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美国著名作家埃德加·斯诺带着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满脑子疑问来到陕北。采访中，他从毛泽东打满补丁的衣服、朱老总用马尾毛做的牙刷、彭德怀用降落伞布做的背心、林伯渠用绳子缠着一条腿的眼镜中，看到了一种独特的力量，他把这种力量称作“东方魔力”，并断言这是中华民族的“兴国之光”。
1941年6月，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率团回国慰劳抗日将士。在重庆，蒋介石花800银元宴请他，而到了延安，毛泽东只是用豆角、西红柿等自己种的蔬菜招待他。陈嘉庚对比之下，感慨系之：“得天下者，共产党也！”
一个西方记者，一个华侨领袖，他们都不是共产党人，然而两人的结论竟如出一辙，并被历史所证实。他们所依据的，就是共产党人身上洋溢着的那股健康清新、昂扬向上的作风。
斯诺、陈嘉庚所看到的，是我党我军可见可感的有形作风，而决定、支配着这些作风的，则是存在于共产党人思维方式、思想观念之中的思想作风。
重视思想作风建设，是我党我军特有的政治优势。
一
“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
自古以来，王朝更迭，兴亡废存，一种政治力量在社会历史舞台上的生命力强弱，与其思想作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思想作风正，则能够在实践中产生正确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思想路线，其行动就能顺应潮流、符合规律，小可以长大，弱可以变强，败可以转胜；思想作风不正，其结果或是因循守旧、保守僵化，或是背离实际、脱离群众，或是庸碌无为、滋生腐败，再好的客观形势、再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难免会丧失。
李自成的大顺军在推翻明王朝的斗争中，励精图治，所向披靡，“在过短的时期之内获得了过大的成功”。可惜的是打进北京仅仅一个多月就迅速腐化，被迫败走，根本原因就在于李自成、牛金星们被胜利冲昏头脑，“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像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无事了的一样”。而头脑之所以“昏”，思想作风不正使然。
波澜壮阔的太平天国运动，历时15年、遍及17省，从金田起义直至定都天京，一路势如破竹，锐不可当。然而从兴盛到衰败，也不过短短几年工夫。其衰亡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在以洪秀全为首的诸王贪图享乐的背后，在战略决策屡屡失误的背后，在内部矛盾激化、直至互相杀伐的背后，人们不难看到这个政治集团从上到下思想作风的恶性转变。
当风波骤起、严峻的考验到来之际，苏联共产党一夜之间失去了政权，苏联解体。究其深层次原因，也和思想作风密切相关。从斯大林到赫鲁晓夫再到勃列日涅夫，始终没能从根本上摆脱指导思想上的僵化和教条主义的束缚；20世纪80年代中期，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又从“左”的极端一下子跳到了右的极端，全盘否定苏联历史，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左”也好，右也罢，都反映出思想作风的严重不正。
历史往往在大起大落、大悲大喜之时才给人以深刻的启迪。陈云同志说，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而摆在党风之首的，就是思想作风。这是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这是社会发展政党更替的预言。
二
我党我军从诞生之日起，就高度重视思想作风建设，把它摆在党的作风建设乃至党的全部建设的重要位置。
1929年12月，在闽西的一个小山村里，经历了两年多艰难探索的红四军召开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总结了从思想上、组织上建党建军的经验教训，作出了对于军队和党的建设具有奠基意义的古田会议决议。它强调要加强党内教育，使党员克服各种错误思想；它要求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它提出要“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思想作风建设在年轻的人民军队及其党组织中取得初步成果。
延安整风是全党的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也是民主革命时期我党我军最伟大的思想作风建设工程。通过整顿“三风”，一举击中党在幼年时期屡犯“左”、右倾错误的思想要害，破除了党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为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中国革命的胜利指引了前进方向。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开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就是从纠正“左”的、僵化的思想作风开始的。席卷全国、声势浩大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在本质上就是一次对党的优良思想作风的呼唤和回归。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就是我们党端正思想作风的伟大胜利。思想作风建设贯穿于整个民主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新时期，贯穿于我党我军的各项建设之中。
三
信仰，乃思想作风之魂。
树立崇高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并使这一理想成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信不疑、毫不动摇的信念和信仰，体现着中国共产党人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最为根本的思想作风。
邓小平根据自己“长期从事政治和军事活动的经验”，得出一条深刻结论：“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
红军长征被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学者们评为人类1000年历史进程中发生的100个重要事件之一。这是一座用理想和信仰凝结成的丰碑。一部党史、军史，就是一部寻找理想、坚守理想、为理想奋斗的历史。李大钊坦然走向绞刑架，因为他坚信“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夏明翰慷慨就义，因为他执著于“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方志敏从容赴死，因为他明白“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多少前辈英烈，认准了主义，加入了组织，确立了信仰，便托付了终身，无论高官厚禄，无论艰难险阻，无论死亡威逼，都决不动摇！
