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由郑鲁南主编的翻译家谈翻译的新书《一本书和一个世界》（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随手翻阅，爱不释手。全书共69篇文章，印象最深的是这些文章的作者，也就是这些世界文学名著的翻译者，他们有不少是我的师长、同事和朋友。有些老一辈翻译家虽未谋面，但大名早已如雷贯耳。比如，当年我在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科研处工作的时候，有一天来了个穿着极为普通的人，我以为他是清洁工，不料他自我介绍说“我是傅惟慈”，我吃了一惊，他可是通晓多国语言的翻译大家啊！

每部经典作品都展现出一个充满异国情调的世界，而每位译者本身就是一个世界。他们的切身体会和无怨无悔的献身精神，使我们懂得了翻译的重要和艰辛。他们为翻译事业贡献了毕生的精力，书中的69位作者已有30多位去世，最长寿的是105岁时去世的杨绛先生。健在者约有40位，最年长的是北京大学99岁的许渊冲教授，其余也都是耄耋之年。笔者今年76岁，相比之下还是后辈，不禁油然而生“知交半零落”的感叹。

杨绛先生在谈到《吉尔·布拉斯》一书的翻译时说过，译文的修改永无止境。她的译作《小癞子》以文笔生动、流畅著称，但在翻译《吉尔·布拉斯》的时候，为她校对的钱钟书先生却说“看不懂”，在她的译稿上划满了杠杠。读者看不懂，说明译者没有把意思译出来。这部小说于1956年出版，1962年修订，数十年之后她还“恨不能再加修改”，这种精益求精的精神确是后辈楷模。

当年与艾珉女士一起开会和参加活动，后来听说她身体欠佳，多次手术，见面也越来越少。最近，《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她的文章《我们为什么爱读巴尔扎克》，编辑请我代为校阅，因为她已经无法看稿。看了她在《一本书和一个世界》中《浅谈〈巴尔扎克全集〉的翻译》，才知道她为出版多达30卷、1200万字的《巴尔扎克全集》，从1983年立项到1999年出版，前后花费了十余年的心血，可谓甘苦备尝。她深切地体会到“要吃透原著，仅仅懂法文是远远不够的，还得有深厚广泛的知识积累，至少应谙熟欧洲的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诚哉斯言！她还提到请“中央编译局才华出众的译审施康强”模仿明清话本的文体来翻译巴尔扎克的《都兰趣话》，使我想起老同学施康强于不久前去世，心中不胜唏嘘。

郑永慧先生的《往事》提到了我在南京大学的老同学孙恒，他当时在长沙铁道学院任教。出乎意料的是，孙恒写了一篇《评卡门的两个中译本》，把郑永慧与傅雷的两个译本进行对比，而且认为郑永慧译的优于傅雷译本，因为傅译中有颇多漏译和错译之处。杨绛先生在得知后评价说：“孙君的文章，写得极好，评得也极公允。”郑先生后来在翻译梅里美的《科隆巴》时，发现已有的傅雷译本中错译、漏译、笔误多达50余处，他为此发表了一篇《浅谈翻译的“信”》，意思是“任何一个高明译者都很难完全杜绝失误”。许渊冲先生也在《我译〈约翰·克里斯托夫〉》中，就全书开头傅雷译的“江声浩荡，自屋后升起”与许渊冲译“江流滚滚，声震屋后”进行了精彩的对比分析。若非两位前辈翻译家细论，我等岂能得知大翻译家傅雷先生的译本尚可商榷，因而更觉学无止境、学海无涯。

翻译文学巨著往往需要付出多年的时间和精力，翻译家们为使译作尽善尽美而呕心沥血，甚至付出生命。正如67岁病逝的社科院外文所副所长吕同六在《一件吃力难讨好的事》里所说的那样：“笔者和文学翻译打交道，粗粗算来已40年有余，总的感觉就是一个‘苦’字”。罗念生先生坚持翻译《伊利亚特》到最后一息，弥留之际还嘱托王焕生继续译完全诗。叶廷芳先生是德国文学、特别是卡夫卡作品的翻译家，他在《甘苦得失寸心知》中指出：“翻译也是一件艰辛的事情……这种艰辛比起创作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种甘苦只有译者自己清楚。”其实，叶廷芳在9岁时就失去了左臂，因此付出的汗水和心血更是难以想象。复旦大学的徐和瑾先生决心独自翻译普鲁斯特的七卷本《追忆似水年华》，我曾劝他保重自己的身体，但他依然勇往直前，终于鞠躬尽瘁，译完五卷后“壮志未酬身先死”。

翻译家们通过不同的人生道路，从五湖四海汇集到这本书里，其中的每篇文章都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和深刻的哲理，凝聚着翻译家的心血，因而是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