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豫不虞，为国常道。”习主席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引用这句话，来强调“防范风险挑战要一以贯之”，郑重警醒全党：一个国家要想长治久安，就必须在平日预防“不测之忧”，以免遇到灾害、战乱时无法应对。

《左传》记载，成公九年，楚国去攻打莒国。莒国当时是地处山东的一个小国，觉得自己国家这么穷，不用做防备，谁都不会来打他，结果楚国在12天之内攻打了莒国3个城市。史家评论莒国：“恃陋而不备，罪之大者也；备豫不虞，善之大者也。”唐代史学家吴兢在《贞观政要》中，将“备豫不虞，为国常道”这一治国理念记入史册，受用至今。

《诗经》上写道：“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说的是一种小鸟，在天未下雨之前，就懂得衔取桑树根，缠绕巢穴，使巢更加坚固。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忧患意识什么时候都不可或缺，而且形势越好、发展越顺利，就越须克服懈怠情绪、增强忧患意识。正如唐代诗人杜荀鹤所写：“泾溪石险人兢慎，终岁不闻倾覆人。却是平流无石处，时时闻说有沉沦。”

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绵延不息的精神基因，也是中国传统的政治智慧。“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历史经验表明：见兔顾犬、亡羊补牢，是为下策；积谷防饥、曲突徙薪，方为上策。

《汉书·霍光传》记载，汉宣帝即位时，霍氏家族因拥戴有功，骄横愈盛。茂陵徐生3次上书建议抑制霍家，否则霍氏可能逐步威胁到皇权。但汉宣帝没有采纳其建议。后来霍氏果然叛乱，告发霍家的人受到封赏，徐生却未被汉宣帝记起。试想，如果汉宣帝听从徐生的建议，“则国无裂土出爵之费，臣无逆乱诛灭之败”。有人以“曲突徙薪”的故事劝谏，汉宣帝才意识到自己的疏失。由此可见，“曲突徙薪”者的价值远胜于“焦头烂额”者。后世有人赋诗感叹：“曲突徙薪不谓贤，焦头烂额飨盘筵。时人多是轻先见，不独田家国亦然。”

《韩非子》是先秦法家的集大成之作。书中记载两个故事：从前晋公子重耳流亡时路经郑国，郑国君主不以礼相待。叔瞻劝说道：“此贤公子出，君厚待之，可以积德。”郑君不听，叔瞻又劝说道：“不厚待之,不若杀之，无令有后患。”郑君又不听从。等到重耳返回晋国，起兵伐郑，大败郑国，一举夺取了郑国的8座城池。

另外一个故事，讲的是晋国送给虞国绝世的美玉，想借路去攻打虢国。虞国大夫宫之奇劝说道：“不可。唇亡而齿寒，虞、虢相救,非相德也。今日晋灭虢，明日虞必随之亡。”虞君不听，接受晋国宝玉，借给晋军道路。晋攻取虢，回国后，又出兵灭了虞。

韩非在讲述以上两个故事后，认为郑国的叔瞻、虞国的宫之奇，好比“治未病”的扁鹊，“此二臣者，皆争于腠理者也，而二君不用也……故郑以破，虞以亡”。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我们党始终安不忘危、兴不忘忧，善于运用底线思维，“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我们的政策”“把工作放在最坏的基础上来设想”。在党的七大上，尽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即将取得最后胜利，毛泽东却一口气列出了我们党可能面临的17条困难：外国大骂，国内大骂，失去几大块根据地，党内出现悲观心理、疲劳情绪、经济困难，国际长期不援助我们，以及其他意想不到的事……正因为充分预见即将面临的各种困难，“准备想各种办法对付之”，我们党才掌握了战略主动，带领全国人民夺取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

“明者见危于无形，智者见祸于未萌。”预判风险所在是防范风险的前提，把握风险走向是谋求战略主动的关键。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复杂敏感的周边环境、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们既要高度警惕“黑天鹅”事件，也要防范“灰犀牛”事件；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也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也要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

（作者单位：陆军步兵学院石家庄校区学员25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