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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在掌上阅 亮剑弹指间

军旅报告文学的审美特点


■江永红

在我国的报告文学作品中,军事题材在新中国成立前占绝对优势,在新中国成立后也占很大比重。著名的报告文学作家中,军旅出身的不乏其人,如刘白羽、穆青、魏巍等。

报告文学与其他文学门类不同,不但不可以虚构,而且不能脱离当代的社会实践而纯粹表现自我。比如:诗歌可以有鸳鸯蝴蝶派,有朦胧诗,可以脱离时空,尽情发挥作者的想象,报告文学就不可以。具体到军旅报告文学的审美特点,我想结合我的创作实践,说点一孔之见。

军旅报告文学之美,美在它直面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现实问题

报告文学是时代的产物,反映的是时代风云。它是以现实矛盾、现实人物为写作对象,回答读者所关心的现实问题。报告文学之美,首先美在它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能直面现实问题上。军旅报告文学的题材是多样性的,但主要写作对象应该是国防和军队建设中的热点问题。这并非“题材决定论”,而是“体裁决定论”和“时代决定论”。反映时代、干预生活是报告文学这一体裁的本质要求。每个时代的每个发展阶段,都有群众所关心的热点问题。如果不去写群众关心的问题,写出来也不会有人关心。

我写的第一篇报告文学是与钱钢合作的《蓝军司令》。第一次写,自然谈不上有什么经验,但既然受到多方关注,就必有原因。我想,其中第一个原因就是搅动了以往演习中一厢情愿的一团死水,“制造”了一个热点问题。严格地说,上述效果首先是由“蓝军司令”的新闻报道引发的,报告文学把新闻的影响进一步放大了,把新闻人物变成了文学形象。这说明,报告文学作家应该和记者一样有高度的新闻敏感。事实上,我国许多老一代的著名报告文学作家都是记者出身,范长江、刘白羽、穆青、魏巍等无一例外。在战争年代,记者和报告文学作家是不分家的。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二者分家了,乃至有“浅薄的记者,深沉的作家”之说。其实,深浅与职业无关,报告文学作家如果没有记者的新闻敏感是断然写不出名作来的。

在《蓝军司令》之后,我写了不少报告文学作品,几乎每一篇都是先写新闻报道,然后写报告文学。凡是有点影响的作品,写的都是现实中的热点问题。如写干部制度改革的《奔涌的潮头》(与钱钢合作)、写装备与人才建设的《好梦将圆时》等。

军旅报告文学之美,美在其人物是军中典型的“这一个”

报告文学是用文学的形式来写报告,自然就得遵从文学创作的一般规律。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人物的个性化、典型化,即黑格尔所说又被恩格斯强调的“这一个”。金圣叹在评《水浒传》对杨志和鲁智深两个人物典型性格的刻画时说:“定是两个人,定不是一个人。”杨志和鲁智深都是有几分粗鲁的英雄人物,只有在高手的笔下,才不至于写成一个模样。一般来说,军旅报告文学中的人物应该是阳刚的,但弄得不好,就可能“千人一面”了。一篇好的军旅报告文学作品,即使是以写事件为主的,也必须靠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来支撑。因为事是人做的,没有人就没有事。稍有文学修养的人,一般不会犯见事不见人的低级错误,但因为写不出典型的“这一个”,致使人物“千人一面”的毛病比较普遍。要避免“千人一面”,唯有深入采访和提高文学写作能力。

报告文学对人物性格的塑造不能像小说那样虚构,全靠采访来挖掘个性化的材料,包括个性化的动作、思维和语言。新闻写作课强调“七分采访,三分写作”,对报告文学来说,七分采访还不够,要八分、九分。细节体现个性,而细节是再聪明的作者也编不出来的,而采访对象往往不愿谈及细节,这就更需要作者耐心地仔细挖掘。蓝军司令王聚生在一次回老家探亲时,曾被人武部门聘请当教练。他认为这件事“没啥意思”,不想谈,我就问:“人家怎么想起请你当教练?是因为认识你吗?”他一笑,说:“那是因为我闯了祸才找我的。”于是他给我讲了两个“闯祸”的故事。第一,当地一段黄河从未有人泅渡,他不顾劝阻,跳下去游了个来回。第二,有一天,他戴着草帽,穿着背心、裤衩与几个哥们闲逛,见一个战士带着民兵在练刺杀。他看动作要领不对,便上前纠正。谁知人家不买账,要与他比试。他对那个战士说:“我先让你三枪,你要三枪刺不到我,我才还击。”结果,按此规则战了三个回合,他三次叫对手仰面朝天……这两件事生动地表现了他独特的性格,正是写报告文学所需要的。再如,他长期在野外训练非常艰苦,怎么个苦法?没有细节就不生动。最后他不好意思地讲出了一个细节:演习结束回到家里,妻子为他洗换下来的衣服,发现裤腰上有很多虱子,刚开始用火烤,怕把衣服烤焦,又改为用开水烫……虱子这个细节让“艰苦”两个字可触可感了。

语言的个性化是人物性格个性化的重要表现。只要留意,就会发现每个人的语言其实都是不一样的。所以,采访时不仅要挖掘个性化细节,还要记录个性化语言。须知,文学的全称是语言文学。语言不过关,没特色,就入不了文学的堂奥。

军旅报告文学之美,美在它表达的思想能引起共鸣

小说中最好不要有一句评论,纯粹讲故事,报告文学很难做到这一点,而且很多时候要靠评论来提高它的思想性和导向性。这是报告文学与小说又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报告文学与新闻一样,不论西方如何标榜其独立性,它的党性和功利性其实是明摆着的。写一篇报告文学作品,是想要表达什么思想?达到什么目的?这是作者首先要弄清楚的问题。比如,我写《奔涌的潮头》是要促进干部制度改革;写《好梦将圆时》是为了消除那种“军队建设的主要问题是装备落后于人才”的误解,唤醒那些自我感觉良好的人们……报告文学之美,美在它表达的思想能引起共鸣。做不到这一点,即使获了奖也谈不上成功。

但是,报告文学不能像写评论和论文那样来表达思想,而应该是情理交融的。《蓝军司令》发表后,我和钱钢应复旦大学《中文自修》杂志之邀,写了题为《气昌则辞达》的创作体会。其中说:“我们所以要写《蓝军司令》,是因为久憋在心中的一股气不吐不快,或者说是一种爱憎的情感非要宣泄不可。”作者的情感宣泄应该是理性的,议论是应该带情感的,理性与情感应该有机地统一起来。这对作者的理论功底是一个考验。如果是写诗,产生创作冲动后就应立即动笔,而报告文学则不可以,还要对素材好好地消化,进行理性的思考。写这件事或这个人物究竟有什么意义(即为什么要写)?能表达我想表达的思想吗?思考过程中最好要看看相关的理论、历史书籍,来一点理论升华。比如在写《中国蓝军》之前,尽管我对有关情况比较了解,但仍然要认真用理论武装自己,认真读了数十篇相关论文,包括军科翻译的美军论文,最后把蓝军的作用归纳成两句话:“蓝军的地位和强弱其实是一支军队训练是否贴近实战的标志,是一支军队训练水平高低的标志。”

报告文学中的议论可以由作者直抒胸臆,但最好是“借”文中人物的嘴巴讲出来。如《奔涌的潮头》中对旧的干部制度弊端的批判,就是由军区干部部副部长讲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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