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长征这段艰苦卓绝的征程中，红军为世人留下太多的震撼：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几十座海拔数千米的大山，穿过有陆地“死亡之海”之称的川西草地，攻克无数个碉堡，摆脱30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90年后的今天，我们重新走近这些山山水水，结合那些经典的战役战斗，从军事地理视角审视这段堪称人类军事史上最严酷的生存考验和艰险征程，探寻地理因素是如何影响长征中的军事行动的，红军又是如何通过一个个精妙绝伦的战术突破，将地理上的天堑险阻转化为战略机动空间，最终完成这场史诗般的伟大远征。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我们特别推出“万水千山只等闲——长征中的军事地理解读”系列策划，以为纪念。

天然屏障与机动困境

湘江之战可以说是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遭遇的第一场大战，也是历时最长、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损失最惨重的一场生死决战。中央红军在付出折损过半的巨大代价之后渡过湘江，突破蒋介石处心积虑设置的第4道封锁线，粉碎了他欲将红军置于死地的罪恶企图。

↑广西桂林全州县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2021年2月3日摄）。新华社记者 陆波岸 摄

湘江之战的爆发，首先是由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军事路线。1934年11月中旬，中革军委和红军总部侦悉国民党军队企图围截红军于湘江以东的阴谋。当时，已被剥夺领导权和指挥权的毛泽东曾建议，乘各路敌军正在调动之际，“追剿”军尚未靠拢时，组织力量进行反击。可是，中央负责人博古和共产国际顾问李德坚持主张中央红军继续西进，前往湘西一带与红2、红6军团会合。这就导致红军不得不强渡湘江。

摆在红军面前的，是一个相当不利的战场地理环境。红军连续突破国民党军3道封锁线后，来到湖南南部的道县、江华等地。这一带北有阳明山，南有九嶷山。前者群山连绵，大部分山地海拔在1000米以上，后者是萌渚岭支脉北向东延伸部分，又名苍梧山，共有九峰，海拔超过1500米。这两条山系森林密布，自然地理条件不适合大兵团通行，因此形成了一个东西方向的山间走廊地带。

从这个走廊往西，地形变得更加复杂。这一带与接壤的湖南南部、贵州东北部区域，就像一个坐北朝南或倒过来的“凹”字，其中陷进去的空白部分是桂东北，两边围绕的是湘南和湘西南、黔东南。而在紧密相连的桂北灌阳、全县（编注：1959年改名全州）、兴安三县与湖南道县、永明、江华三县，则分布着呈南北走向、互为平行的三条大山脉和三条大河，自东而西依次是湘桂之间的传统界山都庞岭、海洋山、越城岭和潇水（湘江上游的重要支流）、灌江（流经海洋山与都庞岭之间的谷地）、湘江。

至于贯穿湖南全境的湘江，其实发源于桂北海洋山（编注：湖南省水利厅网站文章显示，2013年，湖南省第一次水利普查成果表明，湘江源头在湖南蓝山县的野狗岭。这一结论得到国务院水利普查办和水利部的认定。本文采用约定俗成的说法），湘江战役也发生在湘江上游的广西东北部。湘江上游位于横跨湘南、桂北地区的越城岭和都庞岭两大山脉之间，由南向北穿越桂北的兴安、全县两县，原本水险流急，湘江战役爆发时接近年底，正值枯水期，江面宽不足百米。然而，对于红军来说，这一有利之处被另一个劣势抵消。20世纪30年代，在湘江西岸有一条桂黄公路，其联通广西桂林、全县与湖南腹地。在湘江战役中，这条公路构成一条纵向快速机动通道，使得国民党军在战役展开过程中能够实现兵力的快速调配和重点投送，从而在关键节点形成兵力优势。

