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天山深处依旧白雪皑皑。海拔7000多米的主峰托木尔峰仿佛统帅的大纛,笃定地端坐在千山之上。然而当你攀登上去,它却隐藏在云雾中,不见真容。
四个人迤逦前行,都瑟缩着、佝偻着身躯,用脊背对着前方,向山巅、向托木尔峰的方向进发,仿佛冬天里随风出征的扎蓬棵。
这是1980年夏天,他们团从内地迁来天山脚下。四个人由老兵瞿佳奇带队,勘查路段路况。
尽管他们一早就离开了营房,但仅走了十多公里就已是下午5时光景。三个新兵落在了后面,瞿佳奇回头望去,他们像三块移动的面团,和风雪揉在一起。
他寻觅一处背风的洼地,手脚并用扒开积雪,在露出来的一块土地上准备就餐。
他们聚在一起,吃的是馒头和蔬菜罐头。馒头像冻梨一般带有冰碴儿,咬一口坚硬而冰冷,罐头豆角也是凉凉的,难以下咽,水壶里的开水凉透了,外面结了一层冰花。饭毕,他们反而周身冷了起来。
为驱赶寒意,他带领大家跑起来。他瞥一眼云层里若隐若现蛋黄样暗昧的太阳,说:“天山海拔高,太阳晚上九点以后才落山,我们抓紧时间赶路,力争再向前挺进5到10公里。”
山上风雪如晦,太阳像朦胧的月亮。路坎坷,行路难,他们勉强行进5公里,见夕阳欲坠,天色渐黑,便急忙返回。可是,来时做的路标——那些脚印、画在雪野的图案、插好的树枝,全部在狂风中不翼而飞!
一名新兵用木棍探路,瞿佳奇亮着手电筒殿后。黑咕隆咚的雪夜,一个个怕走散,互相拽着对方。尽管小心翼翼,他们还是像一串冰糖葫芦,一起滑进了深凹。天山多这种地陷一般的深凹,深不见底。三名新兵躺倒在穴底,沮丧地说:“完了,我们不会冻死在这里吧?”
瞿佳奇呵斥道:“说什么呢,军人的意志哪去啦!”
他仰望着上面穴口的轮廓,仰望着星空,说:“搭人梯!”
他当然是人梯的底座。然而,他驮起的战士却够不到上沿。于是,他蹲下去,在那战士的肩上,再驮起一个。即使这样,也仅送出两人。他和另一名战友,依然够不到穴口。他喊,用皮带!上面的战友用两条皮带相接,终于将他肩上的战友拉了上去。冻馁、劳累,瞿佳奇无论如何也爬不起来了。他如果不爬起来,皮带根本够不到他。他听到了战友嘤嘤的哭声,一咬牙扶着那根探路的木棍站立起来。三人硬是将他拖了上去。
在雪地躺了半个小时,他说:“走,不然连长他们该着急了。”
他嘱咐大家小心,但越怕什么越来什么。走了不到5公里,像饺子下锅,他们又跌进一处更深的深凹,搭人梯也无济于事。他说,没办法,等待救援吧。
有个新兵在哭。他劝道,挺住,军人流血不流泪!他们紧紧地拥在了一起。
下半夜了,他们终于听到了连队战士前来寻找的喊声。他们立刻回应,但他们太疲惫了,应答之声在呼啸的寒风中如游丝般孱弱,外面的人根本听不到。
渐渐地,呼喊的声音远去了。气温骤降,有人牙齿打颤问:“不会冻死吧,不会饿死吧?”
瞿佳奇拿出一只打火机,点燃了自己的皮大衣,殷红的火苗飘起来。后来,战士们循火光赶来,他们得救了。
今年八一的战士聚会,我邂逅40多年未见面的瞿佳奇。当年,我们一同入伍,但我留在了内地,他去了边疆。那次遭遇,他冻掉了右手的四个指头,荣立二等功。
他要用仅有一个拇指的手掌给我敬礼,被我紧紧地抱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