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段赵廷喜与杨靖宇的对话。赵见杨几天没有吃饭，脸上、手上、脚上都是冻疮，赵说：“我看你还是投降吧，如今满洲国不杀投降的人。”赵廷喜哪里知道，岂止是不杀，如果杨靖宇投降，日本人还打算让他出任伪满洲国军政部长，利用杨靖宇制服东北抗日联军。
杨靖宇沉默了一会，对赵廷喜说：“老乡，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
这句话真是震人心魄。冰天雪地之中，四面合围之下，杨靖宇用周身沸腾的血性和整个生命，顽强地表现出中国人惊天地、泣鬼神的人性。今天之所以还能有中国，恰是因为有千千万万杨靖宇这样的共产党人，在最黑暗、最困难、最无助、大多数人万念俱灰的时候，仍然用他们的灵魂、他们的血性，支撑着中华民族不屈的脊梁。什么叫人性？什么叫人性的光辉？看看共产党人杨靖宇。如果中国人没有这种由血性养育和浇灌的人性，怎么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前面所提到的那位大学教授讲的话，居然还有人喝彩。面对反对之声，居然还有国家级刊物发表社评，要求保护那位教授的“言论自由”。奇之怪哉！难道只有他毒化民族心理的自由，反倒没有反驳这种毒素的自由？
一段时间以来，这种无原则、无条件、无界限的“人性”，成为一批人的旗帜，而且也确实取得了一些“成果”，例如汶川地震中的“范跑跑”，网上就有不少人对其表示同情。一些电视台还以“思想解放”为由组织“正方”“反方”，在节目中激烈辩论。
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而言，这种现象实在可悲！毫无疑问，每个人都有维护自己生命的自由，但“范跑跑”作为一名人民教师，课堂里还有几十个孩子啊，你就没有一点责任？遇到危险撒腿就跑，把自己的性命看得远远高于几十个孩子的性命，在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能够得到社会道德和公众舆论的认可？
如果说这种行为被我们一些人肯定为“人性”表现，那么这种“人性”与兽性又有什么区别？如果这类理论横行于我们的社会，我们又怎样避免20世纪初孙中山曾发出的感叹：“四万万中国人，一盘散沙而已！”
2014年3月1日21时12分，昆明发生暴恐案，暴徒持刀在昆明火车站临时候车室肆意砍杀无辜群众，最终导致31人死亡，141人受伤，其中40人重伤。
有多少暴徒？最初传说是“十几个黑衣人”，后来说是8个，最后证实是5个，其中还有1个女的，被捕后发现有孕在身，只能判她无期徒刑。只有5个暴徒，却肆意挥刀砍杀致使31人死亡，140多人受伤，平均每个暴徒砍杀30人以上。在对方赤裸裸的血腥暴力面前，该怎么谈我们的血性？
暴行发生后，网上到处是逃生技巧，保命举措，教人“不能激怒歹徒”“见黑衣者躲避”；还有人教维吾尔族语：“朋友，住手，自己人！”这还有一丁点儿血性吗？暴恐案发生时，有200多人躲在火车站内的一个小商店里，几位男士想冲出去制止暴徒，马上被周围人拦住：“谁都不许开门，谁开门砸死谁！”
事后，我们的媒体都在谴责暴行、祈福逝者，却不去反思为什么国民失去了血性，不去讨论失去血性还有没有生命的尊严。你可以“人性”不离口，但如果失去了血性，你的人性能保全吗？让毫无尊严的保命哲学流传开来，暴恐分子的活动空间是会变得越来越小还是越来越大？人们的精神状态没有血性与正义的提振，谁敢说五六个日本鬼子带着百十号伪军就把几万人赶得到处“跑反”、一把屠刀就能砍下一百多中国人脑袋的所谓“百人斩”的遭遇未来就不会重现？
美国建构主义的鼻祖亚历山大·温特说：“一个国家在生存、独立和经济财富这三种利益之上，还必须加上第四种国家利益，那就是集体自尊。”我们有些人以为国家利益就是温饱，就是发展，就是韬晦与抓住机遇期，不知道“集体自尊”也是国家利益。
为什么今天有些人“提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排除个别别有用心者，更多的人是因为觉得自尊受了冒犯，虽然今天我吃饱了，我有车、有房了，但或许中国外交的所作所为和海外公民的权益保障与民众心目中的大国形象还有差距，民族自尊心从而受到了伤害，所以总觉得心情烦躁、不满意，要骂人。这就是亚历山大·温特说的“集体自尊”问题在作怪。
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农耕文明的国家，宁愿人来犯我，也不可我先犯人。“以和为贵”，儒家思想的影响根深蒂固。明哲保身，忍气吞声，忍辱负重。为了一己利益或苟活于世，什么都可以不顾。人的尊严，社会价值，是非曲直，真理道义，都在忍、隐、退的思想灌输下，变得无足轻重。
活着就是第一要务，能攫取点利益则是第二要务。至于什么“尊严”，有没有无所谓。什么“正义”，能不能实现无关紧要。所以，“人在屋檐下，哪能不低头”“识时务者为俊杰”“活麻雀比死老鹰强”等厚黑哲学，在我们的社会大行其道。
今天看，唯有血性才能冲破种种过于精细的利益考量，彰显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做人的品德与生命的尊严。精细入微的利益算计，丢掉的恰恰是国家和民族的品德和尊严。我们谈人性与血性，离开了血性，怎么可能拥有完整的人性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