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红色国际桥梁”
——亚欧大陆桥上的百年交通线
新华社记者于长洪、胡晓光、丁铭、魏婧宇
这是在满洲里红色展览馆内翻拍的秘密交通站照片（2021年3月21日摄）。新华社记者 达日罕 摄
在亚欧大陆桥上，曾有一条秘密的红色交通线，从“东亚之窗”满洲里通向莫斯科。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通过这条交通线与共产国际和苏联建立起联系，探寻救国之路。
新中国成立后，一批批革命者的后代沿着这条交通线返回祖国，投身到新中国建设事业中。
共建“一带一路”，百年交通线换了角色，成为人流、物流、信息流的通道。
时光荏苒，这条“国际桥梁”承载着“救中国”的历史风云，更凸显出“强中国”的现实风景。
交通线的“秘密”
1924年6月的一天凌晨，3辆马车从满洲里一家小旅馆出发，直奔国境线的方向。天光微明，12匹膘肥体壮的快马分别拉着3辆车奔驰，“哒哒”的马蹄声回响在旷野中，惊动了执勤的东北军哨兵。顷刻间，枪声、车轮声、马蹄声汇成一片，赶车人熟练地操纵着马缰绳，左躲右闪避开纷飞的弹雨。
车上坐着李大钊和其他5位代表，在地下交通员的帮助下，他们有惊无险地越过国境线，前往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为加强与共产国际和苏联的联系，开辟了多条国际交通线。”满洲里市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徐占信说，“其中经满洲里出境前往莫斯科的交通线是形成时间较早、持续时间较长的一条线，被誉为‘一座红色的国际桥梁’。”
晋丰泰杂货铺、承和顺估衣铺、苏侨修鞋铺……翻开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满洲里地图，一个个看上去并不起眼的地点，却在历史长河中闪闪发光，这些都是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设立的地下交通站。
从1920年开始，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相继在满洲里设立了十几个秘密交通站。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周恩来等党的领导人出席共产国际会议、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被派往苏联学习工作等，都通过满洲里这条交通线进出中苏边境。
“陈独秀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李大钊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都是经过满洲里秘密交通线出境的。”徐占信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传播的过程中，满洲里的秘密交通线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莫斯科郊外的五一村，绿树掩映着一栋白黄相间的三层建筑。1928年，中共六大在此召开，这是中共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境外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
1928年4月开始，参加中共六大的代表陆续从国内出发，乔装成教师、商人和游客等，换乘各种交通工具秘密前往莫斯科。国内出发的代表中，有一多半经满洲里出境。
中共六大代表罗明曾在回忆录中写道，他和另一位代表许土淼来到满洲里后，先乘马车到了中苏边境一个山地，然后趁着夜色爬山过边境，许土淼当时患有肺病，为了不被发现，一路捂嘴忍着咳嗽。前往莫斯科的路上，许土淼病情加重，最终在莫斯科医治无效病故。
罗章龙、张昆弟、黄平等代表则是分批从满洲里乘马车过境。他们在哈尔滨六大代表接待站领到一个过境的号码牌，然后乘火车到满洲里，下车后找到车灯上写着同样号码的马车，将号码牌交给苏联马车夫，车夫就会将他们送出境。
在地下交通站的帮助下，还有的代表躲在草料车上狂奔出境、有的在浓雾中沿着铁路线走着出境……
跨越千山万水、不惧艰难险阻，没有什么能阻挡中国共产党人探索救国之路的脚步。
位于满洲里三道街的晋丰泰杂货铺，是红色交通线上重要的地下交通站。“杂货铺一共四间房，后面是个大杂院，院里有两个储白菜的地窖可以藏人，杂货铺里还有个小地窖，来不及跑也能躲在里面。”86岁的杨文华，仍能清晰回忆起小时候生活过的晋丰泰杂货铺。
杨文华的父亲杨永和从1934年开始负责晋丰泰的地下交通站工作，母亲林凤珍则带着她和姐姐为父亲的工作打掩护。
1937年，满洲里的共产党地下联络网络遭到日本宪兵队破坏，杨永和一家被捕入狱。“中国人不怕死、不怕苦，不会在敌人面前低头。”杨文华回忆说，“母亲在狱中遭受严刑拷打，没向敌人透露任何信息。”杨文华母女三人后来被释放，但却和父亲断了联系。
1945年抗战胜利后，母女三人回到满洲里，盼着与杨永和团圆。“又找了两年多，才知道父亲早已被杀害。”
1920年至1937年，经满洲里出境的红色交通线存在了18个春秋。交通线被破坏后，多数交通员被捕牺牲。因为他们工作隐秘，多数人没有留下姓名，甚至家人在很久后才知道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