外公：“每次回想他看地图的样子，就有一句话堵在我胸口——祖国尚未统一。军人职务越高，责任越重。”

向东，飞越大洋惊涛。那次，许团长作为机长，驾机飞出第一岛链开展例行性训练。途中，一架外国军机蓄意干扰，突然改变航向，冲着许团长驾驶的战机高速飞来，妄图逼迫他转向避让。

驾驶舱内，刺耳的告警声越来越急促。许团长对着战友大喊“不要动，保持航向、高度”，稳稳操控战机按预定航线飞行。眼看两机越来越近，对手绷不住了，转变航向脱离接触。

回忆千钧一发的对峙时刻，许团长神情坚定：“我当时想，决不能让对手得逞、让国家尊严受损！”

长空之上，流云翻涌。像这样的经历，在该部各级领导干部中并不鲜见。宁静之中，隐藏着多少惊心动魄的瞬间……

一群战斗英雄的抉择和一场新时代的大考——

“戎装在身，不为谋官，只为谋胜”

夜幕降临，明月高悬。结束一天的飞行训练，轰鸣的发动机声消失在群山之间，四野归于寂静。

披着月色，记者走进该部历史展陈馆。一个三维立体战场模拟场景，让记者仿佛置身于我军首次三军联合登陆作战——一江山岛战役。

“那时，我们这支部队组建还不到5年，列装轰炸机的时间更短。队伍虽然年轻，却有一大批从战场上拼杀出来的领导干部！”该部领导对这段战史如数家珍——

接到作战命令后，时任该部领导的张伟良驾驶战机带队出征。第一次轰炸，海上风云突变，天空乌云密布。张伟良带领轰炸机编队降低高度，冒着敌人密集的防空炮火低空轰炸，炸沉、炸伤敌舰各一艘。

第二次轰炸，仍是张伟良带队。战斗中，战机突然抖了一下，机组成员报告战机“中弹了”。张伟良镇定自若，凭借高超技术继续完成轰炸任务。返航后机务人员检修发现，一块高炮弹片打中了战机起落架。

浏览张伟良的军旅履历，成为空军飞行员前，他已是一名战斗英雄，曾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几次负伤。

新中国成立后，许多像张伟良一样的战斗英雄，毅然加入初创的人民空军，从零开始学习飞行。其中，有的当时已是团职领导干部，却放弃领导职务甘当一名飞行学员；有的只有小学文化，却靠苦功夫学会驾驶先进战机……

谈起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该部领导感慨不已：“战将，在战火中锻造，既要时刻准备接受下一场战争的淬火，又要持续不断加强党性淬炼。”

一组数字，写满浴火荣光——我军10位开国元帅中，7位身上带伤。仅刘伯承元帅一人，就曾9次负伤，留下了10余处战伤。新中国成立后，年近花甲的刘伯承主动请命筹建军事院校，呕心沥血为人民军队培养适应现代战争的将才。

一次让衔，折射战将风骨——开国大将徐海东是我军出了名的猛将，他9次负伤，留下17处战伤。1955年，毛主席提议授予徐海东大将军衔，他却再三推辞，理由是自己因为伤病15年没上战场，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都没参加，自觉不够资格。

“戎装在身，不为谋官，只为谋胜。”该部领导动情地说，想想老一辈领导干部的选择，看看风起云涌的新军事变革，今天的我们应该知道怎样做。

胜利，并不会偏爱曾经的胜利者。作为一支习主席视察过的新域新质作战力量，这些年该部先后列装多型战机，新的转型大考摆在该部领导干部面前。

“过去航空兵部队常说，指挥员应该是一支部队飞行技战术水平拔尖的人。可是，如今未必了。”该部一名团领导回忆了一段经历——

几年前，团里首批选派几名不同年龄段的飞行人员受训，团领导身先士卒，也在其中。然而，考核成绩却让人大吃一惊：排名靠前的，竟然是几名年轻飞行人员。

“新装备高度信息化，年轻人的理解力、领悟力具有先天优势。”这件事，让该部各级领导干部深受触动，“要想指挥明天的战争，就不能只靠昨天的经验、吃过去的老本。”

