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一悟（1895—1951），原名张仲德，又名张谷，字芸生，又字玉圃，号龛谷云僧，曾用化名章子文，甘肃榆中城关镇北关村人。父亲张继祖，字绍庭，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中举人，曾担任清王朝礼部主事，在兰州及甘肃上层颇有名望。张一悟7岁入私塾，随后进县城小学读书，幼年时常和舅舅生活在一起。舅舅为人豪爽且懂医术，古道热肠，经常帮助乡邻，其行其德在张一悟幼小的心灵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有一次，几个人用木板抬着一个女人来到舅舅家，这个妇女是大出血，脸色苍白得像一张纸。一进大门，一位中年男子满头大汗地跪在舅舅面前，带着哭声哀求道：“张先生，求你发发慈悲救救娃他妈啊！”而这个男人连看病和住宿的钱都没有，是张一悟的舅舅收留了这个病人。下层劳动人民的贫穷对张一悟的刺激很大：为什么同样是人，有的人富，有的人穷？他开始怀疑这个社会。张一悟对下层劳动人民的同情孕育了他最初的民主思想。
1907年，张一悟考入兰州法政学堂，后转入省立一中读书。中学时期的张一悟思想活跃，逐渐接受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进步思想，开始关注国家的命运和出路。1911年4月27日，由黄兴等人领导的黄花岗起义失败，张一悟十分痛惜和悲愤，同时也被烈士的壮举所鼓舞。同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革命党人在湖北武昌发动武装起义，全国各地纷纷响应。在辛亥革命的思想影响下，相继爆发了一系列推翻清朝统治的武装斗争。与此同时，在兰州出版发行的《陇右报》，还有由陕甘留日学生阎士璘、范振绪办的《秦陇报》，陕西革命党人于右任先生在上海办的《民呼报》等一批宣传民主共和思想、抨击清政府统治的报刊公开或秘密地在校园里传播。这些都对张一悟的思想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辛亥革命后，张一悟的爱国主义思想更加坚定，他对国家的前途、人民的命运更加关切，同曾尽职于清王朝的父亲的思想距离越来越大。对下层劳动人民的同情，对封建社会的叛逆和爱国主义思想，促使他成为一个民主主义者。
1918年10月，张一悟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班。当时，北京大学在思想领域非常活跃。接受西方新思潮影响的先进分子，面对封建军阀倒行逆施、帝国主义加紧掠夺的形势，致力于新的思想启蒙工作，以唤醒民众，挽救民族危亡。在此期间，张一悟认真阅读《新青年》《觉悟》《向导》《新潮》《创造》《少年中国》《每周评论》等进步书刊，从中受到启迪。其中，《新青年》对张一悟的思想影响最大。《新青年》第一卷原名《青年杂志》，由陈独秀1915年9月创办。它是适应民族意识觉醒，致力于新思想传播的启蒙运动要求而诞生的一个刊物。《新青年》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战斗的旗帜——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坚决彻底地推动反对封建主义的文化运动不断前进。1918年以后，《新青年》发生了由原先资产阶级思想占主导地位到后来无产阶级思想逐渐占主导地位的重大变化。《新青年》主导思想的这种变化，为它的忠实读者、进步知识分子张一悟的思想转变奠定了基础。
1917年，俄国爆发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打碎了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开辟了人类历史新纪元，给予各国的革命运动以极其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同时也唤醒和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他们开始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作为挽救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审视和考虑本民族的出路，学习研究方向由资本主义的西方开始转向社会主义的苏联。沿着艰难曲折的道路勤奋地探寻着救国救民真理的李大钊同志，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终于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开始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1918年11月，李大钊在《新青年》等杂志发表《庶民的胜利》《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性质及其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关系，热烈歌颂十月革命，得出了“走俄国人的路”的正确结论。1919年5月，李大钊又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初步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阶级和阶级压迫以及经济决定政治的观点，为张一悟观察社会、认识世界提供了新鲜的理论。
