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中首次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如何理解？
于军：习近平主席讲到“总体国家安全观”时说，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我理解，这个“总体国家安全观”一方面是强调不同领域的国家安全，习主席在讲话中提到的有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等11个领域，包括了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另一方面，我们研究国家安全，一般把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放到一起，叫做综合安全观。那么，“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层面则要更高一些，它还强调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安全大局，即“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
记者：为什么这样重视内部安全？
于军：应该说，任何一个国家都会把内部稳定作为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我觉得对中国来说，内部安全显得尤其重要。我在驻外大使馆工作过两年，接触到的很多外国领导人都说，中国只要自己稳得住，别国就不能把你怎么样。事实上就是这样。
现在我们国家发展很快，同时也面临很多问题，包括环境污染、贫富分化、贪污腐败等，全党上下已有共识，只有全面深化改革，才能迈过这个难关。那么，改革的核心是什么？我认为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简政放权。
改革，是一个充满风险的过程，尤其是现在社会利益多元化，思想意识多元化，改革既可以解决问题，也可能诱发或暴露新的矛盾。所以，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社会稳定如何维系，构成了国内安全的最大课题，必须加以特别的重视。
记者：您在上面提到了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能否更详细地介绍一下这两方面我国面临的形势？
于军：以前我们谈国家安全，主要谈的是传统安全，包括战争威胁、军事入侵、国家结盟等问题，这些与一个国家的生存发展紧密相连，西方学者把它叫做高级政治。冷战结束以后，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有些问题伴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而凸现出来，比如水危机问题、传染性疾病问题、生态环境问题、气候问题等等，多涉及民生领域，我们把它叫做非传统安全问题。
此外，在人类活动的一些新的空间，包括网络、深海、极地、太空等领域出现的安全问题，也可以称作非传统安全问题。现在，人们越来越感觉到，非传统安全问题就其重要性，就其惨烈程度上，与传统安全问题相比，没有太大区别，而且越往后，非传统安全问题对一个国家的生存发展的影响会越大。
对我国而言，非传统安全问题也很突出，现在我们与别国一谈国际事务，一谈外交主题，更多就是集中在非传统安全领域。这些是人类社会共同面对的问题。习近平主席提出“打造命运共同体”，就与非传统安全问题越来越突出密不可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