已是深夜，模拟训练中心的灯光依然明亮，该部几名担任领导职务的飞行员，还在这里“加练”“加学”。如今，他们都能熟练驾驭新型战机。

翻看一名团领导的学习笔记，扉页上的一句话赫然入目——

“不学习的指挥员，没有明天！”

一条焕然一新的跑道和一次充满风险的改革——

“和平年代，不能当‘太平官’”

一桥飞渡云上，天堑变通途。今年国庆前夕，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正式通车，引来八方游客。

数百公里外，承建这座大桥的某集团数十台工程机械，正参加一场军地联合演练。记者看到，在空军航空兵某部的备用跑道上，该部领导从容指挥几十台军地工程机械往来穿梭，快速修复多个直径十余米的大弹坑。

“这项新技术，大幅提升了跑道修复效率。即便机场战时遭到严重损毁，也能很快恢复正常使用。”望着平整如初的跑道，该部领导告诉记者，“以往，我们更关注飞行员飞得怎么样。如今，各级领导想得越来越细，许多过去的短板，正在快速补强。”

领导谋战越深，部队备战越实。协助组织这次军地联合演练的贵阳市南明区人武部政委感慨地说：“领导干部只有真正向战为战，才能把和平时期不会出现的许多问题当作紧迫课题，认真研究解决。”

“和平年代，不能当‘太平官’。”看着眼前默契配合的军地工程车辆，这名政委谈起了一段往事——

1953年2月，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前往华东检查战备工作。在一处海岸炮兵阵地上，他看到弹药库距离炮位太近，又缺乏防护措施。团长解释说，团里也发现了弹药库的问题，因为其他事耽误了，还没来得及改建。闻言，彭德怀严肃地说：“还有比守住你们的阵地，防止敌人的炮弹把你们的阵地掀翻更重要的事吗？”

“和平年代，这事那事，千头万绪。越是这样，领导干部心中越要有定力，把提高备战打仗能力当作头等大事。”该部某飞行大队刘大队长说，领导心中的政绩观偏一寸，部队备战打仗的准心就可能偏一尺，既不能陷入事务主义，搞背离战斗力标准的有害积极性，也不能畏首畏尾，对事关战斗力生成的难题“推脱躲绕”。

走进刘大队长的办公室，记者看到桌面上摆着几张刚刚制订好的训练计划表。第二天，他将担任飞行训练的指挥员。

“过去，这样的计划指挥员半个小时就可以做完，现在起码要两三个小时。”刘大队长对着计划上的飞行课目一一介绍说，时长增加，是因为训练复杂程度提高了。

换装新型战机以来，该部领导决策推行多项训练改革举措——

改变沿用多年的战机起降流程，新的起降方式不仅大幅提升快速出动能力，而且与国际标准接轨，有利于战机飞出国门训练；

改变飞行员熟悉的日常飞行训练模式，从过去一架接一架按照固定航线飞行，变为按照作战阵位自主训练，训练空域电磁环境复杂了、训练课目多了，与实战贴得也更紧了……

“每一项改变，其实都冒着风险。放弃大家熟悉的方式改用新方法，未知的风险会增加，刚开始一些老飞行员并不理解……”谈起一系列改革的初衷，该部领导话锋一转，“可是，算一算有利于备战打仗这笔账，领导干部就必须勇敢担起该承担的风险。”

一系列看似细微的改变，累积起战斗力建设新高度。几年间，该部领导身先士卒，率领部队闯出了我军电磁空间练兵用兵的诸多首次，多项课题成果在全军获奖。

面对记者的采访，官兵们都有相同的感受：“领导勇担当，带兵打胜仗！”

（采访得到谭雷、方世磊、王子规、王瑶、毛鹏、张子星大力支持）

记者手记

立起新时代指挥员好样子

“立起新时代指挥员好样子”，是习主席对军队各级指挥员提出的殷切嘱托。无论时代怎么变，部队领导干部的第一要务是带兵打仗，第一身份是指挥员，不能坐上“官位”就远离了战位，更不能身在战位不谋战，以不打仗的心态做打仗的准备。