在《新青年》等进步刊物的影响和李大钊的帮助引导下，张一悟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这是张一悟思想的重大转折，对他的一生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19年5月4日，反对北洋军阀政府代表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的五四爱国运动在北京爆发了。这一天，各大专院校的3000多名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取消二十一条”等口号，要求惩办亲日派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在北京求学的甘肃籍学生张一悟、丁益三、张亚衡等参加了这场伟大的斗争。5月5日，北京学生举行总罢课，通电全国表示抗议。5月6日，张一悟和张亚衡等商量给北洋军阀政府递交请愿书。5月7日，张一悟、丁益三、张亚衡等学生代表去段祺瑞官邸请愿，要求面见段祺瑞，并递交请愿书，强烈要求废除“二十一条”等不平等条约。他们三人被甘肃籍同学誉为“榆中三杰”。6月3日，北京各校学生在北京街头进行爱国讲演。张一悟手拿话筒，号召民众不忘国耻，除奸废约。北洋军阀政府派出大批军警，逮捕讲演学生千余名。在五四运动中，张一悟等人经受了锻炼。后丁益三东渡日本求学，张一悟、张亚衡南下武昌，考入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教育系。
1920年初，武汉学生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的恽代英，在武昌创办“利群书社”，大量销售马列书籍。张一悟结识了恽代英。他在恽代英的指导下，阅读了不少马列书籍，尤其是读了《列宁传》《社会主义史》《社会主义与社会改良》《大众资本论》等书籍，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问题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对其世界观的确立起了很大的作用。张一悟遂将他的名字由“仲德”改为“一悟”，以示对革命的崭新觉悟，也表达了对革命的坚定信念。
1922年3月，张一悟在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临近毕业，他和张亚衡等三人去抱冰堂摄影留念。张一悟在照片周围的空白处题写《调寄离亭燕》一首：
三载同窗情深，那堪一朝话别。想来年豪谈痛饮，转瞬都成陈迹。鸿印等闲记，听悲歌初歇。
不甘作新亭泣，愿猛击中流楫，他日天涯重聚首，应问成何事业？挥首各西东，欲挽人天浩劫。
张一悟告诫大家，不要只停留在“豪谈痛饮”，更不要怆怀故国，面对新亭哭泣，要做一名革命者，勇于“猛击中流”，推翻旧世界，铲除反动派对人们的残酷“浩劫”，创立一个崭新的社会。人生自古伤别离，这首词本来是写别离的，“挥首各西东”，他却把别离写得铿锵雄壮，看不出一点离愁别恨；“欲挽人天浩劫”，抒发了他们的豪情壮志和远大的革命理想。
1923年，张一悟从武昌高师毕业后回到甘肃，先后在省立一中、女子师范任国文、历史教员。在执教期间，他自编教材，努力提倡白话文，废止经学，介绍五四运动，宣传民主与科学，鼓励妇女解放、婚姻自由，倡导放足、剪辫子，并用从武昌带来的革命书刊对学生和青年进行民主革命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在他的教育和影响下，师生掀起了反封建的学潮，同以杨汉公为代表的封建顽固势力发生冲突。不久，张一悟被排挤离开兰州。1924年，张一悟携带家属到凉州（今武威），在省立第二师范任教务主任兼国文、历史教员，自编《我之文学观》，向学生介绍俄国和法国的革命文学，还把《新青年》《觉悟》《先驱》等刊物介绍给学生阅读，并用浅显的道理向青年们讲解无神论、劳动创造世界、阶级和阶级斗争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引导青年走革命道路。他紧密团结在校师生，广泛联系社会人士，努力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有些教员受到他的熏陶和影响，也在课堂上讲“劳工神圣”，介绍苏联的社会制度。在此期间，张一悟还受聘于凉州镇守使马廷勷部，讲授《步兵操典》。他利用讲课的便利条件，传播革命思想，使官兵倾向于国民革命。
