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军委情报部某处处长（正师职）张中如（右1）和战友李士奇（中）、江涛在一起。本文作者江和平系江涛的女儿。
问：“你是怎么负伤的？”
答：“我是在一次伏击日军交通运输线的作战中负伤的。当时日军在山下，我们在山上，距离约有150至200公尺。我用望远镜观察完敌情，正当弯腰转身准备变换位置时，被日军子弹击中右下侧胸部，是战友们把我从战场上抢救下来。”
问：“左胸部的创伤面积大，凹陷也深，是怎么回事？”
答：“这是负伤后，经历多次手术造成的。负伤约10天时伤口即将愈合，突然胸腔化脓、高烧不退、陷入昏迷、生命垂危。多亏汉斯·米勒医生经过我们军分区，为我做了手术。”
问：“你是什么时候负伤的？”
答：“1943年3月，已经1年又4个月了。”
问：“当时你们部队的任务是什么？活动地区在什么地方？”
答：“当时我们营的任务是在晋绥军区第八军分区指挥下，在山西省会太原市西南郊区山地的5个日军据点之间开展对敌斗争，挤掉或者打掉这些封锁和控制八分区的据点。这些据点相互之间的距离不远，如太原市西郊的重要屏障古交市距离芝兰据点只有20公里。我军所在的这一狭窄地区斗争很艰苦，既要千方百计地打击敌人，又必须高度警惕，防备日军集中多个据点的兵力，包围袭击我军。我负伤前，日军曾两次包围袭击我营扑空。我负伤的当晚，日军又合围袭击，我们提前转移才令敌扑空。”
问：“八分区负责哪些地方？”
答：“八分区负责太原以西以南的郊区和清源、阳曲、交城、文水、汾阳等县，东到同蒲铁路以西地区的对敌斗争。”
采访进行了近2个小时，记者们对张中如坦率的回答深表感谢，还拍摄了两张相片。
记者们对张中如所属的八分区极感兴趣，提出到那里亲眼看看八路军是如何同日军作战的。他们如愿以偿，被安排到八路军晋绥抗日根据地参观采访。8月20日，福尔曼、爱泼斯坦、武道和美军驻延安观察组军医卡斯堡少校、国民党中宣部官员张湖生等从延安出发，长途跋涉于9月6日抵达晋绥八分区。
记者们参观了八分区兵工厂、日军战俘管理所等处，听取了情况介绍，进行了逐个询问和拍照。八分区兵工厂是一个用土法制造地雷、手榴弹和修理枪械的工厂，既缺原料，又缺机器。但工人们就地取材，利用废旧物品，熬硝、配药、翻砂，还在地雷和手榴弹壳上精致地铸上“抗战”“打鬼子”“胜利”等字样。这令记者们很感兴趣，临走时每人都拿了手榴弹壳做纪念。他们不仅看到了热情高涨的八路军官兵，还看到了手持步枪、手榴弹、地雷等武器的民兵。
接着，他们被邀请亲临汾阳城外围攻势作战的现场。9月14日，他们从八分区驻地出发，15日到达向阳镇。这里距敌人赵庄据点3.5公里，用望远镜可以清楚地看到赵庄炮楼上的日本旗和哨兵步枪上闪光的刺刀。15日与16日夜，汾阳城上硝烟弥漫、火光冲天，枪声和手榴弹声震耳欲聋。记者们目睹了八分区部队和游击队、民兵炸毁日军汾阳城附近的火柴厂、电灯公司，烧毁飞机场、火车站，以及击退增援敌人的作战。17日夜，他们又观看了我军里应外合、夜袭攻打协和堡据点的作战，激烈的战斗仅1个多小时便结束。18日清晨，我军战士兴高采烈地押着日伪军俘虏、扛着战利品胜利凯旋。记者们目睹了这一切非常振奋，这是二战同盟国记者与日军最近距离的接触。
附近村庄的乡亲们听说打了胜仗，高兴地奔走相告，成群结队带着食品来慰劳子弟兵，记者们兴奋地拍摄下这宝贵镜头。我方把一些战利品赠送记者们留念，他们接过日本指挥刀、手枪等战利品非常高兴，还喝了日本果子露，吃了日本饼干和罐头，吸了日本香烟。
在9月21日欢送记者团与祝捷大会上，记者们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爱波斯坦说：“八路军是真正和人民结合的军队，在延安和八分区听到见到的一切，都完全证实是千真万确的。”福尔曼眉飞色舞地抱着民兵自造的石雷，与扛着榆木炮的民兵们拍下了饱含情谊的照片。最后，他和记者们一起高呼：“八路军、游击队、民兵、老百姓万岁！”
4个月的采访，使记者团领略到这里完全不同于国统区的一片新天地，看到了八路军浴血奋战的英雄，看到了我军民真正的抗战功绩。回到重庆后，他们发表了数十篇我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报道，福尔曼撰写了《中国边区的报告》一书，爱波斯坦出版了《中国未完成的革命》专著，武道通过《我从延安归来》客观地报道了在解放区的见闻。
这些真实报道与切身感受，产生了极大的反响，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场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