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鲜明提出“三个务必”。从西柏坡到北京，从“两个务必”到“三个务必”，生动彰显着中国共产党人在“赶考之路”上的自觉、清醒和坚定。在新年即将到来之际，我们刊发历史散文《赶考路》，与读者一起重温光荣岁月，牢记初心使命，以昂扬奋进的精神风貌，在新年的阳光里开启新的篇章。
——编 者
赶考路
■李春雷
应该说，国共和谈破裂之后的1947年，战争形势相当严峻。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军队以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发动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1947年3月，胡宗南指挥25万兵力，在100多架轰炸机的配合下，全力重点进攻党中央和我军总部机关的所在地——陕甘宁边区，而保卫延安的部队，不足3万人。
一时间，黑云压城，岌岌可危，千钧一发。
3月14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停播。
3月18日晚，中共中央机关主动撤离延安。
其后一年时间，毛泽东率领着这个被西方媒体称为“一个800多人的国家”的中共首脑机关的男女老幼，在美式装备的追击下，辗转在陕北的枣林沟、小河村、王家湾、朱官寨、神泉堡、杨家沟一带，昼伏夜出，风餐露宿。
这是我党历史上又一次危险而艰难的长征！
3月底，中共中央在枣林沟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但改名换姓，各取代号；刘少奇、朱德等，则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东渡黄河，向华北方面转移，担负中央委托之任务。随后，又决定由叶剑英、杨尚昆等率中央和军委机关大部分工作人员，暂时驻在晋西北，组成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
一
其实，历史的脚步选择驻留西柏坡，是一次必然中的偶然，也是一次偶然中的必然。
匆匆忙忙的枣林沟会议，对中央工委的落脚之处并没有明确，只是约略而言“前往晋西北或其他适当地点，进行中央委托之工作”。在中央工委转移的过程中，曾有过前往晋冀鲁豫解放区的计划，但到达晋察冀之后，聂荣臻盛情挽留。
时任中央工委秘书长的安子文后来追述：“这时晋察冀领导同志提出，他们地区存在许多问题，包括如何打仗的问题，石门是京广、德石、石太三条铁路交点，还没有解放，张家口又失守，及土改问题等，想留中央工委在晋察冀。会后向中央作了请示，毛主席回电批准留晋察冀。”
经过反复考察和比较，落脚点最后确定在平山县西柏坡村。
选择这里，自有它的道理。
平山县是红色老区，群众基础好，是著名“拥军模范”戎冠秀的故乡，也是风靡各大解放区的歌剧“白毛女”原型人物的故乡，更是保卫中央总部的“平山团”的故乡。
再一个原因，就是这一带相对富庶。将来附属部门迁来，便于安置和供给。
还有一个更隐秘的原因：西柏坡是一个普通小村庄，人员单纯，不显山露水，便于保密。
最重要的原因是地形和地势。这里位于太行山东麓，滹沱河北岸。背靠大山，面临平原，能攻能守，可进可退。若战局顺利，可东出华北大平原，占领石家庄，控制京广铁路，进而南北蔓延，直达京津和中原。如有不测，则可撤回层层叠叠的八百里太行，如虎入深山、龙归大海。
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率中央前委机关一行在陕北吴堡县川口东渡黄河。而后，大队人马经晋绥解放区，过恒山余脉，进入雁门关，抵达五台山脚下。
4月11日，毛泽东一行冒雪过五台山，经鸿门岩险地，终于在次日傍晚到达晋察冀军区机关所在地——阜平县城南庄。
一个多月后的5月27日，这一队人马，又悄悄地潜入西柏坡。
经过一年多的艰苦转战，随着战局好转，一种全新的生活就要开始了。
坐卧太行，东望中原，北望京都。
二
1948年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大伙房里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史称“九月会议”。
这次会议最醒目的亮点是，提出了今后的工作任务：用5年左右时间，建军500万，歼灭国民党正规军500个旅（师），从根本上推翻国民党统治。
应该说，这是一个大胆的宣言。
的确，此时全国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形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国民党军队的总兵力已由战争初期的430万人减少到365万人，被解放军分别钳制在东北、华北、西北、中原、华东五个战场上，能够进行战略机动的兵力已经寥寥无几。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由战争开始时的127万人发展到280万人，虽然在数量上仍属劣势，但在战场上的机动兵力已大大超过对方，战斗力更是大为增强。特别是解放区已经全部完成土地改革，广大农民努力发展生产，踊跃参军支前。
南京和西柏坡，一个大都市，一个小山村。
这两个在各方面都有极大差距的地方，是当时世界的焦点。
在毛泽东小院的西北角，有4间低矮的土砖房，是解放军总部兼军委作战室。
4间房子，总面积只有35平方米，里面摆放着三张桌子，一张归作战科，一张归情报科，一张归资料科。桌子上放着几部手摇电话机和军用电台，墙上挂满了军用地图和作战参谋绘图。
这，可能是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
就是在这里，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组织谋划了包括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在内的24次重大战役。
他们指挥着数百万军队，在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纵横驰骋，把人民战争中血与火的华彩乐章演奏得行云流水、惊天动地，构成了中国战争史上一幅气势磅礴、波澜壮阔的画卷！