1924年，张一悟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时，张一悟已经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分析认识甘肃的实际，并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确定革命的对象、革命的中坚力量和革命的统一战线。这标志着张一悟由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者。
1925年，领导中共北方区委和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的李大钊，针对西北地区军阀割据、政治混乱、经济衰败、人民企盼革命的状况，利用冯玉祥倾向革命的有利时机，向冯玉祥部国民军中派遣大批共产党员开展革命工作。同年10月，冯玉祥的国民军暂编第2师师长刘郁芬入甘代（冯玉祥）行甘肃省督军职务。在该部任职的共产党员宣侠父、钱崝泉等随军来兰州，根据中共北方区委和李大钊的指示，与张一悟接上关系，共同筹建甘肃党的组织。同年冬，中国共产党在甘肃的第一个组织——甘肃特别支部诞生，张一悟任书记，宣侠父、钱崝泉为委员。中共甘肃特别支部的成立，标志着自辛亥革命以来资产阶级领导的甘肃地区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甘肃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入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新阶段。
特支成立初期，共产党员除书记张一悟之外，基本是随国民军来兰州的外地同志。张一悟领导特支利用有利时机，在广泛宣传、动员、组织群众的基础上，采取集体培训和个别教育相结合的办法，确定对象，培养进步骨干分子，秘密发展共产党员，加快党组织建设的步伐，以适应大革命形势迅猛发展的要求。1926年初，甘肃特支发展省立一中教员王陶、道升巷兰州中外大药房老板娘秦仪贞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冬，特支利用国民军驻甘总司令部政治处在兰州创办了政治人员训练所的机会，吸收积极分子参加。张一悟、邱纪明、寿耀南等共产党员分别担任讲课和训练工作。他们对思想进步的学员加强个别辅导，利用课余时间给他们灌输共产主义思想，讲述俄国十月革命的过程及经验，进步学员思想转变很快。到政训所结业时，特支接受28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6年冬至1927年4月，特支发展女师附小教员韩芝惠、谈仲瑜、冯玉洁、窦香菊等4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张一悟通过开会、讲演、谈话等多种形式，对新党员进行共产主义、唯物主义等思想教育。
20世纪20年代的甘肃，妇女受“三权”（神权、族权和夫权）的压迫，地位极其低下。甘肃特支在张一悟的领导下，引导妇女从各种束缚下解放出来，走出家门和校门，奔向斗争的第一线。当年兰州女子师范200多名师生中，就有一半以上走出校门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有近10人加入共产党，37人参加了特支领导的青年组织。张一悟非常重视妇女工作，经常以他在南方看到的妇女剪短发、放足、进洋学堂为例教育妇女同志，让她们勇敢地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组织起来，消灭剥削人、压迫人的反动统治阶级，实现真正的男女平等，做改革社会、富强中国的先锋队。在他的教诲下，许多妇女的思想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她们最终走上了革命道路。1927年春，就有近50名妇女参加了青年社。
张一悟在女师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重要性和国民革命的大好形势，而国民党右派田昆山的党羽、女师校长杨肯堂却在一旁冷嘲热讽，在师生中散布不满情绪。封建没落阶级的代表人物、教育厅长沙月坡，也跑到一些学校“演讲”。他肆意歪曲“三民主义”，对青年人接受新思想、热情参加社会活动横加指责，想迫使张一悟、宣侠父、钱崝泉等特支领导人离开兰州。面对田昆山一伙国民党右派挑起的斗争，甘肃特支决定予以还击。特支发动各校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在师生中揭露沙月坡、张璞和杨肯堂等人歪曲“三民主义”的行为；在《民声周刊》《醒社周刊》《革命青年》等刊物上发表文章，宣传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大好革命形势，揭露和批判国民党右派抵制反帝反封建伟大斗争的罪行，把他们的反动面目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并要求国民党省、市党部处理他们的问题。