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多次说过，长篇小说《音乐会》在我的创作中是一个意外。但现在想起来，这个意外却只是纯粹形式上的。今天我才觉得，无论早晚，只要我从事写作，《音乐会》这本书就总会撞上来和我相遇。

作者和作品的缘分有些就像宿命。十余年前，当我写完《痴情》《穿越死亡》《波涛汹涌》等一批长篇小说，开始接触影视时，自己也想在一段时间内暂时不写战争和军人题材，写一点一直想写、也觉得能写好的农村或城市的生活故事，但是突然间，《音乐会》的人物、故事就撞上来了。坦率地说，我并没有轻易就范，但最终还是屈服于它，原因是有一天明白了一件事：如果不快点写出来，它就会一直长存在我心里，成为我永远的怆痛之源。

我不是东北人，身边也没有与东北抗日联军历史相关的人。接触抗联史始于1994年受命为迎接抗战胜利50周年撰写长篇纪实文学《黑的土 红的雪》。为写这本书，我走访抗联老战士，用半年时间天天跑北京图书馆（现在的国家图书馆），查阅了大量中国和从日本翻译过来的原始资料。我的感情经历只能用一次巨大的震撼来形容。我发现了一件事：以今日的眼光看，不但当年的抗战史与我们过去以为和理解的不同，而且在这段历史中占据主人公位置的人也不是过去我们以为的那些概念化的人。我的意思是：这部历史和这些人突然在我的心里活了起来，它和他们共同让我看到了一部全新的冰雪血泪交融的战争活剧。它摧毁了我以前有关这段战争史的全部知识和想象。

《黑的土 红的雪》于1995年“8·15”前夕作为“中国抗日战争纪实丛书”中的一本出版，这套书获得了中国图书奖和国家图书奖提名奖。但事情到此根本没有结束。对那些我已经知道的、比一部纪实文学所能表现得更为深刻的思想，更为具象的人的命运，有许多我还没触及。我能忘记它们也就罢了，但我不能。为了忘记，我甚至做过很多努力，但直到下决心进入《音乐会》的创作时才明白，即使是为了忘却，我也必须将我的所知所思所想写出来，此外没有别的忘却与逃遁之路。

在我接触过的所有抗联老战士中，有一位在抗联密营里从十三岁到二十五岁生活了十二年的女战士，她先后和抗联的著名将领赵尚志、周保中、李兆麟一起战斗过。这位自身经历就充满了传奇色彩的老人曾在我对她长达十余天的采访过程中散漫地讲到一件事。她说某一年冬天的一个早上，她和另一个女战士被一位大姐派到营地下面的山沟里去洗灶具，因为太阳暖洋洋的，两个人还是小孩子，干完活儿就在沟底的草坡上睡着了，等她们被枪声惊醒，才知道营地被日本人袭击了。直到黄昏，日寇走了她们才回到营地。密营已经不在了，所有的女战士全被打死、肢解，最小的一个则被烤着吃掉了，只剩下半副骨架。她一边讲，我一边浑身打战，可她自己的神情和语态却一直十分平静。

只能在这样的战争背景下讨论那场战争和战争中发生的一切，包括人们常说的人性。这是我在老人那里得到的第一个重大发现。我们不能用“他们已经习惯了残酷和死亡”这样的句子来解释老人的平静。根本没有那么回事，我自己也置身过战场，知道无论是谁，哪怕身经百战，也不可能习惯战争中所有的残酷和死亡。真正的不同是他们坚持下来了，处在那样的环境中他们没有屈服——不是屈服于死亡，而是屈服于战争过程中的残酷。与在战争中被吃掉相比，死亡已经不算什么。随着采访的深入，我甚至生出了下面的感觉：在抗联史的某些阶段，死亡算不上残酷，活着经历一次次扫荡、虐杀，在冰天雪地里忍受饥寒交迫，加上战争和绝望，才是真正的残酷。真正震撼的地方就在这里：一个又一个脆弱的生命不但扛过了死亡，更重要的是扛过了残酷。如果当时你就在场，身临其境，你会发觉，哪怕仅仅是想象一下这种长达十四年的残酷，也会浑身战栗，不能自已。

