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罢！战士呀！ 我们是为群众而入牢狱的。 我们从牢狱中出来， 我们仍回群众间去。 战士呀！去罢！”
1924年10月，李启汉刚从敌人的监狱里被营救出来，马上又投身到革命斗争中去了。他的战友邓中夏写了这首短诗欢送他，满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赞扬李启汉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的大无畏革命气概。
李启汉是中国共产党创立初期的党员，中国早期工人运动领导人之一。1898年出生于湖南省江华县锦乡朝阳洞的一个贫农家庭。后来在亲友的资助下，进入长沙岳云中学就读。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他积极参加反帝爱国运动。是年12月，长沙爆发了驱逐军阀张敬尧运动。李启汉参加毛泽东率领的代表团赴京请愿。1920年春，他到了上海，在“外国语学社”学习。当时先后认识了邓中夏和陈独秀，在他们的影响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上海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随后又加入共产党上海发起组。1920年秋，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在上海纺织工人最集中的沪西小沙渡开展工人运动，李启汉在槟榔路(今安远路)北锦绣里创办“工人半日学校”，开始做宣传工作。
在上海党组织领导下，上海工人运动不断发展。1921年7月20日至8月10日，李启汉领导上海英美烟厂一万多工人举行罢工，要求改善生活待遇，最后取得了胜利。罢工结束后，工人们成立了“上海烟草工人大会”。
1921年8月中旬，党中央在上海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党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机关，创办《劳动周刊》向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阶级教育。李启汉任书记部秘书，编辑《劳动周刊》。《劳动周刊》发刊词明确提出书记部和周刊的宗旨是“为劳动者说话，并鼓吹劳动组合主义”。
当时工人中存在着带封建性质的行会帮口组织，影响工人团结，是组织工会的极大障碍。在组织工会的过程中，劳动组合书记部大力清理旧有行会帮口组织对工人的影响。李启汉为《劳动周刊》写了《工友们，我们为什么要分帮》的评论，指出：“这种什么帮都是工友们自己排斥自己，对于资本家是很有益的，对于工友自己是万分有害的。”“我们都是受痛苦的弟兄，都是没有产业的被压迫的同胞，无论他是宁波、湖北、江北或本地，大家应该联合起来。”他明确向工人提出组织工会要“用产业的结合到全体的结合”的方针。当周刊报道了各地罢工消息，特别是意义和影响较大的陇海铁路工人大罢工斗争的经过和结果后，李启汉又写了《请看谁能打胜仗》的评论，总结了工人罢工斗争的经验，用陇海铁路工人罢工得到铁路工人援助而取得斗争胜利的事例，说明工人团结的重要性，指出“我们结合产业的团体才能够罢工，要联络全路的全体工友们在一个团体才能打胜仗，得胜利”。他勉励工人们“努力地求团体的坚固和上进”。文章在《劳动周刊》发表后，在工人中影响很大，很多工人主动上门反映情况，要求劳动组合书记部指导他们组织工会，开展斗争。
在此期间李启汉继续到小沙渡深入工人做组织宣传工作，把“游艺会”改为“上海工人补习学校”。把“上海纺织工人会沪西支部”改为“沪西纺织工会”。1922年1月香港海员大罢工爆发，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香港海员罢工后援会”。李启汉到宁波海员中发动工人援助香港海员罢工斗争，因此被反动当局拘留了数天。后又代表中国共产党组织前往广东慰问罢工的海员。在香港海员大罢工的鼓舞和影响下，4月中下旬，上海日华纱厂工人和邮务工人，在李启汉领导组织下举行了罢工，取得了胜利。
5月1日，为了迎接罢工高潮的到来，中国共产党以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名义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李启汉作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代表出席了大会。他的提案《八小时工作制度》和《罢工援助案》均被大会通过成为决议案。全国劳动大会后，5月20日，日华纱厂又发生罢工。正当罢工浪潮日渐高涨时，上海租界工部局查封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6月1日，租界巡捕逮捕李启汉，9日，租界工部局又勒令《劳动周报》停刊，并判处李启汉徒刑三个月。当徒刑满期时，租界当局又以驱逐出租界为名，将李启汉递解给上海护军使署，并授意永远监禁，军阀何丰林仰承帝国主义意旨，不加审问，便将李启汉关进监狱。直到1924年10月13日，李启汉才被营救出来。出狱时，邓中夏和李立三去迎接他。邓中夏说李启汉是我党坐狱最早最苦的第一位同志。
时隔七个月，李启汉与邓中夏聚会于广州，在反对英帝国主义的激烈斗争中并肩作战。
李启汉在1925年1月出席党的“四大”之后，便前往广州，5月1日出席了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大会议决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李启汉(改名李森)当选为全总执行委员，任组织部长，并任中共广东区委工委委员。
“五卅”惨案发生后，广东区党委和全总决定发动组织香港和沙面工人罢工声援沪案，开展反帝运动。李启汉和刘尔崧受组织的派遣到沙面组织洋务工人罢工。随着全总组织“省港罢工委员会”临时办事处，委派李启汉和林伟民负责。筹备招待罢工工人及进行宣传、募捐等事宜。在廖仲恺和国民党工人部的大力支持下，封闭烟馆赌场以及所有的广州的空屋用作罢工工人宿舍饭堂，并拨出经费作为罢工费用。李启汉日夜奔走，做了大量工作，当6月19日香港大罢工爆发后，罢工工人撤回广州时，食宿两大问题均得解决，稳定了工人情绪，鼓舞了工人斗志。7月1日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成立，继之省港罢工委员会正式成立。
李启汉被选为罢委会执行委员，任干事局局长，后又当选为财政委员会委员。干事局下设文书部、招待部、庶务部、宣传部、交通部和游艺部等机构，负责执行罢委会的日常具体工作，任务非常繁重。李启汉在工作中很注意贯彻党的政策，他在省港罢工委员会成立会议上致词时，就提出罢工斗争中“应明确认识谁是朋友，谁是敌人，联合朋友，与敌人决战”，强调在罢工中要执行统一战线政策。干事局的副局长及所属各部的正副职中，有不少由原香港各工团的上层分子担任，李启汉注意做好团结工作，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使罢委会的决定能在干事局得到坚决执行。有力地配合了邓中夏和苏兆征的领导和组织工作，成为他们的有力助手。
李启汉办事认真，工作深入，经常到罢工工人食堂、宿舍，与工人交谈，了解他们的生活思想情况，听取他们对工作的意见。他重视对工人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更注意改进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帮助解决工人的实际困难。李启汉生活艰苦朴素，他到基层时随身带一顶蚊帐、一张草席，工作到哪里就在哪里吃饭，在哪里工作到深夜，就打开草席在哪里睡，与工人同甘共苦，深受罢工工人的欢迎和爱戴，大家亲切叫他“李大哥”。
在省港大罢工的推动下，国民革命军于1926年7月誓师北伐，在攻占武汉之时，为了全力支援北伐，省港罢工委员会决定转变斗争策略，于10月10日宣布停止对香港的封锁。1927年2月中华全国总工会由广州迁往武汉。李启汉留驻广州，主持全总广州办事处和省港罢工委员会的工作，在新的形势下，同工人一起进行各项斗争活动。
继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之后，国民党反动派又于4月15日在广州发动反革命政变，疯狂地搜捕和杀害共产党人、工农领袖和革命群众。李启汉在此时被捕，于4月下旬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时年二十九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