针对沙月坡勾结兰州教育界的反动势力，向以共产党人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的猖狂进攻，甘肃特支一面在省立一中及女师发动驱逐张璞和杨肯堂的学潮；一面在国民党省、市党部联合召开的党员大会上，通过了开除沙月坡党籍6个月的决定，同时责成沙月坡解除张璞和杨肯堂的校长职务，给国民党右派势力以有力的打击。1926年底甘肃特支决定：面对以田昆山为首的国民党右派新的挑战，特支必须发动共产党员，团结广大国民党左派，坚决打退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1927年2月，在甘肃特支的主持和领导下，田昆山的国民党甘肃特派员的职务被停止，选举产生了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主的新的国民党甘肃省临时执行委员会，使革命的领导权始终掌握在共产党人的手中，保证了甘肃党组织在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的复杂环境中，保持了共产党在组织上、思想上的相对独立性，有力地推动了甘肃反帝反封建革命向前发展。
1927年春，田昆山向国民党中央告状，宣侠父、钱崝泉等离开甘肃。党在冯玉祥部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的刘伯坚即派共产党员胡廷珍、王孝锡、保至善、马凌山来兰州整顿国民党甘肃省党部的党务工作，并组建兰州特别支部。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国民军刘郁芬任督办的甘肃督办公署成立“清党委员会”，开始搜捕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面对突变的形势，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张一悟冒着极大的风险，于同年11月在兰州五泉山嘛呢寺召开30多名共产党员参加的紧急会议，决定立即疏散党员，转入秘密工作。会后，他和秦仪贞、王陶、谈仲瑜、王有章等8人化装成商人，离开兰州去了陕西等地。
张一悟到西安后，根据党的指示，参加渭（南）华（县）起义的准备工作。1927年冬，陕西省委派王林、乔国桢、王之鼎和张一悟等一批干部前往华县，以加强渭华党团组织的骨干力量。张一悟化名章子文，担任华县县委委员，公开身份是华县高等小学教员。1928年春代理华县城关区委书记。其间，他全力奔波于华县芝理、七里寺、瓜坡和县城一带进行活动，耐心细致地做群众工作，并组织发动群众惩治地方恶棍，鼓舞群众的革命斗志。1928年三四月间，他听说华县国民党当局一个姓姬的委员每年利用收烟款的机会敲诈百姓，民愤极大，便和王泰吉同志一起布置党团员和革命群众埋伏在途中，将其抓获，历数其罪状并就地处决了这个恶棍，广大群众无不拍手称快。6月初，张一悟接到中共陕西省委常委、组织部长李子洲指示：和景瑞卿同志前往西北工农革命军司令部所在地高塘镇传达新的方针、任务。他化装成洋车夫，拉上身穿孝服、手拿香烛纸马的景瑞卿，途中闯过军警的层层盘查，及时赶到高塘镇向西北工农革命军总司令唐澍同志传达任务，递交了文件。第二天，他们行走130华里，赶回西安向李子洲汇报。当时，已形成以华县的高塘、渭南的塔山为中心的红色武装割据区域，他们打土豪、分粮财、建政权、办学校，掀起了新的革命斗争高潮，特别是发动了著名的渭华起义，严重地威胁了国民党在陕西的统治。冯玉祥调遣了3个师的兵力进行围攻，工农革命军在两个多月的战斗中与敌军展开了3次激战，终因寡不敌众而撤退。随后，张一悟离开华县，到三原县担任了县委书记。
1929年3月，中共陕西临时省委成立，张一悟被选为省委常委。9月，陕西省委派他去上海参加党的会议。由于常年四处奔波，他肠胃病突发，大量吐血、便血，到上海时会期已过，便辗转到北平治病。1930年，张一悟与中共北平组织接上关系，被安排到铎民小学任教务主任，以此为掩护，秘密从事党的工作。1931年8月，他奉组织之命，离开北平前往济南，参加山东省委的工作，公开身份是济南第一女子中学教务主任。
九一八事变后，张一悟在济南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多次在群众中公开宣讲，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恶阴谋，痛斥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在此期间，国民党军警多次到各学校搜查逮捕共产党人。1932年3月24日，由于叛徒出卖，张一悟等74人被捕，被关押在山东第一监狱。尽管敌人残酷地施用了皮鞭打、“压扛子”、“坐老虎凳”、灌猪鬃辣椒水等酷刑，张一悟身体受到严重摧残，但他在敌人面前始终坚贞不屈，毫不动摇，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坚强革命意志和崇高气节。最后，国民党山东高等法院在取不到任何证据的情况下，竟以莫须有的“危害民国罪”叛处张一悟死刑。其父张继祖听到这一消息后，恳请邓宝珊先生给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去请求“刀下留人”的电报，张一悟幸免一死，被改判无期徒刑。