↑湘江上游山水纵横，地理环境复杂

总的来说，上述三条山脉和三条大河，形成多条相互平行的天然屏障，横亘在即将过境远征、辎重压身的红军面前。而从红军的行军路线来看，除了通往关口的便道，其余都是崎岖狭窄的羊肠小道。在几乎无路的山道上，红军只能负重缓慢前行。而山、河相间的地理条件，使得这一区域内部的机动通道极度有限。一旦这些通道上的节点被敌人控制，整体机动空间就会被显著压缩。战场上的实际情况正是如此。11月25日，红军从道县与水口间渡过潇水，4路纵队挺进湘江。但是，其间发生的战斗使得部队拖延了时间，而且行军道路十分艰难，无法按既定路线行军。比如，11月26日，第3纵队在邓家源因山道不通受阻，后改道雷口关入广西；11月27日，因道路受阻，第4纵队的第8、第9军团也改走雷口关入广西。

筑碉设防与围追堵截

国民党自然也意识到了上述地区的复杂地形在围堵红军中的重要价值。作为广西的“地头蛇”，桂系军阀早在中央红军长征开始时就大量征集民工赶筑工事，在湘江两岸筑起大小碉堡140多座。随后，以桂系主力第15军为左翼，集结于湘江边和江东的灌阳县；以第7军为右翼，布防于桂东边境一带，还调集桂林、平乐、梧州三地的民团2万多人协助主力防守。桂系核心人物白崇禧亲自坐镇桂林指挥。

1934年11月12日，蒋介石任命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指挥原“围剿”中央苏区的西路军和北路军中薛岳、周浑元两部共16个师77个团，专事“追剿”中央红军主力；令陈济棠部4个师北进粤湘桂边进行截击；令广西（桂军）第4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副总司令白崇禧以5个师控制灌阳、兴安、全县至黄沙河一线；令贵州省“剿共”总指挥王家烈派有力部队到湘黔边堵截，企图将红军歼灭于湘江、漓水以东地区。11 月13日，何键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将所属部队编为5路“追剿”军。刘建绪任第一路“追剿”军司令，与桂军协同，堵击红军西进，并以一部兵力沿湘江碉堡线布防；薛岳任第二路“追剿”军司令，其主力集结于零陵附近地区，堵截红军北进路线，阻止红军实现同红2、红6军团会合的战略意图；周浑元任第三路“追剿”军司令，继续向道县前进，防止红军南下进入桂北；李云杰任第四路“追剿”军司令，李韫珩任第五路“追剿”军司令，这两支部队的任务都是紧紧尾追红军。

国民党的几路大军，前堵后追、左右侧击，在湘江东岸部署了一个巨大的包围圈，自东向西收缩，压缩红军进入湘江以东的全县、灌阳和兴安三县之间东西不足60千米、南北不到100千米的三角地区，妄图逼迫红军于湘江东岸与其决战。

↑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1996年10月10日摄）。新华社记者 陈瑞华 摄

不过，国民党内部矛盾重重，各怀鬼胎。桂系的小算盘是既要防止红军深入广西腹地，又要避免蒋介石的中央军乘机跟踪入境。11月22日，桂军从全县、兴安一线突然撤防，全县城防改由民团负责。从全县到兴安之间的130里湘江两岸，整整3天没有国民党正规军防守。可是，恶劣的地理条件，加上红军未能轻装前进，导致战机稍纵即逝。

到湘江战役开始时，战场态势对红军而言已极度险恶：国民党中央军已夺回湖南道县开始追击红军；北面的湘军已进入全县，占领部分渡口封锁湘江，堵击红军；南面的桂军已进兵灌阳，阻击红军。而红军唯一现实的突破方向，只剩下全县与兴安之间的这一段湘江了。当此之际，湘江战役的爆发也就不可避免了。

渡口选择与渡江困境

实际上，红军并不缺乏横渡江河的经验。1934年10月17日，按照中革军委颁布的《野战军渡河计划》，中央红军搭浮桥，摆渡船，分别从雩都、花桥、潭头圩（龙石嘴）、赖公庙等10个渡口南渡雩都河（即贡水）。而早在1934年9月，任弼时、萧克、王震领导红6军团就在全县凤凰嘴董家堰渡过湘江西上。那里的江面虽然宽阔，但有一条卵石滚水坝横跨湘江，水流平缓，且水深在腹部以下，容易涉渡。不过，湘江上游两岸峰险山峻、谷深林密，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不利于大部队快速行军。红军的主力部队若想从此通过，必须经过江上为数不多的几个渡口。具体而言，这几个渡口是屏山渡口、大坪渡口、凤凰嘴（也叫麻子渡）渡口与界首渡口（位于兴安境内）。