强军之道，要在得人；练将之道，身先为要。新时代指挥员必须始终把强军当事业、把打仗当专业，时刻保持“脑子里永远有任务，眼睛里永远有敌人，肩膀上永远有责任，胸膛里永远有激情”的临战状态，砺锋淬火、精武强能，以自身表率作用，带出能打仗、打胜仗的雄师劲旅，真正成为挺身为旗的军中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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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探寻革命老区和纪念场馆，感悟我党我军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

“寻乌星火”照亮求是之路

■解放军报记者  杜娟

武警江西总队赣州支队组织官兵在毛泽东寻乌调查纪念馆参观见学（资料照片）。彭贤茗摄

仲秋的赣南，群峰染绚，丹枫映水。

走进毛泽东寻乌调查纪念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几个红色大字映入记者眼帘。

90多年前，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进军赣南，相继开辟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后来，毛泽东同志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挥笔写下《反对本本主义》《寻乌调查》。

这两篇光辉著作，不仅充分彰显了唯实求真的探索精神，更及时回答了“中国革命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

记者踏访中国共产党人开启调查研究风气之先的历史发生地，所见所闻既是穿越历史的回响，更是昭示现实的明镜。

从“寻乌调查”到“全党大兴调查研究”——

真调查，才能听真话、察实情

巷陌寻踪，纸记民情。

地处赣、闽、粤三省交界的江西寻乌县，城西南马蹄岗上，几栋二层青灰色瓦房静静伫立，院中香樟树影婆娑，仿佛在低语“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去”的道理。

这里，是毛泽东同志1930年“寻乌调查”的历史现场，他亲自设计调查提纲，组织10余次调查会，请不同阶层代表参加。

“毛泽东诚恳相邀，语气中满是敬意。他说，就是盼着能听听你们的肺腑之言，了解最真实的寻乌。今天我是来当学生的，你们在座的都是我们尊敬的先生。”农民范大明，是当年的亲历者。他的孙子范德文，向记者讲述当时的调研情况。

纪念馆展柜中，陈列着《寻乌调查》的手抄件和各类调查表的复印件。一张张泛黄的统计表上，清晰记录着不同家庭的土地、人口、收入与赋税情况。

县商学会、木工合作社、县苏维埃政府……沿着毛泽东当年走过的调查路线，记者仿佛看到他深入街巷、田埂、商铺与农民、小贩、手工业者促膝长谈的情景。

“三省交界的特殊地理位置，使这里成为理想的调查样本，毛泽东不仅系统掌握了土地占有、阶级结构、商业流通等宏观数据，更细致了解了各类具体信息，甚至包括县城有几家豆腐坊、每家每日销量多少等。”当年参加调研的时任县委书记古柏之孙古铮，向记者介绍。

一盏昏黄的油灯下，毛泽东伏案执笔，完成了长达8万余字的《寻乌调查》，堪称我们党开展调查研究的经典之作。

“正是这种脚踏实地的调研与科学透彻的分析，使毛泽东同志对中国农村问题有了充分的发言权，为土地革命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坚实依据。”毛泽东寻乌调查纪念馆副馆长何慧芳深情地说，这些调查情况的背后，是毛泽东同志对调查研究的艰辛付出和对真理的执着追寻。

翻开《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记者读到几段发人深省的文字——针对少数干部调查研究“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他强调指出，“要和群众做朋友，而不是去做侦探，使人家讨厌”“群众不讲真话，不怪群众，只怪自己”。

从毛泽东寻乌调查，到1941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再到2023年“全党大兴调查研究”，我们党坚持实事求是的调研作风始终一脉相承、一以贯之。

历史的回响，激荡在天南海北座座军营。记者一路探寻看到，各级大力发扬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将其作为政治能力来锤炼、工作作风来培育、战斗素养来提升。许多部队把解决调研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为政治整训重要内容，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

