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探访遵义，感悟共产党人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风骨——

伟大转折背后的自我革命精神

■解放军报记者 张磊峰 王越 龚航

武警贵州总队遵义支队组织新老党员走进遵义会议会址，开展宣誓活动（资料照片）。江芝伟 摄

遵义午后，大雨忽至。子尹路96号一栋青瓦灰砖小楼，在茫茫雨幕中静静矗立。

雨势渐小，第82集团军某旅“红三连”官兵代表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寻根。楼前，一棵刺槐枝干张开，像一个巨大的“V”字，当地人称它为“胜利树”。

“我们连队的老前辈，当年就在这栋楼下站岗。”“红三连”干部刘小云的目光落在小楼上。刘小云出生在遵义，从小听着遵义会议的故事长大。参军入伍后，他来到“红三连”——遵义会议期间，担负警卫任务的正是“红三连”。

会址二楼的会议室不大，一张长方形木桌，四周有一圈靠背椅，桌下还放着当年取暖用的炭火盆。墙上的挂钟早已停摆，时间仿佛凝固在1935年1月那个寒冷的冬日。

“会议前夕，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指挥，中央红军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站在展柜前，武警贵州总队遵义支队红色讲解小分队成员、中士江芝伟介绍道，“3天的会议争论很激烈，见证了共产党人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风骨，刀刃向内、自我革命的精神……”

采访时，记者遇到了遵义市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申翔。他指着墙上那张第五次反“围剿”态势图说：“从1921年建党到1935年，是第一个14年，党在摸索中屡遭挫折；从1935年到1949年，是第二个14年，中国革命势如破竹。遵义会议正好处在中间，像一根扁担，挑起了前后两个14年。”

“什么叫转折？就是之前的路走不通了，从这里起换一条路走。换了路，天地就宽了。”申翔的话，让在场的人心潮翻涌，“这次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

这次会议，首先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分析了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3天会议作出4项决定，中国革命航船开始拨正航向。刘伯承曾回忆：“遵义会议的精神传达到部队中，全军振奋，好像拨开重雾，看见了阳光，一切疑虑不满的情绪一扫而光。”

在二楼会议室门口，江芝伟放慢了语速：“会议第二天，红三军团第六师在遵义以南的刀靶水遭敌袭击。军情紧急，彭德怀连夜赶回部队，临时搭的门板床都没来得及收。”堂屋一角，那张门板床静静摆放。当年，彭德怀和杨尚昆将门板搭在两条长板凳上，在这里和衣而眠。

从红军山烈士陵园拾级而上，苍松翠柏掩映着巍峨的纪念碑。秋雨过后，松柏的清香混着泥土的气息弥漫在空气里。退休老党员张爷爷世代住在遵义红花岗，他从小听着红军的故事长大。

“当年红军进遵义，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寒冬腊月把棉衣分给穷人。”老人说，“老百姓心里有杆秤。谁真心对老百姓好，老百姓心里最清楚。”

记者问他：“90多年前的事，为什么今天还在讲？”

老人语重心长地说：“因为还有人记得，还有人需要记得。”

在会址旁的会议室里，江芝伟向“红三连”官兵和驻地部队代表分享了一个细节：在深化政治整训中，武警遵义支队有一个“自选动作”，叫“对照遵义会议找差距”。所有党员拷问自己3个问题：有没有不敢直面错误的时候？有没有被固有思维捆住手脚的时候？有没有在关键时刻犹豫不决的时候？

“3个问题直指灵魂深处！”刘小云接过话茬，“遵义会议精神启示我们，要学会在困难面前不绕道走，学会在复杂情况中看清方向，学会在压力之下做出正确的选择。”

赓续血脉、矢志打赢。近年来，“红三连”官兵面对转型攻坚难题交出一份份答卷：从全军首批轻型高机动步兵试点，到某型地面无人装备试验任务，再到自主编写训练手册、总结10余种战法训法……改革、转型、整训、攻坚——在每一个需要啃硬骨头的关口，他们都勇立潮头、奋勇争先。

走出会址，夜色渐浓。此时的红花岗华灯初上，街巷里烟火升腾。那棵刺槐枝叶舒展，见证着这支军队永葆自我革命的精神和勇气，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记者感言

“胜利树”前悟“转折”

在遵义采访，听到最多的词是“转折”。转折，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需要多大的自我革命勇气？一盏煤油灯、一个炭火盆、一张军事地图，见证的不仅是一次会议，更是一个政党在错误面前敢于审视自己、纠正自己的勇气和担当。

于历史紧要关头力挽狂澜，突破重重危机走向新生，始终保持自我革命的精神，是我们党攻坚克难、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密码。回程时，记者又看了一眼那棵“胜利树”。它“V”字形的枝干仿佛在诉说：转折之后，走向胜利。胜利从来不是等来的，而是在每一个需要抉择的关口，敢于直面错误、敢于拨正航向、敢于重新出发得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