↑船只在广西全州县凤凰镇的凤凰嘴渡口间来往（2019年6月29日摄）。新华社记者 陆波岸 摄

中央红军来到湘江东岸时，利用国民党湘桂军阀各有盘算因而留出的几天防线“空窗期”，顺利控制了4个湘江渡口。红军的先头部队直奔全县凤凰乡的大坪渡口。大坪渡位于全县县城30千米的湘江上，江东为凤凰乡大坪村。11月27日凌晨，红1军团在夜色的掩护下迅速渡过该渡口，前出至桂黄公路。只不过，这里虽然江面较窄，易于隐蔽，但附近有白沙河汇入，水深流急，不能徒涉，而且仅有两只小船来回摆渡，不适合大部队渡江。湘江上的另一处渡口屏山渡也存在类似的问题。这里距离全县城仅10千米，渡口两岸高山矗立，江面狭窄，江水较深，仅有一只小船摆渡，根本无法承担大部队渡江的使命。

考虑到这些因素，中央红军的大部队选择从界首渡江。界首渡口是一个往来湘、桂之间的重要古渡，离全县县城约45千米，距兴安县城15千米。此处河面100多米，不算太宽，两岸都有山林，便于隐蔽。同时，这里距离桂黄公路和越城岭较近，渡河后西行2000米就是桂黄公路，横过公路再行二三千米就进入较为隐蔽的越城岭地域，可以说是一个理想的渡河点。

↑湘江战役遗址——广西兴安县界首渡口（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但是，界首渡口也有一个不利因素：水深，无法徒涉。红军工兵部队迅速用油桶、木船、毛竹和木板架起浮桥。11月29日清晨，界首浮桥被桂军侦察机发现，随即被轰炸机炸毁。当日黄昏，红军工兵部队又架起两座浮桥。30日凌晨，军委第1纵队快接近渡口时，浮桥再次被炸掉。好在工兵部队吸取了教训，在当地群众的支持下，提早准备了浮桥材料，待敌机一飞走，迅速恢复浮桥。直到30日晨，军委第1纵队才从界首渡过湘江。而第2纵队随红3军团行动，迟至黄昏才渡江。其间，55千米走了两天，平均每天行程仅27.5千米。之所以如此缓慢，山路崎岖是一个重要因素。到12月1日下午，从界首浮桥渡过湘江的军委第1纵队、第2纵队，穿过桂黄公路，进入越城岭山区。

其时，红军作战部队尚有8个师滞留在湘江东岸，他们到凤凰嘴一带涉渡湘江。凤凰嘴渡口在界首下游十几千米处。这一段上下数千米河水平缓，水深都在腰部以下，有的在膝部以下，可以涉渡。可是，这个渡口河面较宽，而且渡口两岸都是一片平坦开阔的田野，无遮无蔽，1000米外才有一片低矮山岭，散落着几个小村落。这样的地势给没有制空权的红军渡江造成了极大困难。在国民党飞机轰炸扫射时，无处躲避也没有时间躲避的红军成了敌人的靶子。就此，国民党方面得意洋洋地写下这样的文字：“十二月一日，共匪虽大部已过界首，仍尚有不少匪众络绎于麻子渡与界首途中，我军由后追击……我机复从低空以机枪扫射，益使其慌乱……”

阻击战中的“空间”换时间

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尽管红军控制了湘江上的多个渡口，但渡江过程远谈不上顺利。更重要的是，红军前锋已至湘江，作为后卫的红8、红9军团尚在永明（编注：今江永县）、道县之间，部队前后相距几达100千米。

