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植
麻植，是黄埔军校的优秀中共党员，曾任中共广东区委军委秘书、代理军委主任等职。1927年“四·一五”事变中被捕，牺牲于广州红花岗。
麻植，又名愈高，浙江省青田县人，1902年出生在一个普通劳动人民家庭，家有父母和兄弟姐妹等人。青田盛产玉石，当地居民多以开采玉石和经营玉石为生。玉石历来是官府，皇家的玩物，而开采工人却生活不得温饱。麻植从小对石工的苦难生活十分同情。他的青少年生活是在家乡度过的，读书时受“五四”运动的影响，开始阅读从上海传来的进步书刊。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他先后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1924年6月，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在广州黄埔建立军事学校，培养新型的军事政治干部。是年冬，江浙党组织保送麻植到广东，考入了黄埔军校第二期学习。第二期学生成立中共支部，麻植被选为候补干事(即候补委员)，毕业后留在军校政治部工作。当时，军校政治部由周恩来当主任，他以思想素质高、刻苦用功、任劳任怨而成为周恩来的得力助手。
中共“四大”后，党决定扩大广东军委工作，在周恩来的领导下，麻植和黄锦辉、季步高等任军委秘书，麻植负责军委的组织工作。
1925年2月，黄埔学生军参加第一次东征，讨伐新军阀陈炯明。麻植调东征军总指挥部政治部任宣传干事。他随军跋山涉水，在士兵中做政治工作和动员群众支援东征工作，同时，还撰写战地文章，及时报道东征军的战绩，沟通军民关系。
6月初，刘、杨在广州发动叛乱。东征军奉命回师讨伐刘、杨。省港大罢工爆发后，麻植在军校刊物上发表支援省港罢工的文章，组织专刊进行宣传。同年10月，东征军举行第二次东征，麻植亦奉命参加，并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积极工作，东征过程中，他除和同志们一道做好内外政治工作外，还深入贫苦农民中，宣传党的工农政策，帮助工农建立工会和农会，除暴安良，大造宣传舆论，使东征军所到之处，深受群众爱戴和拥护。
由于麻植出色地完成任务，被东征军总指挥部提升为政治部宣传科长。家乡传说他做了“大官”，大哥亚升居然来信问他要钱，他回信对升哥说：“弟在外所为者自信皆救国事业，所以虽不能在家侍奉双亲，亦聊堪告慰。弟现升任政治部宣传科长，每月薪水本定为百六十元，但弟为第二期学生(校中规定第二期学生不论位置高低，每月均薪水为五十元，如要增加，大家同时增加，此办法极为平允，因革命军系为求平等自由而革命，故对薪水一层不大看重)……”据当年的老同志回忆，麻植的生活是很艰苦朴素的，他的五十元薪水，除了伙食和日常必需品外，其余的钱都交给党作党费了。
当时，他家乡一个世交与麻植父母提亲。麻父没有征求儿子的意见，便草草为他行了聘礼。麻植知道后坚决要求退婚，并提出娶妻四个条件：第一，女人要识字，头脑清楚者。第二，女人脚要大的，并且身体要无残缺而强健者。第三，女人性情要和儿相合者。第四，女人最好亦要有志向做救国救民事业，与儿相同者。他说，如不具备这四条资格，不管她家里如何富贵，品貌如何美丽，儿亦不娶。
黄埔军校内的左右派斗争异常激烈，麻植曾经是蒋介石争夺的对象之一，蒋介石曾邀请他参加每星期六晚上在长洲司令部举行的晚宴，但麻植不为所动，因而被蒋介石恨之入骨，并成为“孙文主义学会”攻击的对象。遵照党的指示，麻植与其他党员一道，同右派学生的破坏行为进行了有理有据有节的斗争，同时对中间学生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把他们争取过来，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我党的军事干部。
北伐进军后，周恩来、聂荣臻离开广东到上海，军校由熊雄任党团书记，军委的工作由麻植代行主任职务。这时，麻植与季步高、黄锦辉等互相配合，把党的军事工作做好。1926年10月，国民政府迁往武汉，广州的右派分子大肆争夺广东的党政军大权，在黄埔不断兴风作浪。麻植遵照军事工作进入秘密状态的指示，在广州建立了多个军事运动秘密据点，并把军校党团员的档案、文件和花名册转移到惠爱路榨粉街的秘密据点内，以防万一。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叛变的消息传到广州后，留守在广州的中共广东区委负责人立即通知军委转入地下。当时，军校内有一部分同志提出组织武装反抗，并决定了以入伍生某团驻广州部队为主力，准备反击敌人。但是，由于陈独秀投降主义路线的影响，且区委主要领导人陈延年等去了武汉参加党的“五大”，麻植等虽然在敌人叛变前做了许多工作，但终因该团的领导临时逃跑，而使这次武装反抗没有成功。
