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着自己翻译的国际歌走上刑场
1935年2月，中央苏区陷落前夕，瞿秋白在向闽西突围的途中被俘。起初，他自称只是医生，并寄信给上海的鲁迅希望设法保释，不料因叛徒出卖而暴露了真实身份。
当年的6月18日清晨，福建长汀罗汉岭下白露苍茫。36岁的瞿秋白走到一处绿草坪盘腿坐下，向刽子手微笑说“此地甚好”，尔后唱着自己于1923年翻译成中文的《国际歌》就义。
瞿秋白就义前
瞿秋白留在世间最后的影像，是就义前在中山公园中山亭前的留照。瞿独伊回忆，照片上身着黑衣白裤、神态安然的父亲，与记忆里身材消瘦、面色苍白的“好爸爸”形象，常常重叠在自己的梦里。
儿时的独伊并不知道，父亲从20岁起就患上了严重的肺病。
如果不是因为患病而无力奔跑，瞿秋白也许能够冲出敌人的包围圈；如果不是因为患病而给了当时的“左”倾领导者以留下的借口，他也许能够同红色大军一起走上险难重重却又充满希望的长征之路。
1934年秋，中央红军在仓促中决定进行战略转移。被解除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已两年之久的瞿秋白奉命留在了江西苏区，任中央分局宣传部长。得知这一消息，毛泽东在长征前两次找到博古要求带瞿秋白走，却遭到拒绝。
瞿秋白放下整理好的行装，举起一年前在上海与杨之华分别时妻子送给他的酒杯，同李富春、蔡畅夫妇等默默话别。中央红军出发那天，他把自己的良马交给了长征队伍中最年长的徐特立。第二天，当同样留在江西的陈毅派马要他去追长征队伍时，他凄然一笑：“我服从组织的命令。”
与瞿秋白一起被留在苏区的人，成了“死亡军团”。红军主力长征后，中央苏区正面临着继五次“围剿”之后更为猛烈的风雨，对于身体虚弱的瞿秋白而言，留下，几乎意味着死亡。但瞿秋白选择了服从。
半年后，当生的机会摆在面前，视人格自省重于生命的瞿秋白再次选择放弃。
得知重赏通缉了11年的瞿秋白终于“落网”，国民党欣喜若狂。
囚禁他的国民党师长宋希濂前来劝降。面对这个自己昔日在上海大学教书时的学生，瞿秋白把与宋希濂的谈话变成了一次关于共产主义在中国是否行得通的辩论——而辩论最终以后者的无言以对收场。
就在行刑前5天，国民党还继续派员游说。他们的条件也似乎颇为照顾瞿秋白的“面子”：不必发表反共声明和自首书，只要答应到南京政府下属机构去担任翻译即可。
拒绝，拒绝，还是拒绝。瞿秋白说：“人爱自己的历史，比鸟爱自己的翅膀更厉害，请勿撕破我的历史！”
瞿独伊说：“枪声响时，共产党人和知识分子的骨气所扬之处，也正是父亲的内心所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