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克
1929年6月22日在福建龙岩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红四军“七大”，是红军建军历史上一次重要的会议，也是历来的党史军史研究者很关注的一次会议。我作为当事人，谈谈这次会议的主要情况和看法。
一、中国共产党红四军“七大”是在什么情况下召开的？
1929年1月14日，朱毛红军主力为了打破敌人对井冈山的“会剿”，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沿途行军打仗，形势严峻，军情紧急，“遂决议军委暂时停止办公，把权力集中到前委”。于是，以朱德为书记的军委停止了活动。红四军在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领导下，在半年中，由于形势的发展，工作多了，到了5月，前委颇觉“兼顾不（过）来，遂决定组织军的最高党部（即军委）”，也就是说，四军军委这一级党的组织，在停止活动四个月之后，又恢复了。前委还决定军委书记一职，由新到红四军的刘安恭担任。同时，还接替了毛泽东的政治部主任职务。
红四军军委是1928年4月成立的，当年10月，按照中共中央1928年6月4日的指示，在成立前委的同时又改组了军委。前委书记和军委书记都是中央指定的，军委隶属于前委，军委委员的名单由前委决定，经红四军“六大”选举，朱德任军委书记。而这时前委之所以决定军委恢复办公，也是想让军委做些事情。1929年6月1日，毛泽东在给中央写信谈到：“党内现发生些毛病，正在改进中。”恢复军委，正是改进这些毛病的一项组织措施，即使对刘安恭还不太了解，因为是中央派来的，又是前委确定他为书记，大家也就没有异议。这时候，都想扩大革命局面，多干工作，争取革命力量大发展。
问题就出在新组织的军委。刘安恭在军委会议讨论工作时，对上级机关——前委作了条决议，“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对这条决定，许多人就觉得不合适，下级怎么能决定上级的权力范围呢？从而议论纷纷。从6月初的闽西湖雷会议起，大会小会进行讨论，有时甚至争论起来。那时党内不忌讳争论，党的文件、党章都规定党内实行民主集中制，党员对问题有看法，在未作出决定之前，可以自由讨论。党中央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说，“在未经决议以前党内的一切争论问题，可以自由讨论”，还说“可以举行争论”。所以，大多数人从关心党、爱护党的角度出发，发表自己的看法，展开争论。
争论的中心和焦点就在于四军军委是否设立。
有人说，“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完成组织系统应有军委”。这些人认为军委是四军的一级党组织，从支部、营委、团委直到军委，缺一不可。并说前委之下设军委是中央的决定。
而反对设立军委的人认为有前委直接指导就可以了，因为四军“现在只有四千多人，又处在游击战争环境，行军时多的游击时代与驻军时多的边界割据时代又绝然不同，军队的指导需要集中而敏捷”，所以不应再设军委。他们说：做事要从实际出发，“实际弄得不好，形式上弄得再好看又有什么用处呢？”
主张设军委的人说：“党管得太多了，权太集中于前委了”，说前委不但“包办了下级党部的工作”，还“代替了群众组织”。还有人说，前委的领导是“家长制”、“书记专政”。所以，他们要求成立军委，以改进这些缺点。
而反对设军委的人则认为，设立军委“是要一个党的指导机关拿在他们手里”，“为要成立新的指导机关——军委，便不得不提出旧的理由，攻击旧的指导机关——前委以至支部”。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想方设法成立军委，结果只能是“前委军委成（分）权（现象），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责任又要担负，陷于不生不死的状态”。所以，不能同意成立军委。
这是争论的中心和焦点。毛泽东曾说过，“近日两种不同的意见最明显的莫过于军委问题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现在时代军党部要不要的问题”。经过争论，大家的认识渐趋一致，在一次会议上以36票对5票作出决议，取消了临时军委。然而，由此引发出的议论又多起来了。对四军成立以来的军事行动，如出击湘南，坚持井冈山斗争和赣南游击等；对四军的各种制度，如军需制度，宣传兵制度，以及士兵委员会制度等；还有的就四军的政策（如经济政策、对地方武装的政策）等进行分析和讨论；而更多的则是对前委的领导方式提出自己的看法，诸如：“过去党有没有家长制度的倾向”；“过去党有没有代替群众组织的错误”；“过去是不是上级党部包办了下级党部的工作”。争论最大的是“党应不应管理一切？”毛泽东把争论的内容归纳为三方面：关于“党管一切”，关于“一切归支部”，关于“党员个人的自由”。由于主要领导人也参与争论，就加强了争论的气氛，影响很大。