理想信念是思想和行动的“总开关”、“总闸门”，理想的滑坡是最致命的滑坡，信念的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我党我军历经无数坎坷，遭遇重重险境，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从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从未改变过自己的远大理想和信仰。
四
宗旨，乃思想作风之本。
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始终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与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是我党我军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的极其宝贵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最后的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的一尺布用来缝军装，最后的老棉被盖在担架上，最后的亲骨肉含泪送上战场。”这首歌，形象地唱出了人民群众对党、对人民军队毫无保留的支持与厚爱，唱出了我党我军同人民群众鱼水相依、血肉相连的深情。
历史的画卷就是由这样的一个个画面所构成：安源矿井、湘潭农村、寻乌小城对工农生活的调查体验，朱毛红军进军赣南闽西途中大书“红军宗旨，民权革命”的布告，“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的歌谣传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从井冈山走向全国解放的战场，张思德追悼会上的演讲一直到中南海照壁上镌刻着的“为人民服务”5个金光闪闪的大字，汶川、玉树、舟曲灾难现场“第一位的任务是救人”的高声呐喊，党中央领导人在田间地头查看墒情、在农家小院嘘寒问暖……
正是因为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我党我军的唯一宗旨，我们党才能在各种政治力量的反复较量中脱颖而出，才能从各种挫折和失败中重新奋起并最终成为执政党；我们军队才能在斗争中获得巨大的精神激励和物质保障，才使自己的使命变得无比崇高，使一切行动具有了永恒价值。
五
艰苦奋斗，乃思想作风的根本保证。
1956年，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针对有的同志羡慕“资本家吃饭5个碗”，“解放军吃饭是盐水加一点酸菜”的抱怨，幽默地说：“这个酸菜里面就出政治，就出模范。解放军得人心就是这个酸菜”。随后，他严肃地说：“我们要提倡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
艰苦奋斗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值得永久自豪的伟大民族精神。艰苦奋斗始终与我们相伴随，始终是我们优良的思想作风。艰苦奋斗的民族精神在我党我军手中不但被继承、被弘扬，还被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从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五种革命精神”，到“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等等，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内核就是艰苦奋斗，它们所反映的，则是不同的时代内涵。党领导人民创造着物质财富，也在创造精神财富，创造优良作风。
艰苦奋斗是永恒的创业动力，是“我们党和军队思想政治上的防腐剂”，是一种超越时代的思想作风。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能够有效履行历史使命的现代化革命军队，只能靠艰苦奋斗。
六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乃思想作风之基。
毛泽东曾自豪地说：“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
这种作风体现在思想上，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在我党我军的历史上，但凡做到实事求是之日，也是思想真正解放之时。诚如邓小平所说：“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个在今天看来再简单不过的道理，蕴含着几多辛酸与苦涩，艰难与执著。
怎能忘记，我党我军在形成这一伟大作风的过程中，付出了多么沉痛的代价。大革命失败的腥风血雨，痛述着脱离革命实际的右倾投降主义带来的严重挫折；李德指挥作战的那张把炮阵地标在山头的地图，见证了教条主义怎样把红军逼上了漫漫长征路；“文革”十年造成的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惨局，宣告了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必须中止……
怎能忘记，我党我军在形成这一伟大作风的过程中，进行了多么艰难的努力。秋收起义的队伍向罗霄山脉进军，是怎样克服重重阻力，去开辟一条适合中国国情但却无章可循的革命道路；遵义会议上激烈的争论，是怎样校正航向回归现实，从而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延安整风，是怎样清算“头重脚轻根底浅、嘴尖皮厚腹中空”的主观主义，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真理标准大讨论，是怎样拨乱反正，推动改革开放的大潮席卷神州大地……
正是循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轨迹，马克思主义才在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实现了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理论成果才能在与时俱进中应运而生。
历史是一面不但能照见过去、还能照见现在和未来的镜子。在纷繁复杂的现实中，我们看到的是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思想作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在历史长河的汹涌波涛中，我们看到的是我党我军一贯重视和善于进行思想作风建设的必然性和规律性。更好地发挥这个优势，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就一定能达到新的更高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