“有些基层干部思想观念和作风上存在偏差不足，觉得自己天天在兵中，不调查也能知兵，俯下身子走进战士心里听真话不够……”政治整训中，新疆军区某红军师领导一针见血直指干部调研作风问题。

他们聚焦解决个别党员干部深入实际、深入官兵问需问计主动意识不强、闭门造车、拍脑袋决策、先入为主等问题，引导大家深入班排哨所、演训一线、任务现场进行全面深入的调研，得出了一批客观真实的结论，形成了有效破解顽疾的决策举措。

该师领导一致感到，只有把调研作为一种政治自觉，才能真调查、听真话、察实情。

从“炭火旁的士兵调查会”到“帐篷里的官兵恳谈会”——

为解决问题而调查，不是为调查而调查

“1929年12月的新泉乡寒气刺骨，毛泽东同志就是这样和红四军第2纵队的战士们围坐在炭火旁，同他们心贴心聊天。”

穿过福建省连城县狭窄的古老街巷，记者驻足士兵调查会旧址，讲解员讲述着毛泽东在这间当年红军战士临时住所里调研的故事——

“鉴于当时部队中较为普遍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军纪松懈、军阀残余、享乐主义等问题，毛泽东在这里召开士兵调查会，他特意让炊事班多烧了两盆炭火，就是想让战士们放下顾虑，把这些问题的具体表现及真实原因说出来。”

聆听讲解，记者的目光望向一幅《毛泽东在新泉进行连队调查》的油画，场景里跳动的“火光”映着周围的老军装、旧绑腿，瞬间将记者拉回到那个用调查研究破解问题的年代——

1929年12月初，红四军主力抵达闽西南新泉乡，部队建设正面临严峻挑战。毛泽东冒着严寒，在调查会上仔细了解和询问：打骂士兵和肉刑制度行不行？流寇主义思想对不对？为什么不行？用什么方法来纠正……

时任红四军第2纵队12大队党代表赖传珠曾回忆说：“每当我们回答不出来的时候，毛党代表便耐心地进行分析、解释……经过10多天的讨论，大家不但对产生错误思想的根源及其危害性取得了一致的认识，而且找到了纠正的方法。”

除了深入部队，毛泽东还把调研的范围扩展到群众中。官庄、庙前、芷溪村……新泉乡周边的村庄，留下了他带着工作人员挨家挨户走访的足迹。

“有位老大娘反映，红军战士借了她家的木桶，归还时桶底破了没人管；还有村民说，个别战士在稻田里行军，踩坏了秧苗。”新泉整训纪念馆馆长伍玲金说，在善于从本质上观察分析问题的毛泽东看来，这些从表面上看似细微的“小事”，却是关乎人心向背、我军性质和方向的大事，当即要求部队严格执行“借物要还、损坏要赔”的规定，还亲自带着战士到田里帮村民补种秧苗。

短短10天时间，毛泽东就收集到大量有关干部作风、部队纪律、军民关系等方面的意见，为后续起草古田会议决议积累了详实的第一手资料。

“新泉调查研究告诉我们，要为解决问题而调查，不是为调查而调查。”第79集团军某旅钟旅长深有感触地对记者说。

这个旅的前身红四军第2纵队，正是当年毛泽东新泉调查研究去过的部队。记者来到驻训场采访时，遇到蹲点调研的该旅领导和机关干部，他们同官兵一起吃住在野外帐篷，召开“官兵恳谈会”，将调研融入训练、教育和管理各环节。

“野外条件艰苦，训练强度大，连续几个月远离家庭，咱们干部有些什么想法，孩子还小的，挂念家人和孩子吧……”该旅政治工作部张主任边问边记，这种聊天交流式的调研，让营连干部敞开了心扉。