在狱中，张一悟始终没有忘记共产党人的责任，经常鼓励难友们同敌人作斗争。他同难友们开展绝食斗争，强烈呼吁抗日救亡，抗议敌人对“犯人”的迫害和虐待。他对难友们说：“人的生命是宝贵的，但是有限的，真理是永存的，为了捍卫真理，生命又算得了什么！”在他的鼓励下，难友们团结一致，绝食斗争坚持了7天，终于迫使敌人答应了他们提出的条件。艰难的监狱生活并没有使张一悟丧失信心，他反而把监狱当作锻炼革命意志的战场、学习知识的场所，经常托人买来一些医药书籍，刻苦钻研，以充实自己的医学知识，提高医学水平。
1937年12月27日，日军占领济南，国民党军政机关仓皇逃走，济南监狱也放松了看守。在一片混乱之中，张一悟与难友们趁机逃了出来。出狱后，他冲破敌人的层层封锁，辗转回到西安，找到中共党员罗杰三、侯理哉等人，在他们的帮助下，见到了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工作的老战友宣侠父。鉴于张一悟身体极度虚弱，宣侠父即派人护送他回到了兰州。1938年1月底，张一悟先后见到甘肃工委书记孙作宾、同乡陈成义和八路军驻甘办事处负责人谢觉哉、伍修权等人，如实地汇报了自己的情况。不久，甘肃工委通过组织部长郑重远为他恢复了党的组织关系，并安排他在苏联驻兰州代表处担任中文教师。
张一悟是一个职业革命家，没有工资收入和经济来源，一直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日子十分拮据。由于在狱中被敌人灌辣椒水、汽油等，他出狱后患了严重的肺结核症，因此还要拿一部分钱来治病，生活更加困难。这时，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席朱绍良乘机想以高官厚禄拉拢他。朱绍良利用省政府秘书长廖元佶和张一悟的父亲同是清朝举人，又同是佛教团体“同善社”负责人的关系，由廖元佶出面对张一悟说：“你的学识才能都是好样的，如能和政府合作，可以担任相当高的职务。”张一悟并不为之所动。廖元佶碰了壁仍不甘心，又通过张一悟的父亲劝说，张一悟的回答是“人各有志”。国民党的劝降、利诱遭到失败。此后张一悟把父亲分给他的一院住房卖掉，以解决家庭困难，并接济一些革命同志。
1941年，国民党加紧了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迫害。为了保护大批干部，根据中央指示，甘肃工委和各地的一些主要干部先后于1941年底撤离甘肃，前往延安，而张一悟仍留在甘肃为党工作。尽管他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环境又不允许他公开活动，但他依旧发挥着团结同志、交流情况的作用。为了迷惑敌人或躲避特务的追踪，他有时化装成道士，有时扮作医生，有时打扮成算卦相面的先生，长年奔波于兰州的水磨沟、阿干镇、下西园、黄峪、西固城、十里店、彭家坪及榆中县的兴隆山、县城、尚古城、桑园子、金家崖、施家山头、方家泉等地。他走在哪里吃住在哪里，经常住在人家的屋檐下和看地的草棚中。阿干镇的退休工人杨成福回忆说，张一悟从1942年至1948年在他们家的厂房里住了7年。一次，盗贼偷去了他的衣被，给他本来就十分清苦的生活造成了新的困难。前去看望他的同志关切地问他：“这样苦能受得了吗？”他微笑着说：“要说苦嘛，倒也不见得，也许是过惯了的缘故吧。一个革命者总要以苦为乐，要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
1948年8月，党组织派人护送张一悟去陕甘宁根据地。当他们经平凉到了元城子后，国民党马继援部前来偷袭。转移时，组织上考虑到张一悟虚弱的病体，给他备了一匹马。当他看到转移人群中的老人和妇女、孩子，将马匹让给了群众。到达三道川时，敌人的骑兵快追上来了，甚至敌人的叫喊声也能隐约听见。张一悟见情势危机，自己又病势沉重，难以脱身，便要求同志们留给他一支手枪，然后催促其他同志火速突围。他说：“我不行了，不要管我，免得把大家拖累住。”同志们不忍心把他一人留下，便由张友三、赵子明等十余人轮换背扶着他突围脱险，终于到达革命圣地延安。
张一悟到延安后，党组织对他的健康和生活给予细心的关怀和照顾。1949年5月西安解放后，党组织送他去临潼养病。伍修权到东北任职后，考虑东北医疗条件较好，有苏联的医疗专家和医疗设施，邀请张一悟去大连疗养。在大连，经医生诊断，张一悟的左肺叶已溃烂，右肺叶有3个空洞。大家对他的坚强意志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深为敬佩。
