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著名军事文学作家张隼所著、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武汉往事》之《首义风云》《红色风暴》《抗日烽火》《红旗漫卷》一共4册，已同读者见面。这部从创作到出版历时7年的革命历史题材作品，以辛亥革命到新中国成立这段历史为脉络，状写了1座历史名城、2条大江、3个家族、40载恩怨情仇，读来荡气回肠，文化底蕴十足，重新给我们撩开了历史的天幕，让我们回望不曾走远的红云。
作为辛亥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圣地，武汉在中国革命的历史长河中有着悲壮而昂扬的历史文化品格。据可靠资料表明，从1921年到1949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中牺牲的有名可查的同志就有370万，武汉占有不小的分量。《武汉往事》以汉口王府、武昌余府、汉阳赵府及其家族成员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不同命运与恩怨情仇为故事情节，贯穿于全书的几个主人公余瑞祥、王俊林、余瑞华、赵璇滢等人，因为性格、信仰等各不相同，在重大历史关头，其分裂的人物性格表现为既是亲人又是对手，有时携手合作，但更多的时候是针锋相对，在血与火的战场上上演了一场场扣人心弦的血雨腥风，在情与理的罗网里编织了一段段催人泪下的儿女情长。
全书分4部曲，第一部《首义风云》以武昌起义前后为背景，从起义意外暴露了起事计划后，革命党人遭到清军围捕开始。危急时刻，新军某部队官余瑞祥绊住清军头目，致使起义爆发。余瑞祥的人物原型，就是辛亥革命的起义人物、后来担任临时总指挥的吴兆麟。随后，余瑞祥被革命党人推举为临时总指挥，全面指挥起义的新军，兵分3路攻打湖广总督府。这时，同样是新军队官的王俊林听说世交余瑞祥参加了革命党，前来投奔，也参加了起义。王俊林的父亲王翔宇听说儿子已经是革命党人，便与弟弟王翔东一道，带着大侄儿王俊财倾其所有帮助革命党人，把家族的产业交给二侄儿王俊喜打理；赵嘉勋严禁儿子赵承彦、赵承博与革命党人有任何联系，自己却遭到革命党人的软禁；余昌泰则到处散布流言，攻击革命党人，不准大儿子余瑞光支持革命党人，与二儿子余瑞祥断绝父子关系，把以在校学生身份参加过起义的三儿子余瑞华困在家中，逼迫大儿子余瑞光给投靠革命党人的大儿媳赵璇滢写休书。赵璇滢便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党，成为妇女队队长……中华民国成立后，袁世凯、黎元洪联手逼走了余瑞祥。赵璇滢从心里萌发了对余的爱意，主动遣散妇女队，四处寻找余，准备永远与余相依相伴。余瑞祥感觉到了昔日大嫂对自己的情义，故意躲避。王俊林投靠了袁世凯的部将，却得到重用。
第二部《红色风暴》写余瑞祥离开军队后，结交了很多穷苦朋友，更看透了政府的腐败。后来，听到袁世凯即将称帝的消息，他迅速联络旧部，准备再度起义，但被王俊林破坏了。王俊林虽说跟余瑞祥理念不同，但仍然重视与余瑞祥的交情，帮助赵璇滢找到了余瑞祥，使他们结为夫妇。余昌泰死后，王俊林把余瑞华送去保定军校读书。后来，在赵璇滢掩护下，余瑞祥前往广州，投奔南方军政府。之后不久，赵璇滢在丈夫余瑞祥的引导下加入共产党，成为武汉共产党地下工作的负责人。国共关系破裂，王俊林追随余瑞祥参加南昌起义，后又叛变革命，回到武汉，成为国民党武汉卫戍司令。余瑞祥在南昌起义失败后去了鄂豫皖，为发展壮大鄂豫皖根据地立下汗马功劳。
第三部《抗日烽火》以抗日战争为背景，写余瑞祥在武汉建立八路军办事处，鼓励民众抗战，掀起了抗战高潮。王俊林再一次与余瑞祥走到一块儿，携手抗战。武汉陷落前，余府纱厂迁往大后方，王俊财因病不能离开，留了下来，赵府不愿意搬迁。武汉陷落后，赵府几乎全部被日寇杀光。赵承博只身逃出，自拉武装，专杀日寇，后来投入余瑞华手下。王俊林投靠日寇，犯下许许多多罪行。日寇威逼王俊财当维持会长，却遭到拒绝。王俊喜为了哥哥的名声，自己出面当了维持会长，背上汉奸恶名，与王俊林明争暗斗。后来，王俊林为了自保，不得不杀死了他。余瑞祥成为共产党要人。赵璇滢来到新四军第五师，历次率部与王俊林的伪军以及日寇作战，支援正面战场，并且劝导弟弟赵承博拉出武装，加入新四军。
第四部《红旗漫卷》写抗战结束后，王俊林再度成为国民党高级将领，率部攻打赵璇滢部。余瑞祥作为军调处的共产党高级代表来到武汉，与王俊林等人展开谈判，达成停战协议，并监督停战。中原突围后，赵璇滢奉命潜入武汉，在王俊财、余瑞光等人的帮助下，建立一张巨大的地下工作网络。国民党兵败如山倒之际，赵璇滢通过地下党人做工作，劝说王俊林起义。但是，王俊林受王晓燕监视，无法起义。余瑞华在金口宣布起义，封闭了国民党军退入湖南的道路。王俊林受到王晓燕胁迫，不得不离开武汉。王俊林夫人余雅芳不愿跟他一道逃亡，自杀身亡。武汉和平解放。
《武汉往事》正是通过深入浅出的细节、人物的刻画与描写，以及深层次的揭示，让我们看到了从辛亥革命到武汉解放近40年历史中，以3大家族为代表的武汉人民，在风云变幻的中国，意志坚定、斗志昂扬，同反动腐朽的封建军阀、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强大的日本侵略者进行斗争。他们信念如钢，救亡图存，不屈不挠，坚持以民族和国家的命运为重，坚持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最终建立新的政权。在历史危急关头，在充满艰难险阻的环境中，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全中国人民，也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和人民时刻在一起，团结各界人民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打败国民党反动派，建立新中国，真正让人民翻身当家做主。作品写的是武汉人，何尝不是全中国人？它完完全全是中国人民斗争的历史缩影。这应当是《武汉往事》的真正深层意义，也是其所坚持的历史观、价值观。
老子说“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革命历史小说的创作，不是简单的重复历史，也不是违背规律的创造。作家既要忠于历史，又要提炼出历史“御今”的时代意义。从文学的本体而言，要求作家不要把历史的外衣简单地披在人物的身上，而是要把历史的血脉融入人物，最后造就有性格和血性的人物形象。张隼曾在军旅，这些年一直致力于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真实的收集与研究，撰写创作了不少有影响、有分量的历史现实题材作品，得到社会和读者的认可、好评。他是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是一个有民族情结的作家。他写《武汉往事》对时代和社会是很有意义的，为使青年人认识武汉在推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他把历史通过事件和人物来写出别开生面的史诗气派，这是一般历史小说所不曾做到、也最难做到的。值此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无疑是一份厚重之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