长时间野外驻训，往往思想和实际问题容易集中暴露。该旅领导带领机关干部用两个多月时间，结合任务跟踪调研，分别拿出了具体对策措施。

今年初，该旅党委采纳调研报告的意见，针对12名干部面临的家庭困难，专门派人解决了家属就业、孩子入学、家庭住房等方面问题，让他们安心尽责。

“这个调查下了真功夫、听了真心话、找到了真问题，拿出了解决的真办法，这样的调研谁能不欢迎？”采访中，官兵们情不自禁地点赞。

从“三进才溪”调研到“一道难题攻到底”——

一时易为，惟久久为功者进

“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

毛泽东一句诗词让老区龙岩上杭闻名，又以一篇万字的调查报告，让上杭县才溪镇彪炳史册。作为闽西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域，这里享有“中央苏区模范区、模范乡”的赞誉。

“带着如何建设巩固的先进的革命根据地的问题，1930年到1933年间，毛泽东三次来到才溪，走村入户，与群众同劳动、拉家常，深入了解民情，写下了著名的《才溪乡调查》。”在毛泽东才溪乡调查纪念馆，记者通过互动体验区一张电子路线图和VR技术，“看到”了毛泽东“三进才溪”调研的艰辛历程——

草鞋磨穿数双，竹杖点破晨雾。毛泽东分别从寻乌、漳州、瑞金三地启程，穿过一道道山弯，越过一个个隘口，乘竹筏破汀江浪。

他蹲在田埂上，手指轻捻湿润的泥土，向插秧的农人细问收成；坐在老屋门槛，就着昏黄的油灯，听乡亲们诉说苛捐杂税之苦；翻开苏维埃政府的账本，逐项核对粮食分配、红军家属优待政策落实情况……

三次调研，他的脚步遍及村村落落，终以详实的第一手资料，凝成“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的著名论断。

时代在变，问题也在变，我党我军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始终没有变。

“一锤接着一锤敲”，习主席在不同场合多次这样讲。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他曾深情回顾，“8年来，我先后7次主持召开中央扶贫工作座谈会，50多次调研扶贫工作，走遍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坚持看真贫，坚持了解真扶贫、扶真贫、脱真贫的实际情况”。

“在调查研究方面，习主席也是‘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典范。”陆军某旅党委班子对照老一辈革命家和习主席一以贯之的调研作风，在政治整训中认真查找自身差距与不足。

记者看到，该旅一场调研作风反向测评中，基层官兵以无记名方式，对干部调研的频次、深度、质效等进行评价，重点排查“虎头蛇尾”“调而不研”等问题，将测评结果纳入干部季度考评。

一道难题攻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这些年，该旅针对合成训练遇到的新情况，调研梳理出自主协同、体系融合、新装备战斗力生成等方面10多个难点问题，通过开展协同训练、轮流到兄弟部队跟训见学、对指挥员进行联合素养培训考核等办法，形成“问题—调研—对策—成效”完整链条。

“胜非其难也，持之者其难也。我们通过持续开展针对性调研，真正使新质战斗力在体系融合中不断实现新跃升，同时也锤炼了领导和机关孜孜笃行调研的作风。”该旅钱政委说。

采访结束时，回望我们党开启调研之风的“寻乌星火”，记者不禁感慨——

强军事业无止境，调查研究永远在路上！

（采访得到龙礼彬、周旋、詹丽红、梁志伟、刘华勋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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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让调查研究回归本真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这句诞生于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一文的重要论断，跨越95年依然振聋发聩。它承载的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更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

让调查研究回归本真，才能真正破除作风顽疾，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在政治整训中，各级领导干部应当以“甘当小学生”的精神，“身挨身坐、心贴心聊”的姿态，“深实细准效”的调研作风，纠治“虚浮飘躁”的不良风气，让调查研究真正达到“接地气、察实情、出实招”的要求和目的，从而把“问题清单”变成“打赢底数”，让决策有温度、执行有力度、战场有胜算。

记者踏访多个军史场馆和英雄部队，感悟人民军队听党指挥、服从命令的优良作风——

“号令意识”贯穿战斗征程

■解放军报记者 陈典宏 李由之

9月3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这是仪仗方队接受检阅。解放军报记者 李雪梅摄

秋色初染，岭南大地暑气未消。

记者来到中山市五桂山街道珠纵路，在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司令部旧址，看到一张熟悉的照片——