在漫长的革命斗争中，张一悟非常重视青年工作，关心他们的成长与进步，对要求进步的青年更是关怀备至，给予及时的引导和帮助。当时，青年们都愿与他谈心、交朋友，不时请教问题。经他宣传、帮助的人都亲切地称呼他为“胡子大哥”，说“胡子大哥身上都是火，多厚的冰都能融化”。在张一悟的影响下，陈成义、陆长林、李屏唐、陈生蕃、赵定九、张逊之等先后走上革命道路。被称为“西北花儿王”的张亚雄在张一悟的鼓励下，潜心研究西北民歌“花儿”。后来张亚雄成为研究西北“花儿”的专家，并出版了《花儿集》。窦时寻在张一悟的帮助和引导下，加入共产党，在中共豫陕区委的领导下从事兵运工作。1931年，窦时寻与谷雄一、赫光发动了山西平定起义，成立了红24军，窦时寻任副军长；8月，由于作战失利，被敌人残害于石家庄，时年仅36岁。1939年春节，司国权等青年学生慕名拜访张一悟，他热情地讲述抗战的大好形势，鼓励他们到延安去投奔革命，还在他生活十分拮据的情况下，给青年们凑了90块大洋，并亲自送他们启程。1940年，甘肃工委遭到敌人的破坏，工委主要负责人罗云鹏、李铁轮、惠光前被捕入狱。在形势十分不利的情况下，张一悟以行医和做家庭教师为掩护，秘密进行工作，更广泛地接触、联系群众，特别是团结教育了一大批革命青年，如裴罗克、陈瑛、柴仁山、金焯三、陆善亭，鼓励他们走上革命道路。
张一悟对别人以诚相待，真心帮助，大度宽容；对自己的子女则要求格外严格。长子张怀清曾跟随他在苏联驻兰州领事馆工作，女儿张凌青在1939年去延安参加革命。1948年，他又让吴鸿宾同志将次子张华清带去延安。1942年的一天，张一悟接到女儿张凌青的来信。信中，张凌青说：由于自己很小就离开家去延安，不习惯于集体生活。同时，由于离家久，她十分想家，想妈妈。因此请父亲能想办法让她回榆中。张一悟非常生气，当即回信，批评她幼稚的想法和做法，鼓励她不要留恋家庭，做一名新社会勇敢的有为的新女性。1950年上半年，张一悟的次子张华清在西北人民大学学习工作时，一次在与父亲的通信中汇报了他在革命理论上懂得太少，像幼稚园的小朋友一样时，张一悟便在回信中鼓励指导他：“你觉得空洞渺小，不如一个幼稚园的小朋友，你的这种自卑感是好的，是促使你学习进步的动力，要永远保持这种精神，不使它失去才好。处在今日的客观形势飞跃发展的情况下，不但你感到空洞渺小，就是我也感到太空虚无物了，当真连党内的一些小朋友不如得多。”另一信又告诉他：“《联共（布）党史》《列宁主义基础》两本书我不日寄出，你收后可精读。精读者，不是重视它的词句，而是要懂得它的精神实质，因为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你读党史时，注意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能把这两本读通学懂之后，不愁不会联系实际、推动工作。把马列主义的方法，用到日常生活中去，那就算搞通了该主义。换句话说，日常生活的一切，能用该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处理，才算是真正学会了马列主义。望你努力去学习，千万不敢产生一点自满自足的情绪。”又在另一信中指出：“马列主义的思想，就是工人阶级的思想，亦是党员思想，每一个问题发生时，你能以辩证的、发展的眼光研究分析，那自然就不会被外面的复杂现象罩住，而能透过现象找到内部联系实质。”张一悟不但教育子女学习马列主义，而且教育他们运用马列主义的方法论解剖自己、指导工作，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1949年7月28日，陕甘宁边区人民政府任命张一悟为甘肃行署教育处第二副处长、兰州军事管制委员会委员兼文教处副处长。同年12月2日，经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任命他为甘肃省人民委员会委员。1950年3月17日，经政务院第二十四次政务会议通过，任命他兼任甘肃省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委员。同年10月，在甘肃省第一届人民代表会议上，他又当选为省人民政府委员。
1949年8月26日，兰州解放，张一悟十分高兴。他惦念家乡的人民和革命，自己虽在重病之中，仍迫切希望为甘肃人民贡献自己最后的力量。他多次向组织请求回兰州工作，1950年12月，党组织和人民政府同意了他的要求，并派他的长子张怀清去大连接他。由于张一悟身体过于虚弱，加上途中劳顿和受了风寒，到兰州后病情恶化，于1951年1月3日22时40分逝世，时年57岁。
张一悟逝世后，党和人民对他革命的一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评价，称他是“甘肃最早的共产党员”“甘肃建党的创始人”“马克思主义的播种人”“人民革命的鼓手”“进步青年爱戴的导师”“劳动人民最忠实的儿子”，在献给他的挽联上写道：“忠心共产主义一辈子，威武不屈，贫贱不移，精神长留党内；献身人民事业廿五载，艰苦备尝，酷刑备受，精神永耀人间。”这对他的一生作了公正全面的总结。1951年1月9日，中共甘肃省委、省人民政府为张一悟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谢觉哉、伍修权发来唁电，表示沉痛悼念。省委书记张德生、省政府主席邓宝珊亲自为其执绋送殡，沿途人民群众纷纷自发设祭送灵。同时，《甘肃日报》先后刊登了张德生、邓宝珊及陈成义、孙作宾、高健君、贺进民、吴鸿宾、万良才等领导同志的悼念文章，深情缅怀和赞扬这位勇敢无私的共产党员。
（执笔：兰州市委党史办公室 吴彤 来源：《甘肃党史人物选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