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儿庄沦陷后，中国共产党、八路军领导当地人民群众，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抗日斗争。随着形势发展的需要，1940年，八路军一一五师和中共鲁南区委派人前往台儿庄，联络当地开明士绅万柳溪，在其家中开设了地下贸易情报站。万柳溪赤诚爱国，其家人也都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活动，万家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社会关系，积极配合党的地下工作，该情报站很快发展为党组织在台儿庄的可靠立足点，在搜集敌人情报，保护党的过往干部及其家属，为抗日根据地购买、运送军需物资，与敌人开展货币斗争等方面均做出了积极贡献。
万家大院：地下贸易情报站
万柳溪出生于经商世家，思想进步，早年曾加入同盟会。全面抗战爆发后，万柳溪在抱犊崮山区万春圃（后任八路军鲁南军区副司令）家躲避战乱，结识了中共苏鲁豫皖特委的领导人，并对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主张深表赞同。
1940年秋冬之际，中共鲁南区委派第七区区长万国华（万春圃之子）和八路军一一五师情报处处长邝任农的秘书王正言来到台儿庄开展统战工作，受到万柳溪的热情接待。他们转达万春圃的口信，希望万柳溪以实际行动帮助共产党、八路军，万柳溪欣然同意。1941年底，王均陶受万国华委托来到台儿庄，在万柳溪经营的万顺昌商号设立地下贸易站。在万柳溪的安排下，王均陶的公开身份为万顺昌商号管事。1942年春，鲁南区委组织部设立城市工作科，重点抓敌占区的城市和交通线的地下工作，又派张德启来到万家，秘密开展对敌情报工作，地下贸易站由此被称为地下贸易情报站。
万柳溪利用自己在台儿庄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对贸易情报站的工作给予积极配合，并出面协调该站人员和当地社会各个阶层人士的关系。万柳溪经常请当地的帮会头目，伪军、伪警、伪维持会头目上门做客，继而联系他们与万顺昌商号做“生意”，从他们手中收购军需物资，并以经商为名，帮助打探敌人的内部消息，并协助秘密交通员将收集到的情报及时传递到抗日根据地。
保护党的干部及家属
1941年至1942年，是鲁南人民抗战最艰难、困苦的时期，日伪军加紧对根据地“蚕食”“扫荡”，与此同时，国民党顽固派还不断制造摩擦。
1941年10月26日夜，国民党顽固派部队发动突然袭击,包围了鲁南区党委驻地银厂村。为掩护干部群众突围，中共鲁南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赵镈率鲁南军区警卫连英勇阻击敌人，不幸被捕，惨遭杀害。
1941年秋冬之际，党组织将赵镈的爱人李炎及其幼子赵继烈秘密送到台儿庄万家隐藏保护。万柳溪以李炎为其妻妹的名义办理了“良民证”。为避免走漏消息，万柳溪在府中专门腾出一个独院房子供其居住，还安排两名保镖日夜保护，一日三餐均由万柳溪夫人亲自送饭，外人一律不准靠近。
万柳溪夫妇把赵继烈当成自家孩子一样对待。当时，李炎因赵镈牺牲而悲伤过度，身体虚弱，赵继烈当时尚不满3个月，嗷嗷待哺。万夫人就为他买来奶粉，亲自给赵继烈喂奶、洗尿布，每天都过来陪李炎说话，以姊妹相称。在李炎身体不适时，万夫人怕孩子小受到惊吓，晚上就陪床睡，帮李炎照看孩子。李炎母子在万家生活了约一年时间后，被组织上秘密转移。
此后，沂河支队司令员宋鲁泉的母亲（万春圃的姐姐）及其次子被送来在万家住有一年半；鲁南总动员委员会宣传部长、鲁南区参议会参议长彭畏三的夫人韩疏影（鲁南抗日子弟小学教员）也来到万家，住了一个多月；万春圃的夫人刘惠和七岁的五儿及不满周岁的六儿也被送到万家，住了一年之久；临郯费峄四县边联县参议会参议长盛清沂的儿媳王宝君带着孩子来到万家。因她有文化，被万柳溪介绍到台儿庄小学教书……