这种战栗伴随了我的整个采访过程。而在《音乐会》长达三年的写作开始时，这种因为《黑的土 红的雪》写完曾一度中止的战栗又开始了，它还进入了更深的层次，我是说它还进入了梦境。一个人在梦中战栗，听着枪声，更可怕的是日本狼狗的狂吠和蹄音，在冰雪的荒原上没命地奔跑，这样的梦境以至于使我最初想用“狂奔”两字作书名。和我们今天理解的概念化的抗联历史不同，战争本身就是每一天的狂奔，每一声枪响、每一次在弹尽粮绝之际仍然面临着一群吃人——是真的吃人的日寇的团团包围，这时突围不是为了逃脱死亡，而仅仅是为了逃脱死亡过程中的残酷。甚至——在我的想象中——是为了逃脱那随着每一声枪响和每一声犬吠带来的剧烈的不由自主的战栗。

理解这一切不容易，你得如同亲历般走进这段历史，走进经历这段历史中的人的生命里。你必须接近幸存者，进入她的记忆，响应她的每一次呼吸，直至在她的平静里突然感受到剧烈的战栗。

有时候也想：避不开这部书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其实也很简单，不是真的避不开这段历史和历史中某一个牺牲的或者仍然健在的人，而是我们自己不想避开它或者他们。

归根到底，他们就是我们。我们和他们血肉相连。

《音乐会》说的是坚持对兽性和残酷的对抗。坚持就是告诉施暴者：你只能让我死亡，却不能让我屈服。人性的最高的荣耀是什么？我认为就是这个吧。

许多朋友初读这部书时说，音乐在这部书中出现是不自然的。最初我也没有想到这个。但是在写作的过程中，一个旋律时时会不知不觉地在我时常悲怆的心中轻风似的回荡起来。这部书的初稿写完后，我把它存在电脑里，我想静一静，不知为什么我觉得它是有缺陷的，不平衡的。舍弃了《狂奔》这个书名后我曾为它起了第二个书名：《血红的眼睛》。一位朋友大致听了书中的故事后说太血腥了，没有人愿意读它的。并不是他的话对我起了作用，依然是写作中那个时时会回荡起来的旋律，让我觉得作为作者的我应当给书中的人物一些悲悯，这个旋律就是作为后人和作者的我对于这段历史和历史中的先烈的悲悯和抚慰。于是一下子，我直接把旋律写进了书中，并把书名改为了《音乐会》，我觉得我终于找到了平衡。

谁能反驳我，长达十四年的东北抗日战争不是一场高扬中国人尊严的音乐会呢？在它雪暴风狂的音乐背景中，一个歌唱人性坚韧、光明的旋律一直都没有消失，一直都在不绝如缕地回荡和飞扬，直到最后化成激昂澎湃的胜利乐章！

前不久我写了一篇题为《校枪》的短篇小说，也是一个抗战中的故事。编辑要我为它写一个创作谈，我坦率地承认了创作前的某种犹豫：今天写这样的故事还有人看吗？像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的那样：“谁为为之，孰令听之。”我们为谁说出这样的话语，又会有谁来听呢？但我还是把《校枪》写出来了，就像当年我不得不写出《音乐会》一样，因为故事中的人物一直在对你呼喊，你不能不把他们写出来。至于“孰令听之”，那就不是作者的问题了。就像我在关于《音乐会》的一篇创作谈中写过的一样：这是历史，也是记忆，一些极为重要的有关中日韩民族历史的记忆，将它写出来是那些一直在呼喊的人在考验我，现在我写完了，考验你们的时候到了！

《音乐会》第三版由团结出版社付梓之前，承蒙《解放军报》约写一段介绍本书的话语，不胜感激，一挥而就。

朱秀海，河南鹿邑人，当代作家、编剧，1972年入伍，先后在原武汉军区、原第二炮兵、海军服役。曾任海军政治部原创作室主任。两次参加边境自卫还击作战。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痴情》《穿越死亡》《波涛汹涌》《音乐会》《客家人》《赤水河》，纪实文学《黑的土 红的雪》《赤土狂飙》，中短篇小说集《在密密的森林中》《出征夜》，电视连续剧《乔家大院》《天地民心》《波涛汹涌》《军歌嘹亮》《诚忠堂》《百姓》，散文集《行色匆匆》《山在山的深处》《一个人的车站》，旧体诗集《升虚邑诗存》《升虚邑诗存续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