4月14日，党组织侦悉敌人将于15日凌晨叛变，急忙通知麻植。麻植登上了去广州的小艇，由艇家秘密护送到广州。15日凌晨，天昏路暗，麻植登上码头，已发现三五成群的国民党反动军警，包围了革命团体、工会等，大肆捕杀党团员和革命群众。白色恐怖笼罩着广州上空。
麻植急忙穿小街、过马路，避开敌人的视线，赶到万福路、东山等军委秘密办事处，打听同志们的安危，转达区委指示。当他折返中共广东区委会的时候，远远看见区委已被敌人包围，他随即折回榨粉街军委办事处，又看着隔邻的学生旅舍被敌人抓去了几个学生。为保护机关安全，他拐了个弯，来到了德政路洪剑雄夫人、妇女运动干部张婉华家。张婉华一见麻植到来，便对他说：“你好大的胆，还到处乱跑，幸好黄玉兰已经来了，我让她住在这里，你是敌人通缉的对象，请立即穿上剑雄的长衫，我派人护送你去南海里水避风头。”麻植换了衣服，戴上礼帽后，由两个挑着金漆食篮的妇女作掩护，俨然回乡探亲的阔少爷，坐船混出广州城，到了里水二婆家住下。
麻植去里水后，军委工作人员玉兰在张家住了两天，看不见有什么危险，便回到军委住处。当她正在庆幸麻植脱险的时候，麻植却匆匆地闯进门来，把大门闩上。麻植的突然出现，使黄玉兰大吃一惊。但麻植却镇定如常地说：“玉兰，我在街口被敌人盯上了，快!”他迅速冲入房内，抱着一叠党的文件、军校党员花名册，以及军委有关档案，点火燃烧起来。
这时，门外已传来敌人的跑步声，玉兰急忙抢过文件和档案，推着麻植说;“让我烧吧，你快点从天台离开，要不就晚了。”麻植一面继续焚烧文件，一面严峻地说：“不行，这些文件档案和名册比我的生命还重要，它关系到数百名党员的生命，关系到党的前途，我是为了它才回来的。如果它落在敌人手里，党组织的损失就更大了。你快点帮我烧吧。”顷刻之间，名册文件便化为灰烬。
这时，敌人已砸破大门人屋了，敌人搜遍全屋，什么也得不到，便将麻植和黄玉兰押往维新路市公安局，分别囚禁在八号监狱的二楼政治犯人的男女牢房。
敌人知道麻植是中共黄埔军校管理党组织的重要成员，便妄图从他的口中掏出党的秘密。他们派两个孙文主义学会的右派学生当说客，把麻植“请”到一个小客厅，喝令狱卒打开镣铐，劝麻植适时应事，交出组织名单，向蒋校长写一纸悔过书，保证他“升官发财，前程似锦”，麻植看穿了敌人的阴谋，严词拒绝了。敌人碰了钉子，凶相毕露，便使用严刑来折磨他。麻植是一个铁骨铮铮的共产党员，经受了敌人插竹签、坐老虎凳、吊飞机、披麻带孝等酷刑后，还是守口如瓶。他已经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了。
这时，敌人已在军校进行“清党”，把数百名党团员和进步学生投入监狱，甚至逮捕了政治部主任、党团书记熊雄，还迫不及待地设立“特别军事法庭”审判军校的“政治犯”了。
这是麻植入狱的第十天，敌人把麻植和黄玉兰提出审判。在候审室内，玉兰见麻植血迹满脸，外衣被撕得破破烂烂，肩背伤口渗出脓血，一拐一拐的十分困难地拖带着沉重的镣铐走着，内心十分痛苦，忍不住流下眼泪。麻植用犀利的目光看了看四周，然后低声对她说：“玉兰，你要坚强些，头是不能向敌人低的，泪是不能向敌人流的，在敌人的法庭上，千万不要流泪，否则会暴露自己的身份，一会在法庭上，你要死口咬定是我雇来的女佣，是从梅县乡下来广州挣钱过活的，这样，敌人便无可奈何了。”他又从口袋取出了一支桔红色的钢笔，交给玉兰说：“敌人是凶残的，他们绝不会放过我，我既入囚笼，断无生还的希望，不过，我是决不会向敌人低头的。这支钢笔是我多年来为党工作的工具，也是我唯一的财产，就留给你做个纪念吧。”接着又说，“以后同志们问到我，你就告诉他们，麻植没有辜负党的信任和期望，因为他是个共产党员。”
玉兰接过麻植的钢笔，双目凝视着麻植那张坚毅不屈的脸，使劲地用牙齿咬紧嘴唇，把将要流出来的眼泪咽回肚子里去。
这是第七次开庭，也是最后一次审讯。麻植利用生命尚存的最后时刻，向敌人作最后的斗争。他在法庭上昂首挺立，直供自己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他以大量的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执行孙中山国共合作政策，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执行三民主义和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模范。他质问法官说：“共产党执行了孙中山的政策，推动了大革命的发展，哪一桩哪一件触犯了国法?我看，违法的是你们，背叛孙中山的也是你们!”又说，“你们害怕真理，背叛革命，把中国再度推向黑暗深渊，你们真是祸国殃民的反动派，到头来成为千古罪人。”他的供词句句打中敌人要害，敌人害怕真理，宣判麻植死刑。
由于麻植在供词中力证黄玉兰是雇来的女佣，她当天被释放了。
1927年4月29日下午，麻植脸无惧色，英勇赴义，牺牲于红花岗上，年仅二十六岁。
1945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发出的调查和悼念牺牲的烈士名单上，列有麻植的光辉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