一名红军，头顶红星，迎风傲立，在黄土高坡吹响嘹亮军号。

这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著作《红星照耀中国》的封面摄影。这名红军号手的形象，多少年来早已深入人心。

军号属于军人，属于战场。大凡中国军人，对军号都会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只要当过兵，无论何时何地，一听见军号声，立刻就会觉得热血喷涌、心潮澎湃。

号令如山，执行没有借口；闻令而动，奔赴无问西东。

一声号令，三军景从。从烽火岁月的闯关夺隘到新时代的伟大行军，听党指挥、对党忠诚，不讲条件、坚决落实的号令意识，始终是我军鲜明的精神标识和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政治法宝。

“军号声里有忠诚”

这名号手是谁？这张照片，为什么出现在珠江纵队司令部旧址？

照片下方的名字给出了答案——谢立全，12岁参加红军，走过长征，身经百战。

1939年寒冬，时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三分校二大队政委的谢立全和大队长谢斌，接到了一道命令——南下广东，开辟敌后战场。

没有犹豫，不讲条件，“坚决听从组织安排”是他们的回答。仅仅3天后，他们就踏上南行之路，穿越层层封锁，抵达韶关，与地下党组织接上了头。

讲解员冯金雨说：“正是这次从延河到珠江的远征，两名曾经走过万水千山的红军战士，面临着又一次艰难的跋涉。”

从延河到珠江，又是一次“万里长征”！冯金雨介绍说，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在珠江三角洲创建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孤悬敌后，长期处于日、伪、顽三方夹击之中，却有力牵制了日伪军数以万计的兵力，成为华南敌后抗战的重要支柱。解放战争时期，这支英雄部队的传人，又为配合南下大军解放广东再立新功。

珠江纵队何以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屡建奇功？原纵队政委梁嘉曾说：“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有党的坚强领导，又有各级党组织的周密部署和具体指导。”

听从党的召唤，服从党的指挥。人民军队的漫长征途上，嘹亮军号引出无数响亮回答。

在安徽阜阳千里跃进大别山纪念馆里，一份紧急电报静静陈列：“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

邓小平同志后来回忆，接到这封电报时，部队已极度疲劳、伤亡较大，亟须休整。然而，“当时我们二话没说，立即复电，半个月后行动”。

号令意识，总是一脉相承、听令景从。3年之后，当初坚决执行党中央、毛主席命令的邓小平，见到了一名坚决执行他的命令的部下——

1950年初，党中央决定提前进军西藏。时任18军军长张国华原本带领部队接管富庶的川南，却在上任途中接到命令，要他赶赴重庆受领最新任务。

见到张国华，邓小平第一句话便开门见山：“今天谈话凭党性。”张国华答：“一切听从党安排。”邓小平说：“你指挥部队去西藏。”张国华答：“坚决完成任务！”

一场堪称世界上最艰难的行军，就产生于这最简短的号令。为了完成这个号令，18军先后有3000多名官兵长眠在雪山冻土中。随张国华进藏的年仅3岁的女儿，也病逝于进军途中。

“什么是‘不讲条件’？就是党指向哪里，就打到哪里；什么是‘坚决落实’？就是哪怕付出生命，也要坚决完成党交给的任务。”解读革命前辈的故事，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副教授郑愉感慨地说，“军号声里有忠诚。一声号令，大军开拔，百折不回；一声令下，不讲条件，坚决落实。”

自觉的意识，往往在取舍间愈发鲜明。中山日报社原记者萧亮忠的父亲萧子云，是一名珠江纵队的老兵。当年转业前夜，突然接到“暂缓报到”的通知，他二话没说，连夜卸下已装车的家具；后来，他又谢绝老战友关照，执意让儿子萧亮忠进工厂当锻工。

