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五四运动从广义上说也是一场新文化运动，但以1919年5月4日为界，这场新文化运动的前后期又不可同日而语。前期主要是“以西学反对中学”，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反省；而后期则同时对西方文化进行反省，开始追求发展民族新文化。五四运动后，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蓬勃兴起，马克思主义在知识界迅速传播。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人便在思想上由被动转为主动。
20世纪初，正当一些国人热衷于“以西学反对中学”之时，却发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西方文化也出现了危机。“欧洲文化既陷于危机，则中国今后新文化之方针应该如何呢？”这是当时人们的疑惑。从总体上看，当时人们的回应主要有两个取向：一是以梁启超等人为代表，他们归趋西方以尼采、柏格森为代表的反省现代性思潮，认为中国近代学习西方所以不能成功，是因为所效法的西方文化长期以来便是处在一种“病的状态中”，故当提倡“中国人之自觉”，要在重新审视中西文化的基础上发展民族新文化。二是以李大钊为代表，主张马克思主义。正如毛泽东曾论述过的，“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于是中国人转而“以俄为师”，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便焕然一新。这两个取向存在重要的共同点：对西方资本主义都持批判态度。在李大钊等人的影响和当时形势的推动下，中国掀起了一场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马克思主义开始逐步在思想文化领域发挥指导作用。抛弃资本主义的救国方案，走马克思主义指引的道路，是当时相当多的中国先进分子共同作出的历史性选择。这是五四运动之后的新文化运动最基本的特征。
在五四运动之后的新文化运动中，国人已超越了前期对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开始了追求发展民族新文化的新阶段。这即是说，当时人们已经站在文化自觉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坚持把唯物主义作为思考国家与民族前途命运的思想武器，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科学的评价与态度。在抗战初期，毛泽东就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我们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观点，其后又提出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主张。不难看出，新文化运动后期出现的复兴民族文化的自觉，最终经由中国共产党的不懈努力，成为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的有机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