党的干部及家属住下后，万家不仅供应食宿，临走时还要负担盘缠路费，这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为此万家变卖了不少地产。万柳溪的五女儿万方春回忆说：“父亲为了解决避难革命干部及家属生活问题，把自家的地卖了不少，宁让他自己的孩子吃得‘孬一点’，也要给‘客人’做得好一点，炒个菜‘客人’多一点，我们少一点，也经常会把家里喂的猪和羊宰杀给他们改善生活。”有时候家里来的“客人”多，她们姐妹就睡门板，床都让给“客人”。这些“客人”没事的时候就给万家人讲共产党的事，还经常唱着小调（后来才知道那是革命歌曲），万家人也跟着学。每当家里来的“客人”穿着朴素，万柳溪便立即让管家去买布，“男的给做大褂、女的做旗袍”，把“客人”打扮得和自家人一样，免得别人怀疑。
曾任八路军一一五师运河支队政委的朱道曾对万柳溪后人说：“当鲁南地区被敌伪顽分割蚕食，处境十分艰苦的时候……我们的活动地区更加缩小，你父冒着很大的风险隐蔽安排我党的不少干部，这是难能可贵而有贡献的进步表现。迄今三十多年我尚有较为深刻的印象。”
抗日根据地的秘密物流中转站
为了掩护抗日根据地与敌占区之间的商业秘密贸易往来，万柳溪在台儿庄城北六里的栗庄村特别设了一个榨油坊。榨油坊的原料多是铁道大队从敌人火车上缴获来的大豆，从根据地秘密运来，在栗庄榨油坊制成豆油批发销售，用以换取经费，或换取根据地需要的物资。不久，榨油坊又发展成根据地与游击区、敌占区输送枪支等军需物资的中转站。
从1941年3月至1942年期间，日伪为了“困死”共产党、八路军在鲁南的抗日力量，大搞“囚笼政策”，对游击区和抗日根据地严加封锁，将物资送往根据地变得日益困难。为了给抗日根据地提供更多的紧缺物资，万柳溪出面秘密联络台儿庄多名具有进步思想的商号、货栈老板共同行动，为根据地筹集了更多的物资。对于在台儿庄采购不到的物资，万柳溪还安排其家人陪同地下贸易情报站的同志以万家名义远赴外地采购。
为打破敌人的封锁，地下贸易情报站的同志和万柳溪研究决定：由万柳溪出面，以万家能为沿途伪军提供“三白”（粮食、食盐、棉花）物资为交换条件，从敌人手中获得了物资运输“通行证”以及押运人员的“良民证”。为了保证物资的安全，地下贸易情报站一般会挑选可靠人员，以独轮小推车或肩挑的方式运输。运送基本选择夜间行动；物资在运送途中，沿途都有根据地派出的精干侦察员护送、接应。
积极参与对敌货币斗争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大搞所谓“以战养战”。为进一步掠夺战略物资，压榨敌占区民众，日军特务机关大量伪造法币并投放市场，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物资短缺，有法币流通的根据地也受到影响。
为了打击敌人的掠夺阴谋，稳定根据地金融，中共鲁南区党委在山东分局的统一部署下，展开了对敌货币斗争。北海银行鲁南支行于1942年在根据地周边各县设立办事处，统一领导该县的排挤法币、禁用伪钞和发行北海币的工作，并逐步建立独立自主的金融市场。台儿庄地下贸易情报站在鲁南区党委的直接领导下，按照鲁南贸易工商局的部署，依靠万顺昌商号的关系，与台儿庄的爱国商户建立起越来越牢固的贸易往来。在地下贸易情报站和万家的积极推进下，用以采购根据地土特产；土特产运回台儿庄后，商户高价出售给日伪，并从日伪手中购置机械、医药（甚至枪支）等物品送回根据地销售。贸易中，各商户出于对地下贸易情报站的信任，均承认和使用北海币，并按照根据地银行开出的比率兑换。
不久，鲁南区党委为进一步开展物资贸易和货币斗争，又在台儿庄城北的刘郭村开设“鲁南商店”，因该商店主要经营项目为食盐，又被称为“盐糟子”。“盐糟子”建立后，和台儿庄地下贸易情报站迅速取得了联系，双方密切合作，进一步保障了对根据地物流的畅通，北海币也在台儿庄进一步流行起来。
（作者单位：台儿庄战役研究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