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1928年12月张学良宣布改旗易帜后，国民党政府实现了全国的统一。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解放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中心南京。延续22年的国民党反动统治，颇受文艺创作者的青睐，以这一时期为创作背景的文艺作品层出不穷。而在文学创作的影响下，不少网民对民国进行美化和浪漫主义描述，认为民国时期是一个崇尚民主、自由、知识的时代，认为国民党政府政治开明、经济繁荣、文化自由，更有甚者认为当前对蒋介石统治集团与国民党军队的种种负面评价是中国共产党的污蔑攻击。那民国是否真得像部分影视剧或文学作品中所说那么美好吗？
专制独裁
国民党政府实行的是代表地主阶级、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一党专政和军事独裁统治，通过建立庞大军队、推行特务统治、实行联保连坐等方式巩固专制统治，与民主政体背道而驰。1929年3月，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规定：“中华民国人民须服从拥护中国国民党，……始得享受中华民国国民之权利”；“对中华民国之政权治权”，要由国民党“独负全责”。1931年5月，国民党主持的国民会议通过《训政时期约法》，第30条明确规定“训政时期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行使中央统治权”“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其职权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之”，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确认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统治，将权力集中于蒋介石个人。国民党建立了庞大的军队，1929年3月官方材料披露，“全国军额达二百万”，还大力加强地方反动武装，将人民置于武装力量的严密控制和监视之下。蒋介石扶植“CC”派和复兴社势力，建立庞大的特务组织，如隶属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隶属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以及“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大规模推行特务政治，以增强对各种政治力量及广大民众的有效控制。国民党大力推行保甲制，1934年12月经中政会第432次会议议决，行政院通令各省市普遍办理地方保甲，强制实行联保连坐，加强了对广大群众的控制束缚。《乡镇保甲长须知》中规定“各户户长应联络甲内全体户长共具联保连坐切结，声明结内各户互相劝勉监视，不为匪通匪纵匪，如有违反者，他户应即报明，倘瞻徇隐匿，联保各户实行连坐”。
思想禁锢
国民党政府大力推行文化专制，用封建法西斯主义对人民进行思想禁锢与精神控制，与思想自由背道而驰。《训政时期约法》虽规定了人民的结社集会之自由、发表言论及刊行著作之自由、请愿之权等，并强调“非依法律不得停止或限制之”，但为了控制舆论，国民党政府大肆剥夺人民的言论和出版自由，从1929年起就相继颁布《宣传审查条例》《出版法》等严格限制书籍刊物的编辑、出版、发行，还设立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查禁具有进步倾向的文化作品，对进步作家进行监视、拘捕甚至枪杀。1930年至1933年间，李伟森、柔石、胡也频、殷夫、冯铿、洪灵菲、潘漠华、应修人、宗晖等先后牺牲。据国民党中央宣传部1936年制定的《取缔反动文艺书籍一览》《取缔社会科学反动书刊一览》，被查禁的文艺书籍和社会科学书刊就多达1040种。为了与敌人周旋，保存革命文化阵地，鲁迅这一时期使用过的笔名达70多个。蒋介石公开鼓吹法西斯主义，在1931年5月国民会议开幕词中提到，法西斯蒂政治理论能保证“最有效能的统治权”，而且“合于大同原则”。此后，“CC”派和复兴社开展了宣传法西斯主义的竞赛，大力鼓吹“三民主义为体，法西斯主义为用”。蒋介石亲自发起的新生活运动，目的也在于禁锢人们的言行，正如他在《新生活运动之要义》中所说要“使全国国民的生活能够彻底军事化”。礼义廉耻，也被蒋介石视为“根本剿灭土匪之最良武器”，用以加强全体民众的反共意识，使民众俯首帖耳地服从国民党反动统治。
贪污腐败
国民党政府采取一系列有利于地主阶级、买办资产阶级的政策和措施，控制全国经济命脉，对广大群众进行超经济的榨取和掠夺，与为民谋利背道而驰。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中央和南京政府高级官员利用手中权力，通过公开勒索、贪污、投机倒把、借款、发行公债和增加税率等手段，把许多国家财产变成由他们任意支配的私产，形成了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一大批新的官僚兼买办的资本家。他们与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密切结合，成为蒋介石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国民党政府垄断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成立“四行联合办事总处”，控制了全国经济命脉，为滥发纸币、大规模发行公债打开了道路。从1927年到1936年，国民党政府共发行26亿元公债。抗战期间，发行17种国内公债，共计法币151.92亿元，关金1亿金单位，英金2000万镑，美金2.1亿元。政府发行公债是以捐税作为担保，公债发行越多，人民承受的捐税负担就越重。1934年，湖北省田赋附加税达61种，江苏省更是多达147种。而公债又由“四大家族”控制的银行以低价承购，通过高利率还本付息获取暴利。官僚资本集团通过资源委员会和工矿调整委员会对民族工业进行大规模掠夺和吞并，至新中国成立前夕官僚资本已占到整个工业资本的2/3。官僚资本不是在正常的生产发展的基础上积累起来的，而是官僚资产阶级利用超经济的特权，主要在从事金融和商业投机的过程中，在充当外国帝国主义的买办的过程中，通过掠夺广大劳动人民和兼并民族工商业而发展起来的，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阻碍。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各级军政官员在收复区内进行掠夺性接收，以“接收”名义加以侵吞。以北平为例，被接收的日、伪物资，入库的数量不足五分之一，其余绝大部分被接收官吏据为己有。《大公报》于1945年9月27日发表的社评称：这种行为“几乎把京沪一带的人心丢光了”。
