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伏于汪伪军委会
1943年初，时值抗战，周镐被国民党政府从贵州调到重庆，戴笠要给他一项艰巨又危险的工作：潜伏于汪伪军委会，为重庆政府收集汪伪情报、策反汪伪军队，以及做周佛海与重庆政府的桥梁。
于是，周镐秘密地去了南京。
自此，周镐就在我们的视线中消失了。我母亲也不知道父亲去了哪里，在干些什么。父亲离开我们后，军统派人把我们母女4人从贵州接到重庆。当时重庆政府很困难，但对我们母女4人非常照顾，我们的所有生活用品全由国民党政府供给。我与姐姐被送到沙坪坝的私立小学读书，学费、食宿全免，那个学校的校长是戴笠。蒋介石定期到这所小学，给这些特殊家庭的小学生作报告。我也听过蒋介石勉励学生的一次报告。
后来我们得知，当时周镐潜伏在南京汪伪政府军委会。周镐在南京汪伪军界上层算得上是一个十分活跃的人物，表面上混得有头有脸，但谁能知道他内心的痛苦与紧张。他整天生活于恐惧之中，在给母亲的信中说：“……你未必相信，在南京伪军委会工作期间，虎口之内，幸有余生，其间痛苦，一言难尽，今日尚在者，非祖宗福荫，早丧残生了。”
“周镐事件”
1943年底，他秘密组建的军统南京站开始了活动。
军统南京站，早在1937年军统撤离南京前就建立过，并配置了电台，但南京一沦陷，这个南京站就叛变投敌了。以后军统在南京的组织，规模都较小，在日伪的眼皮底下也不敢有大的活动。周镐重新建立的这个南京站，规模较大，下设八个组。
军统南京站算是沦陷区的大站，周镐身负重任，他的工作效率很高，成果显著，戴笠颇为满意。不久，周镐被戴笠提拔为军统少将。他交给周镐的任务主要有两个：一是担负周佛海与重庆的情报联络工作，搜集汪伪首都军事、政治、经济等情报，这是周佛海与重庆方面的重要热线之一；二是利用自己在汪伪中央军事委员会里的地位和工作便利，与伪军中的实力派高级将领吴化文、孙良诚、张岚峰、郝鹏举等建立密切友好的私人关系，收集他们的情报，积极争取他们，最终在抗战胜利时投靠蒋介石。
周镐在南京领导的国民党军统地下组织，随着日军的投降也从地下走到了地上，周镐开始了公开的活动。国民政府任命周镐为京沪行动总队南京指挥部指挥。
日军投降的第二天即8月16日，周镐在南京宣布成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京沪行动总队南京指挥部，指挥部设在新街口的汪伪中央储备银行。指挥部首先接管的是汪伪的《中央日报》和周佛海控制的《中报》。
在封存了汪伪中央储备银行金库和几所大仓库之后，周镐又命令中山东路上的汪伪财政部、宪兵队、汪伪中央电台等重要机关，听从南京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不得擅自行动。
17日，伪《中央日报》和《中报》分别更名为《建国日报》与《复兴日报》，套红标题为胜利专号，出现在南京的街头。这两份报纸报道了军委会京沪行动总队南京指挥部成立的消息，以及父亲亲自起草的《南京指挥部第一号布告》。
没想到，父亲的行动太过火了。蒋介石急于想制止周镐的过火行为，但又无兵可用，刚刚收编的伪军也不便进城。于是，蒋介石又下达了命令：南京的治安暂由日本军队来维持。
18日下午，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派参谋小笠原中佐到指挥部，请周镐到日本军司令部商谈解决办法。父亲一到日本军司令部即被软禁起来。
父亲周镐组建领导的这个指挥部，只存在了三天，就烟消云散了。
“周镐事件”后，国民政府立即准备接管南京。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在南京设立了临时派出的先遣机构“前进指挥所”，以陆军中将冷欣为主任。蒋介石立即下令由新六军这支嫡系部队接管南京。
就在日本人软禁周镐之后，南京警备司令任援道奉戴笠之命，到日本军司令部交涉，将周镐转押到自己的警备司令部。戴笠到达南京后，又派人将周镐押至上海审查，罪名竟是贪污。
在狱中，周镐试图托关系找人帮自己说话，洗刷掉这些莫须有的罪名，却到处碰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