三
1949年3月5日，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以一种低调、简朴、保密的形式，在西柏坡中央机关食堂召开了。
这是中共在解放战争时期召开的唯一一次中央全会。
会场中央的主席台上，没有鲜花，没有桌签，更没有麦克风。台下的座位是一排排小板凳，大家随便坐。
毛泽东在会议第一天所作的报告中说：“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了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
二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工作在农村，兴旺在农村，面对陌生的城市，他们能适应吗？
中国严峻的国情摆在面前：国民经济总产值百分之九十是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
如何使中国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尽早变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国。这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最大的历史任务！
如何开始着手各项建设事业？
会议号召全党同志必须全力学习工业生产的技术和管理方法，学习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只有将城市的生产建设工作恢复和发展起来了，将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了，并使工人和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我们的政权才能够巩固。否则，党和人民就不能维持政权，就会站不住脚，就会失败。
会上，周恩来就财经、金融、交通、工业等方面工作发表了系统意见。
七届二中全会最响亮的声音，无疑是明确提出了“两个务必”重要思想。
也许，毛泽东始终忘不了1945年与黄炎培关于历史周期率的“窑中对”。耿耿诤言，响震在耳！
几年过去了，中国革命胜利在即。他的心中充满了喜悦，但更多的是沉重。现在，也许他想得最多的已经不是那位拼打了近30年的蒋介石，而是已经去世300多年的李自成。
那一幕悲剧，常令历史老人慨叹唏嘘。
毛泽东在报告中警醒地指出：“……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
接着，他语重心长地向全党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告诫：
“……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不容易，建设新的社会制度更艰难。
为什么我们的国歌选定《义勇军进行曲》？为什么我们每天都在反复吟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就是要时时警醒，时时激励，时时自勉。
两个务必，永远务必！
四
公元1949年3月23日上午。
毛泽东听完广播，吃完早饭，已经11点了。11辆吉普车和轿车，以及10多辆大卡车，都已准备就绪，停在门外，准备向北平进发。
看着长长的车队，毛泽东意味深长地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我们‘赶考’去。”
周恩来笑说：“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
毛泽东稍稍沉思了一下：“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赶考，他再次想到了赶考。
李自成，他再次想到了李自成。
毛泽东最清楚，他的战友和队伍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经过20多年的战火硝烟、枪林弹雨，很多人牺牲了，很多人掉队了，很多人叛变了，只有这些人硬邦邦地走过来了。无疑，他们是坚定的。
但他同时也清醒地知道，几千年的小农意识和封建思想，在数百万共产党员中的影响有多么深刻！
马蹄声远，辉煌影近。
青春的中国共产党，就像一个进京赶考的青衿学子，背着行囊，黎明起身，踏着曙色，匆忙赶路……
2013年7月1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来到西柏坡。
他说：“当年党中央离开西柏坡时，毛泽东同志说是‘进京赶考’。60多年过去了，我们取得了巨大进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富起来了，但我们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依然严峻复杂，应该说，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更是提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
从“两个务必”到“三个务必”！从新中国到新时代！
实际上，赶考，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政党来说，是一个永恒的课题，是一个永远的过程。而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最广大、最权威、最公正的考官！因为他们，只有他们，才代表着最迫切的现实，最根本的利益，最长远的未来。只有老老实实、兢兢业业地交上一份份合格的答卷，才能赢得他们的热诚拥护和全力支持，从而实现真正的国家繁荣和民族振兴。
人民，是永远的江山。
人民，是永远的考官。
赶考，永远在路上。
新时代，新赶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