民不聊生
国民党政府贪污腐败，滥发纸币，使经济危机加剧，通货膨胀严重，贫富差距巨大，广大群众的生活陷入极度困境，与安居乐业背道而驰。据江苏省民政厅统计，1928年至1934年间，省内拥有1000亩以上土地的大地主共374个，其中77个为国民党官吏，这就决定了国民党政府必然要维护封建土地占有关系和地租剥削制度。苛捐杂税众多，加之灾害频发，广大农民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线上。1937年出版的《中国救荒史》记载，从1928年到1930年，全国因受灾而死亡的人数达1000万，1931年受灾人数超过5000万。由于国民党政府到处抓兵拉夫、横征暴敛，造成田园荒芜，农民逃亡。1946年，湖南、广东已有40%的耕地荒芜。国民党政府实施的币制改革，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经济发展，但也使官僚资本极大膨胀。为了应对猛增的军费开支，弥补财政赤字，国民党政府无限制地滥发纸币，更是造成了恶性通货膨胀和物价急剧上涨，使百姓遭到洗劫，民族工商业走向破产。1947年7月24日，美联社电讯发表一则材料，称法币100元可买的物品：1937年为两头牛，1938年为一头牛，1941年为一口猪，1943年为一只鸡，1945年为一只鱼，1946年为一个鸡蛋，1947年为三分之一盒火柴。到1948年8月，法币发行额已比1937年全民族抗战前增发47万多倍，物价暴涨725万多倍。美国学者易劳逸曾评价道：贬值的货币就像染上白血病的血液在这个国家流淌，“使整个机体、军队、政府、经济和社会普遍虚弱”。1947年，工业产量较1936年减少30%，农作物产量减少33%-40%，各地饥民达1亿人以上。1947年3月至7月，38个城市发生抢米风潮，17万城市贫民参与其中。当时的报纸感慨道：“中国不亡于日本，如今却要亡于经济总崩溃”。严重的经济危机，给全国各阶层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也激起了广大人民的强烈不满，他们不得不团结起来，同国民党政府作你死我活的斗争。
四面楚歌
国民党政府破坏团结抗战大局，大肆迫害爱国民主力量，镇压日益高涨的人民运动，将自己置于了人民的对立面，与民族大义背道而驰。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亲日派公开投降。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亲英、美派也表现出很大的妥协倒退倾向。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溶共”“防共”“限共”方针。后国民党成立反共的“特别委员会”，陆续制定和秘密颁发《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等一系列文件，大肆进行反共宣传，设立集中营囚禁和杀害共产党员、爱国人士和进步青年，并且发动三次反共高潮，残酷镇压人民的抗日民主活动。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统治集团公然违背中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肆意破坏和撕毁政协协议，悍然发动全面内战。随着国民党统治区政治、经济危机不断加深，民众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先后爆发“一二·一”运动、抗暴运动、“五二〇”运动、反美扶日大游行等，其中参加抗暴运动的学生总数达到50万人，“五二〇”运动则波及60多个大、中城市。仅1947年，参加罢工斗争的工人就达到320万以上，波及20多个大中城市，涉及50多个行业。国民党政府还对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充满敌意，不断进行残酷迫害。1946年2月10日，制造“较场口事件”，在重庆举行的庆祝政协成功大会上打伤民主人士郭沫若、李公朴、施复量、章乃器等多人。1946年7月11日和15日，国民党特务先后暗杀著名民主人士、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李公朴和闻一多。1947年10月7日，杀害民盟中央常委兼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杜斌丞。1947年10月27日，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民盟总部被迫解散，许多成员转入地下坚持斗争。在人民解放战争接近最后胜利时，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工农群众和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开明绅士以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都团结在了中国共产党周围，国民党统治集团在政治上完全孤立，已经处在了全民的包围中。
可以说，正是国民党政府的倒行逆施和腐败没落，促成了中国革命高潮的早日到来。这样一个与民主政体、思想自由、为民谋利、安居乐业、民族大义背道而驰的政权，其灭亡是不可避免的。丧尽民心的腐朽政权，最终只能被人民所抛弃。一些文艺作品中对民国时期与国民政府的讴歌，只是对历史一厢情愿的想象。不能以精英阶层的幸福生活掩盖底层大众的种种苦难，因为创造和书写历史的正是广大群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