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国抗战初期，国民党及其政府宣布“抗战与建国”并行，在政治经济方面实行过若干有利于抗战的政策，如成立国民参政会、制定改善民生的政策等。在正面战场上，国民党军队担负起抗击日军战略进攻的主要任务，相继组织了淞沪、太原、徐州、武汉等一系列大战役，取得台儿庄大捷。广大爱国官兵英勇顽强的抵抗，消耗了日军大量有生力量，对粉碎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图谋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在全国抗战初期，国民党的政治地位、影响及其领袖蒋介石的个人威望达到空前的高度。
但另一方面，在全国抗战爆发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实行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的片面抗战路线。进入相持阶段后，虽然它继续留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但却开始实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特别到全国抗战后期，不断强化反动独裁统治，逐渐失去了民心。
在军事上，国民党政府实行收缩战略，消极抗战，保存实力，以大量兵力制造反共军事摩擦。战略相持阶段到来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1938年11月召开南岳军事会议，强调其军队主力应“极力保持现在态势”，“尽量牵制敌人”，明显是在保存实力，具有相当大的消极性。从总体上看，国民政府仍能坚持抗战，并与英、美成立中国战区，还派出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在正面战场抗击日军的有限攻势和对日军的有限进攻中，国民党军队取得了一些战役的胜利，基本上保持了正面战场战线的稳定。
但随着战略相持的深入发展，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正面战场的作战规模及频繁程度明显减弱，其保存实力、消极避战的问题日渐突出，并把抗战胜利的希望主要寄托在同盟国身上。同时，国民党又抽出相当多的兵力用来限制打击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制造多次反共摩擦事件。国民党的消极避战在军事上产生了严重的影响。除少数部队外，国民党军队大多抗战意志减退，军纪松懈，赌博、吸鸦片、克扣军饷、走私等贪污腐化现象比比皆是，军队战斗力受到严重削弱。
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捷报频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军民转入战略反攻，但国民党军队仍是消极避战和准备反共内战。4月，日军发动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战役，即豫湘桂战役。国民党军队大多一触即溃，甚至不战而退，丧师失地，日军兵锋直达贵州独山，整个大后方为之震动。这次大溃败对国民党政治上的打击是致命的，它引起了国内各阶层民众的强烈不满和愤怒，使国人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当局的腐败无能，使国民党当局威信扫地，进一步失去民心。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把实现民主、争取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正如中共中央当时所指出的：“蒋军队溃败不堪，重庆及国民党区域人心惶惶。各界人民，包括许多工业家，大学教授及许多国民党员对蒋失望，希望共产党拿出办法来，我党在国民党区域人民中的威信，极大地提高”；“中国政治形势起了一个大变化。国共力量的对比，已由过去的国强共弱，达到现在的国共几乎平衡，并正在走向共强国弱的地位。我党现在确实成了抗日救国的决定因素。”也正如《剑桥中华民国史》所说的，抗战结束后，“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精神疲惫，风纪败坏”，这“直接有助于1949年共产党的胜利”
国民党统治区政治的黑暗、军事的败退、经济的恶化、文化的专制、群众生活水平的降低，与共产党及敌后抗日根据地都形成鲜明的对比，因而国民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威信大大降低是必然的，其最终结果也必然是双方力量的此消彼长。到抗日战争胜利时，国民党政府犹如一棵正在枯萎的大树，虽貌似强大，但内部正在腐烂，从而决定了它在战后中国两种命运决战中必然失败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