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利伟自述:漫长的26秒后,如同一次重生

来源:“沧海观澜”微信作者:杨利伟责任编辑:刘秋丽
2018-01-21 16:41

毕业后,我所在的中队被集体分到空军某师驻甘肃的一个飞行团。大伙儿坐着小火车来到一个县城,到了部队才发现这里比茫茫戈壁的新疆还要荒凉。在甘肃一年多之后,我又随部队转场到了陕西,飞“强5”轻型超音速强击机。

1992年,我遭遇了终生难忘的“空中停车”事故。那天,我驾驶飞机在吐鲁番作超低空飞行训练,突然,飞机发出巨大的响声,气缸温度骤然升高,发动机转速急剧下降,一个发动机几乎停转。

当时根本没时间想后果,只想着能不能把宝贵的飞机飞回去。我稳稳地握住操纵杆,慢慢地收油门,依靠剩下的一个可以工作的发动机把飞机一点点往上拉。由于动力不足,飞机飞得很慢,而且带有侧滑,操作起来十分艰难。500米、1000米、1500米……慢慢地,飞机升上来,终于越过天山山脉,向着机场飞去,稳稳降落在跑道上。

平稳落地之后,战友们跑过来接我,我才发现自己的衣服都被汗水湿透了。尽管当时很紧张,但我下来之后心情很快就平静下来,第二天照常飞行训练。

1992年底,部队精简整编,我所在的空军师被整个裁掉,飞行员集体转到驻川航空兵某团。当时家里经济条件不太好,有亲朋好友劝我转去民航工作,也能增加些收入。但我的理想是当战斗机王牌飞行员,去开四平八稳的民航飞机实在不是我的愿望。当时我已经是飞行近千小时的二级战斗机飞行员了,而安全飞行1000小时以上就可以参评一级飞行员。

在爱人张玉梅的理解和支持下,1993年初,我来到驻川航空兵某团,由“强5”改飞“歼6”,用了两年多时间,终于飞完了歼击机的基础课目,掌握了全部技能。后来,我被提拔为中队长,又调到团里当了领航主任。到1996年为止,作为飞行员,我基本年年飞全勤,总共安全飞行1350小时,成为一级飞行员。

1995年9月,经中央军委批准,载人航天工程指挥部从空军现役飞行员中选拔预备航天员。

我是在意外、兴奋和一无所知的茫然中得到参加航天员选拔的通知的,然后,在最短的时间内,我对当一名航天员意味着什么作了大致了解。

从“两弹一星”到载人航天,有老一辈革命家和科学家的心血付出,有千千万万无名英雄的默默奉献,到了90年代,中国航天员应时代的呼唤出现了。可以说,我们这一代飞行员,无疑是幸运的,因为将有机会去实现古老民族的飞天梦想。

1996年初,我们886名飞行员在青岛空军疗养院参加外围体检和初选。体检用了整整一个月,几乎动用了一切可能手段,对我们进行了从头到脚的逐项检查。许多身体条件和知识水平看似无可挑剔的飞行员,可能因为一个小问题就被刷掉了。

这一关下来,886人变成了90人,然后从90人中又筛选出60人,到北京接受复检。我提前3天就到了空军总医院接受检查,十来天的复检结束后,又淘汰了20人。

1996年8月,我们被送到航天员中心做特殊功能检查。检查中用到的很多设备仪器和方法,都是我以前从来没见过的,做起来感觉相当痛苦。

比如在离心机上飞速旋转,经受7倍于体重的超重,测试胸背向、头盆向的超重耐力;在压力试验舱,要模拟上升到5000米、10000米高空,检查耳气压功能、低压缺氧耐力和减压病的易感性;在旋转座椅和秋千上检查前庭功能;进行下体负压、立位耐力、心理功能等测试。这些检查内容,我们每名航天员至今也依然在经常训练,以保持身体的状态和各项机能。

检查结束后,预选航天员只剩下20人。

1996年12月,我们结束了全部测试,却没有宣布结果,只是要我们回部队等消息。

1997年,航天员中心专家组来到我所在部队,分别同我的战友和妻子进行谈话考核。

专家们问我的妻子(张玉梅):“如果杨利伟被选为航天员,今后的生活有所变动,你能习惯吗?”“当航天员有危险,你同意吗?”

玉梅的回答很干脆:“习惯!这些年都是这么过来的。”“利伟当飞行员这么多年了,有危险不算什么事情,他看重自己的事业,无论他做啥,我都支持。”

就这样,1997年底,我们12名飞行员来到北京,和先前加入航天员队伍的2名“国际航天员”证书拥有者吴杰、李庆龙一同“隐居”起来,成了航天城里最神秘、最难以接近、最不自由的人。

其实,严格的管理既是对我们的保护,也是我们成为一名合格航天员的保证,这是因为,入队以后,我们要在5年时间学完航天医学、地理气象学、高等数学、自动控制等基础理论和体质训练、心理训练、航天环境耐力和适应性训练、航天专业技术训练、飞行程序与任务模拟训练、救生与生存等8大类上百个训练科目。

1998年1月5日,中国航天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正式成立了。

那天,我们在国旗下庄严宣誓,并一一在国旗上庄重签下自己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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