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敏在南昌赴刑场前留影。
千秋青史永留红
几十年以后，高家骏、程全昭和胡逸民，分别用口述或撰文的方式回忆过传递方志敏狱中文稿的经过。由于他们都是单线传递，再加上时间太过久远，回忆中难免错漏，彼此间亦有出入。比如高家骏和胡逸民都提到了传递的文稿中包括《可爱的中国》，其实这篇文章是由胡逸民传递的。又比如胡逸民说蒋介石亲自来劝降方志敏，得不到史料支持。
目前，史学界相对公认的是，方志敏狱中文稿，是通过程全昭、高家骏、胡逸民、向影心四个人，分四次传递到监狱之外。但真正让文稿交付党组织的其实只有两次，即程全昭和胡逸民。
这两个人互不相识，也没有任何横向联系，他们经不同路径传递了狱中文稿，中间相隔了一年多的时间。而且，这两个人其实都没有把文稿直接交到党组织，而是非常巧合地交给了同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章乃器的夫人胡子婴。
胡子婴也曾撰文回忆自己接收和转递方志敏狱中文稿的经历，她的回忆非常细致、细节充分，且能够与其他人的回忆和史料相互印证，因而准确度要高得多。胡子婴自己写道：“因为时间已经过去四十多年,我也老了,可能有些小的出入……但由于这两次经过印象很深刻,一次是冒了生命危险去取的,所以大致没有错误。”她的回忆，特别是她在传递方志敏狱中文稿过程中的特殊位置，对还原整个过程提供了极大帮助。
“冒了生命危险去取的”那次，是去宝隆医院找程全昭。胡子婴就是那个“贵妇人”。当时程全昭问她姓什么，胡子婴不能用真名实姓，就用了母亲的姓氏，说“姓宋”，这才让程全昭误把她认作宋庆龄。
那天，胡子婴碰巧去生活书店，书店的负责人毕云程等几个人正在犯难。他们看了程全昭送的信，得知还有一包方志敏的文件在宝隆医院。信的真伪无法证实，白色恐怖之下，这有可能是国民党特务设下的圈套。如果不去取，更有可能辜负了那份从狱中冒极大风险送出的文件。
两下为难之际，胡子婴自告奋勇。她不是中共党员，又有社会显达身份，即便是圈套应该也有转圜余地。但是风险依然在，毕云程等人不同意。胡子婴却言出必行。这才由她取回了第一批方志敏狱中文稿，交给了毕云程、胡愈之。
胡子婴回忆，这包文件是密写的，要经过处理才能显出来，而且前四页是真的空白，直到第五页才有文字显出来。“这文件如何到鲁迅先生手中,又如何送到延安,我就全不知道了。”
胡子婴还不知道的是，毕云程是中央特科工作人员，他把显影文稿抄件转到了中央特科。当时的中央特科临时负责人王世英看后，又将文稿抄件转到莫斯科共产国际东方部。接着文稿又由莫斯科传到巴黎《救国时报》社，1936年1月29日纪念方志敏烈士被俘一周年，《救国时报》全文发表了方志敏《在狱致全体同胞书》和《我们临死以前的话》两篇文稿。这是最早公开发表的方志敏狱中文稿。
出于对鲁迅先生的尊重和方志敏信中的嘱托，毕云程将《给鲁迅的信》和文稿抄件转交给鲁迅。鲁迅先生确实收到了方志敏的狱中文稿，但并非由他传递给党组织，相反，是党组织转递给他的。
关于这段历史，曾入选中学课本的《同志的信任》虽然与史实不符，但文中的判断一点没错：“鲁迅先生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可是，在所有共产党员心目中，他永远是一个能以生命托付的、最可信任的同志。”
胡子婴第二次接收方志敏狱中文稿是在一年多以后，“1936年11月18日傍晚，一个貌似小商的人将一部分方志敏烈士的遗稿送到我家。”这个“貌似小商的人”就是胡逸民。胡逸民说，他实在不知道到哪里去找共产党的机关或领导人，你们是救国会的知名人士，跟共产党很好，你们一定知道，所以我只好转托给你们。
胡子婴回忆，这批文稿没有密写，是用毛笔直接写在纸上的，字迹与她一年前看到的信一样。当天她就看完了文稿，印象最深的是《可爱的中国》。
胡子婴对日期记述如此准确，是因为接收这批文稿五天后，章乃器被捕，即救国会“七君子事件”——那一天是11月23日。
胡子婴怕敌人抄家，便打电话与宋庆龄联系，经宋庆龄同意，胡子婴立即取出烈士手稿交给章乃器的弟弟章秋阳（中共党员），让他乘出租车送到宋处。宋庆龄在新中国成立后回忆,她收到过文稿,后来转交给了从延安来的冯雪峰。据档案载：冯看后做了批语交“小K”（即潘汉年）。后来，冯又遵“小K”嘱转交谢澹如保存于上海。数年后，冯雪峰编辑出版的《可爱的中国》影印本就是这批珍贵文稿之一。
方志敏烈士狱中文稿里最长也是最早完成的《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其手稿是1940年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在街头发现的，当即以重金买下。党史学界综合相关资料推测，这篇文稿很可能就是向影心传递出去的。
时任八路军参谋长兼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负责人的叶剑英,看后写下《看方志敏同志手书有感》:
血染东南半壁红,
忍将奇迹作奇功。
文山去后南朝月,
又照秦淮一叶枫。
郭沫若读了方志敏狱中遗著后,亦感慨不已,和叶剑英诗:
千秋青史永留红,
百代难忘正学功。
纵使血痕终化碧,
弋阳依旧万株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