在既定战略方向无可更改、作战空间又高度受限的情况下，中央红军在湘江战役中的战术选择，实质上转化为以“空间”换取时间。其作战重点，并非歼灭敌人，而是通过在若干关键地点实施顽强阻击，延缓敌军推进的速度，为主力部队渡江创造必要的时间窗口。但是，囿于战场地理的限制，红军的防御纵深被极度压缩。在近乎线性防御的条件下，国民党军任何一次局部突破，都可能导致整个战局的恶化。而这正是湘江战役变得惨烈的一个重要原因，湘江战争中的三场著名战役——新圩、光华铺、脚山铺（亦称觉山铺）阻击战最为典型。

首先爆发的是11月28日开始的新圩阻击战。新圩位于灌阳西北部，南距县城15千米，北与全县边界处古岭头村相距5千米。灌阳县城通往全县、兴安的公路从新圩穿过，而从湖南进入永安关经灌阳文市到全县、兴安的公路也必须经过古岭头村。新圩以北一直到湘江岸边都是一马平川，无险可守。新圩往南至马渡桥长约10千米的公路两侧丘陵连绵，紧紧地扼住贯穿其中的公路，可以构成有限的分层防御。可以说，守住新圩等于掌握了前出湘江的第一道生命线。桂军向北侧击红军的意图十分明显，他们必须取道灌阳至新圩的公路北进。若要阻止桂军从灌阳县城侧面截断红军前往湘江渡口，就必须在新圩将其堵住。

↑湘江战役新圩阻击战陈列馆外景（2019年6月28日摄）。 新华社记者 陆波岸 摄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红5师师部接到的紧急命令是“不惜一切代价，全力坚持三天至四天”。最后，新圩阻击战打了3天，红军以牺牲2000多名官兵的代价，保住了前往湘江的通道。

而在湘江西岸，红军的前卫部队则在南北两个方向，艰苦地阻击桂军与湘军的进攻。在南线，中央红军抢占兴安县界首渡口南大约5千米的光华铺。这里地处桂黄公路东侧，向东至湘江约2千米。光华铺向南约4千米到塘市一线隆起的山丘，是兴安至界首间最高的地势。这里南望兴安，西靠越城岭，北面至界首是开阔的田地。对红军来说，这里是抗击北进的桂军最有利的地形，如果光华铺失守，从界首往北的湘江渡口就处在桂军的威胁之下，后果不堪设想。在光华铺阻击战中，红军伤亡近千人，用鲜血和生命筑起坚如磐石的阵地，保住了渡江的生命通道。

↑这是位于广西兴安县的光华铺阻击战发生地（2019年6月29日无人机拍摄）。新华社记者 周华 摄

最激烈的阻击战，发生在脚山铺。脚山铺位于全县才湾境内，北距全县县城约15千米，南距界首渡口30余千米，桂黄公路从这里穿山而过。这一段桂黄公路两侧山岭绵延，形成自然的地形屏障，整体地势呈现北低南高的特征。北面是一片开阔地，是阻击急欲南下的湘军的极好阵地。反过来，若湘军越过脚山铺，红军将无险可守，后果不堪设想。11月29日，趁着天色刚刚放亮，湘军几个师从全县倾巢而出，对红军发动猛烈进攻。面对数倍于己的强敌和被动的形势，守卫脚山铺的红1军团的战事逐渐吃紧，11月30日晚被迫退至第二道阻击线。这里虽以白沙河为屏障，可是大部分是平地，只有少数低矮的小山，而且南低北高，追击而来的湘军居高临下，红1军团的处境十分不利。结果，这场脚山铺阻击战持续了两天半，红1军团牺牲超过2000人，以血肉之躯守住了红军后续部队渡江的生命通道，粉碎了湘军南下与桂军封锁湘江，夹击、聚歼中央红军的企图。

到12月1日下午，除少量后卫掩护部队，红军主力都已渡过湘江。担任掩护任务的红5军团第34师和红3军团第18团被阻隔在湘江以东，与围攻之敌进行了英勇的战斗，予敌以重大杀伤，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大部壮烈牺牲。

↑中央红军计划四路强渡湘江示意图

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突围以来最壮烈的一仗。红军广大指战员与优势敌人苦战5昼夜，终于克服自然地理与军事地理上的极端不利条件，突破国民党军精心布设的湘江防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然而，红军也付出极为惨重的代价。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和军委两纵队已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郭晔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