毛泽东认为，由于前委和军委的根本分歧使党的“三个最大的组织原则发生动摇”。第一，有人反对党管一切，说“党管太多了，权太集中于前委了”，第二，有人反对一切归支部，说“支部只是教育同志的机关”；第三，有人反对党员的个人自由受限制，要求党员要有相当的自由。有人“主张党所过问的范围是要限制的”，甚至说“一支枪也要党过问？”毛泽东认为，由于在组织上的指导原则根本发生问题，所以现在的工作没法开展，“完全做不起来”。所以，他提出了辞职，他说他不能担负这种不生不死的责任，请求马上更换书记，让他离开前委。
朱德对毛泽东的三条意见提出了不同的看法。第一，他认为“党管理一切为最高原则，共产主义中实在找不出来”，并说这种口号“是违背党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所以，他不同意“党管一切”的说法。第二，对于“一切工作归支部”的原则，他是“极端拥护的”，但是他认为四军在原则上坚持得不够，成为“一切工作集中于前委”。前委“对外代替群众机关，对内代替各级党部”，“这样何尝有工作归支部呢？”第三，他认为党员在党内要严格执行纪律，自由要受到纪律的限制，他认为只有“赞成执行铁的纪律方能培养全数党员对党的训练和信仰奋斗有所依归”。同时，他指出，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前委书记毛泽东没有做好，不仅自由发表意见，而且对中央和省委的指示也不认真执行。
几天后，毛泽东对这场争论的看法有了发展，他认为“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这是四军党的主要问题”，“是四军历史问题的总线索”。他还指出：“这次议论的问题虽则分成了三个（党的势力所及的范围，支部的工作，个人无自由），但精神是一贯的，就是个人领导和党的领导争雄的具体的表现。”毛泽东认为自有四军以来，党内共存在14个方面的问题：
（1）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
（2）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
（3）小团体与反小团体主义；
（4）流寇思想（与反对）流寇思想；
（5）罗霄山脉中段政权问题；
（6）地方武装问题；
（7）城市政策与红军军纪问题；
（8）对时局的估量；
（9）湘南之失败；
（10）科学化、规范化问题；
（11）四军军事技术问题；
（12）形式主义与需要主义；
（13）分权主义与集权；
（14）其他腐败思想。
在这14个问题中，毛泽东认为主要是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的斗争，具体地说，有人“与党争权”，他在给林彪的信中虽然没有指名，也有呼之欲出之势。
此论一出，四军党内争论更加激烈。有些高级领导人不实事求是，主观猜测，偏于一面而轻率发言。刘安恭与林彪就是这样的。刘安恭“把四军党分成派”。在争论发生之后，刘安恭“提出完全选举制度及党内负责同志轮流更换来解决纠纷”。林彪则在前委会议之前3小时，给毛泽东写信，内容是党的问题而且是极严重的问题，用的辞句是“封建关系”、“无形结合派”、“政客的手段”、“卑污的行为”、“阴谋”等超出当时四军党内领导集团政治生活常态的危言。毛泽东公布了林的信，林在会议上说此信专指军委问题，还说朱德用手段拉拢部下，想成立军委以脱离前委的领导。
在这种情况下，各纵队、支队党委讨论得更热闹了，甚至连朱毛去留问题都提出来了。四军驻新泉的七八天，连以上尤其是支队、纵队干部天天开会，老是争论这么几个问题：党应不应管理一切？是管理一切、领导一切还是指导一切？等等。当时，领导上号召大家发表意见，放手争论。但得不出结果，大家觉得该由上边领导人来管了，多数干部希望停止争论。
当时摆在红四军面前有两个大问题。第一，战争形势开始发生变化，蒋桂战争已结束，蒋冯已妥协，我们意识到敌人要来进攻。不久就证实了。1929年6月16日，蒋介石调动闽粤赣三省敌人向红军发动了“会剿”。虽然我们当时还不清楚敌人的具体计划，但从各方面来的情报看，形势比较严峻，敌人有13个团又2个营约2万余兵力，在红四军附近。在这种形势下，必须对付敌人的“会剿”。第二，要分兵发动群众。闽西是新建苏区，原有的几点游击区，尚未连成一片，必须由主力红军分兵发动群众，才能成为大块苏区。这也是应付敌人“会剿”的战略措施之一。
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为着这样的目的召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