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的反共妥协倾向和共产党的抗战团结进步方针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亲英、美派集团，表现出很大的妥协倒退倾向。由于日本的诱降和英、美对日本的侵略采取绥靖主义政策，也由于国民党对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的发展壮大的畏惧，蒋介石集团的反共倾向明显增长。１９３９年１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虽然仍声言要“坚持抗战到底”，但却把对付共产党问题作为重要议题，制定了“溶共”、“防共”和“限共”的方针。蒋介石在会上说：“对中共是要斗争的，不好怕它。”对中共“应采取不打它，但也不迁就它，现在对它要严正——管束——教训——保育——现在要溶共——不要容共。它如能取消共产主义我们就容纳它。”这次全会的决议表明，国民党统治集团的主要注意力已逐步由对外转向对内，对抗日的态度日趋消极，而对人民抗日运动的限制则日益加强。其后，国民党成立反共的“特别委员会”，陆续制定和秘密颁发《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等一系列反共文件，由国民党党政军各系统转发饬令各地“加紧努力，切实执行”。国民党在其统治区内，大肆进行反共宣传，加强“中统”、“军统”等特务机构的活动，在一些地区设立集中营，囚禁和杀害共产党员、爱国人士和进步青年。
１９３８年冬，国民党军队在敌后成立鲁苏和冀察两个战区司令部，增派一些部队和游击武装到敌后，名为抗日，实际上经常在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周围制造磨擦事件，袭击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在陕甘宁边区，从１９３８年１２月到１９３９年１０月，国民党军队先后制造磨擦事件１５０多起。在华北，山东国民党军秦启荣部于１９３９年４月在博山袭击八路军部队，捕杀团以下干部战士２００余人。１９３９年６月至１２月，八路军山东纵队遭到国民党军队９０多次进攻，被杀１３５０人，被扣８１２人。１９３９年６月１１日，国民党军河北省保安司令张荫梧部袭击冀中根据地深县八路军后方机关，捕杀干部、战士４００多人。在华中，１９３９年６月１２日，国民党军杨森部包围新四军设在湖南平江的通讯处，杀害新四军参议涂正坤、八路军少校副官罗梓铭等六人，掠走枪支财物。９月，国民党军湖北省保安司令程汝怀部在鄂东新集围攻新四军后方机关，残杀共产党员和群众２００余人。１１月１１日，国民党河南确山县县长率军警特务袭击确山县竹沟镇新四军第八团留守处，残杀医院伤病员、军属和当地群众２００多人。全国团结抗战的局面出现新的危机。
相持阶段到来后，国民党当局虽然逐步失去抗战初期的抗日积极性，但还在继续抗战。１９３９年２月，日军经过周密准备一举攻占海南岛后，于３月发动攻占南昌和截断浙赣路的作战；５月，发动襄（阳）东作战（随枣战役）；９月，发动湘赣作战（第一次长沙战役）和攻取南宁的作战（桂南战役）。日本在军事战略方面的目标，主要是切断中国华南沿海补给线路和巩固武汉外围据点，以进一步向蒋介石集团施加压力。南昌战役开始，国民政府统帅部调集部队，企图固守南昌，没有成功，南昌迅速落入日军手中；后组织反攻，欲夺回南昌，再次受挫。随（县）枣（阳）战役和第一次长沙战役，经过激烈战斗，击退日军的进攻，恢复原来的防线。在桂南战役的反击作战中，国民党军队取得昆仑关作战的重大胜利，但未能夺回南宁。１９４０年３月，傅作义指挥的绥西战役取得重大胜利。１９３９年至１９４０年，卫立煌指挥的第四集团军等在中条山西部多次粉碎日军的进攻，守住了中条山防线。１９３９年１２月至１９４０年３月，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发动冬季攻势，全国各战区几乎都参加了作战，参战兵力占全军一半以上。正面战场这次较大规
模的攻势作战，给予日军以相当大的打击。在１９４０年５月开始的枣（阳）宜（昌）会战中，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在与日军的激战中，率部冲杀，身负重伤，最后壮烈殉国。
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虽然没有放弃抗战，但同时却开始暗中与日本军方进行“和平”谈判。进入１９４０年后，日本加紧策划建立以汪精卫为首的伪中央政权，并再次对重庆国民政府进行诱降，实施所谓“桐工作”计划。在日本军部的导演下，由汪精卫同华北、华中地区的汉奸傀儡的政权头目商谈，于１９４０年３月在南京拼凑成立伪中央政权，汪精卫自任行政院院长、代理政府主席，而把重庆国民政府的林森列为主席。这实际上是“虚位以待”蒋介石和重庆方面入伙。为迫使重庆国民政府妥协，日本军部于５月发动宜昌作战，并对重庆进行战略轰炸。６月，日军攻占宜昌，控制了入川门户。在上述政治诱降和武力进攻的背景下，日本军方代表同重庆政府代表秘密磋商停战条件。１９４０年３月上旬和６月初，双方代表各三人先后在香港和澳门两次举行正式谈判。谈判中，重庆方面的代表虽然在承认“满洲国”、日本在中国驻兵以及“汪蒋合作”等问题上不接受日方意见，但表示希望沟通中日两国之间的理解，缩小距离，并同意停战后可考虑“缔结共同防共协定”。双方谈判虽未获实质性进展，但都不愿完全关闭和谈大门。双方商定由日本驻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坂垣征四郎同蒋介石在长沙举行会谈。后来由于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的签订和日本内阁的变动（东条英机出任陆相），日方态度更趋强硬；再加上国内外反日形势继续发展，特别是八路军在华北敌后战场展开百团大战造成巨大影响，蒋介石集团才中断了这次和谈。
中国共产党正确分析相持阶段到来后国际国内的复杂形势，提出了坚持团结抗战，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方针。鉴于１９３９年后国民党动摇妥协和反共倾向的加强，中共中央指出：中国抗战出现了中途妥协和内部分裂两大危险，但由于中日民族矛盾仍然是主要矛盾，所以同时存在着团结抗战和分裂投降两种可能。党的任务是要清醒地认识时局的严重性，从思想上、组织上有所准备，准备舆论，准备群众，随时应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同时要竭尽一切可能，团结一切抗日力量，进行坚决的斗争，维护团结抗战的局面，争取时局的好转。１９３９年７月７日，中共中央为纪念全国抗战两周年发表对时局宣言，明确提出：“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
党坚持抗战、团结、进步三大方针，领导根据地军民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坚决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军事进攻；开展强有力的反投降斗争，声讨汪精卫集团的卖国投敌行径。同时，针对蒋介石集团既动摇妥协又不敢公开放弃抗日，既积极反共又不敢彻底破裂国共合作的两面态度，共产党采取革命的两面政策，即一方面坚持团结合作，帮助和推动国民党进步，使局势向好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对其妥协动摇和倒行逆施进行坚决的斗争，以斗争求团结。对于国民党军队向根据地的进攻，共产党及人民军队依据“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站在严正自卫的立场上予以反击，决不轻言让步。中共中央认为，只有进行坚定而恰当的斗争，才能维护抗日统一战线，争取时局的好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