“反观自省，今天个别党员干部执行命令为何会犹豫迟疑、打折扣？究其根源，还是思想深处号令意识有所弱化。”中山军分区一名领导说，深入开展政治整训，就是要让号令意识牢固立起、根植心间，党让做的坚决去做，党不让做的坚决不做。这是境界，更是党性，是人民军队融入血脉的政治自觉！

“军号声里有纪律”

“十月的炮火连天响，敌人三路来进攻。民族的健儿上战场，血战西海保家乡……”

在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西海村，《西海颂》的旋律传唱至今，仍在诉说着“西海大捷”的传奇。

1941年，面对十倍于己的敌军，广州市区抗日游击第二支队没有退缩，坚决落实上级作战要求，以“迟滞消耗敌人、集中歼敌一路、全面反击”的三步战略精准部署，以200余人毙伤伪军300余人，仅伤亡各1人。

“胜利源于战术得当，更源于执行纪律坚决。”走进西海抗日烈士陵园，青松翠柏间，馆长梁卓华道出胜利密码，这支部队完全按照八路军、新四军的建军原则改造，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为准则，纪律性与凝聚力极强。

什么叫做纪律性与凝聚力极强？也许，号手最明白号令的含义。

八路军太行纪念馆里，静静地摆放着一支伤痕累累的军号。它是一位八路军司号员严格遵守命令，孤身一人7天7夜阻击敌人后留下的遗物。

1941年11月，日寇纠集重兵企图摧毁位于黄崖洞的兵工厂。战斗人员不断伤亡，最后只剩司号员崔振芳一人把守进入黄崖洞的唯一通道。整整7天7夜，崔振芳坚守在陡崖上，投出100多颗手榴弹，炸死炸伤数十名敌人。

最后，当增援部队到来时，崔振芳努力站起来，吹响了冲锋号。就在这时，他却被炮弹炸起的石块击中了喉咙，牺牲时年仅17岁。

在宁化县革命纪念馆内，珍藏着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它为我军后来的号谱，奠定了“基准音”。在我军不计其数的战斗中，“一切行动听指挥”就是不变的主旋律。

抗美援朝期间，党中央一声令下，第九兵团从温暖的南国急赴冰封的朝鲜。长津湖战役中，第20军59师177团6连125名官兵奉命在零下40摄氏度的极寒中坚守阵地，全员壮烈牺牲，化作“冰雕连”。战士宋阿毛的绝笔诗震撼人心：“哪怕是冻死，我也要高傲地耸立在我的阵地上！”

“军号声里有纪律。当年在朝鲜战场上，我军自觉执行战场纪律的表率有‘冰雕连’、有邱少云，冰雪和烈火都不能让战士们放弃阵地。今天，如果我们落实上级指示推诿扯皮、打折扣搞变通，不令人汗颜吗？”佛山市党史专家张群说，历史警示当下，一些人对上级指示被动执行、虚假执行、机械执行、选择执行，或是只表态不落实，其本质是不讲政治纪律。

严守纪律，就要防微杜渐。当年，顾顺章不遵守党的白区工作纪律，生活作风不检点，听不进组织和他人的批评意见，陈赓就预言：只要我们不死，准能见到顾顺章叛变的那一天。事实证明了陈赓的判断。

“今天深入开展政治整训，必须将纪律规矩摆在突出位置。”“黄土岭功臣炮连”所在旅领导说，组织如铁，纪律如磁，有组织无纪律，就会像磁铁消磁一样，失去凝聚力，丧失战斗力。

拾级而上，站在西海抗日战争烈士纪念碑前，毛泽东同志的告诫言犹在耳：“身为党员，铁的纪律就非执行不可。孙行者头上套的箍是金的，列宁论共产党的纪律说纪律是铁的，比孙行者的金箍还厉害，还硬。”

“军号声里有担当”

清风拂面，佛山市顺德区顺峰山公园游人如织。山顶旧寨塔上的弹孔清晰可见，仍在诉说着昔日的热血往事——

1945年2月19日，面对日伪军千余人疯狂进攻，为掩护主力部队转移，珠江纵队第二支队一个五人小组，奉命坚守旧寨塔，阻击日伪军。

面对强敌，5名战士将石头搬上塔顶，收起竹梯，居高临下，以子弹和石块击退敌军数次猛攻。敌人劝降不成，放火焚塔，战士们在火海中坚守至午夜，最终安全归队，成就了“旧寨塔五勇士”的壮举。

“从接令那一刻，他们就做好了用生命完成任务的准备。”中山市党史宣讲员黄跃进说。

黄跃进，也是珠江纵队老兵的后代。他的父亲黄旭，曾担任珠江纵队第一支队情报站站长，抗战胜利后奉命留守，带着32名武工队员继续斗争。

为落实上级“发展壮大武装力量”的指令，黄旭将队伍拆分为5个小组，3年间将33人的队伍扩编为千余人的独立团。此后数十年，黄旭辗转7省、历经10余个岗位。

“党叫干啥就干啥，一声令下就出发！”这种强大的执行力，在我军历史上熠熠生辉。

“祖国要我守边卡，边防线上把根扎，雪山顶上也要发芽……”歌词平白如话、朴实无华，当年一首《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诞生于冰峰哨卡，响彻座座军营，飞越大江南北，成为一代中国军人的精神号角。

上世纪百万大裁军中，一声令下，31个军级单位、4054个师团级单位的官兵告别了军旗。新一轮国防和军队改革，今天的中国军人亲眼见证——

一声令下，几十支在革命战争年代战功赫赫的部队高举光荣的战旗，改变番号，移防部署，开赴新驻地。

一声令下，全军团以上建制单位机关减少1000多个，非战斗机构现役员额压减近一半，军官数量减少30%。

一声令下，从关中平原到西北大漠，从天府之国到雪域高原，从江南水乡到岭南山区，多少热血军人离开繁华都市来到边陲小城，告别父母妻儿走向陌生远方……

2015年冬，陆军原第27集团军从驻守46年的石家庄营区越过太行山麓，成为全军首个因改革而调整部署的军级单位。

当时，有人刚买房，有人正筹备婚礼，但“使命高于一切，没有任何借口”。那些毅然决然的身影，恰如滹沱河畔那座军人雕像——闻令而动，跃马扬鞭！

“没有借口”四个字，体现党性，折射觉悟，彰显担当。黄跃进说：“真正的共产党员，接受任务坚决，执行任务利落，完成任务出色，面对困难敢亮剑，克服困难能攻坚，战胜困难勇担当。”

“军号声里有担当。执行力不是喊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政治整训，本质上是一次思想上的行军，要求我们在号令中整队看齐。”在政治整训辨析发言中，南部战区陆军某部一位领导想起当年流传在南疆前线的一首歌，歌中唱道“军号已吹响，钢枪已擦亮，行装已背好，部队要出发……”

军号声声，响彻征程。采访结束时，记者打开“中国军号”客户端，再次面对《红星照耀中国》的那张封面照片，想起著名作家刘白羽生前的一段回忆——

“当年就是这把军号，就是这幅照片和书中的故事，让我最后下定决心从敌后奔向延安……号角吹响了，祖国呼唤了！”

（采访得到郑继林、林坪、李光辉、罗建明、李玉磊、卢升年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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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听吧，新征程号角吹响

从2019年8月1日起，我军施行新的司号制度。

军号，是军队的标识、军营的象征、军人的语言。我军是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历史上创造一次次战争奇迹，既靠党的坚强领导，也靠官兵坚决执行。

进入新时代，习主席明确检验军队是否坚持党的领导，主要是看贯彻执行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决策指示是否坚决有力、严肃认真。深入推进政治整训，要求我们必须增强组织意识、号令意识、服从意识，用铁的纪律凝聚铁的意志、锤炼铁的作风、锻造铁的队伍，确保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向前进。

“听吧，新征程号角吹响，强军目标召唤在前方……”真正的军人，不是看你的名字是否还在编制序列中，而是看你的灵魂是否听从军号的召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