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蜀记》 萧易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双马人纹铜树形器，树形器是盐源青铜文化中最具特色的器物。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寻蜀记》都不是一部可以轻松完成的书，它需要长时间的坚持、扎实的历史知识，以及对考古持续的关注。萧易正是如此。与众多考古迷一样，他对业已消失的物事抱有浓厚的兴趣。在前作《影子之城》中，他手拿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老照片，按图索骥，在21世纪的广汉寻找建筑学家梁思成记忆里的古建筑。而到了《寻蜀记》里，他要寻找的就不仅仅是一座隐匿的小城，而是业已消失的古代文明。
从2009年与《中国国家地理》杂志首次合作开始，十年间，萧易19次亲临考古现场，足迹遍布巴山蜀水，见证了诸多文物的出土。《寻蜀记》就是对这一系列发现的真实记录。萧易从“改写中国文明版图的史前古城”新津宝墩遗址说起，历数先秦、两汉、唐宋、明清的各种文物，几乎是展开了一幅巴蜀考古地图：先秦时代的三星堆与金沙遗址、承载着古蜀国开明王朝灵魂的蒲江船棺、被李白形容为“西风残照”的汉阙、有“南朝四百八十寺”之称的千佛寺遗址、遍布在深山中的唐代半身大佛、明末张献忠在岷江江口的“沉银”……
这些不同朝代、形态各异的文物，都不约而同地向萧易讲述着巴蜀大地曾经有过的辉煌文明，也都带给他“一醒惊天下”的喜悦。因此，就算以文物为主题，《寻蜀记》也算不上通常意义的考古文献。尽管书中不乏对资料的直接引述，但驱使萧易提起笔来，写下《寻蜀记》的却并非艰涩难懂的学术教条。相反，它就像一座纸上的博物馆——每一个章节，都是一个生动的故事，如此悠缓地讲述着文物的前世今生：如何被发现，有着怎样的价值，与它相关的历史。
比如三星堆。提到这里，谁都忘不了那块标志性的纵目大面具，但谁都看不透它的来历。它高65厘米，宽138厘米，“出土时倒立在祭祀坑里，远远看上去像把椅子”。恰恰就是这个巨型面具，颠覆了我们对古代文明的刻板印象，也揭开了四川考古的全新时代。萧易记录下这一历史性发现，笔下流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关切：“它长刀眉，鹰钩鼻，扁平的嘴巴似乎带着盈盈笑意，最特别的是它的眼睛，呈圆柱状往前伸出，甚至连眼肌都附在眼球上拉了出来，似在奋力张开眼睛。”
于是问题来了，古蜀人为何会制造这样一张诡异的面具？难道真的像我们猜测的那样，这个震惊世界的发现是外星人的杰作？当然不是。《华阳国志》中提到古蜀王蚕丛，用了“其目纵，始称王”的句子。蚕丛在世时，“纵目”是他独到的外在标签；蚕丛去世后，“纵目”被雕成石像，成了他的代称。以致风行一时，“国人从之，谓纵目人冢也”。而在青铜雕像之外，三星堆还拥有一个令人惊叹的动物王国。“青铜神树枝上有鸟，青铜尊上有鸟，许多鸟出土时便是形单影只的，谁也不知道它们原先栖息在哪里。”
毋庸置疑，这些鸟儿从诞生起，就凝聚着古蜀先民的智慧，淋漓尽致地再现了彼时人们天马行空的想象，以及对自然造物的崇拜。再比如，在彭州西大街发现的宋代金银器窖藏。萧易以一句“西蜀梦华”与《东京梦华录》形成了遥远的呼应，提醒我们这是一个多么繁华的朝代。这里出土的350余件金银器皿，大都镌刻着相同的铭文：“董”“董氏”“陇西郡董宅”。于是，我们不难想象这样一个画面。南宋端平三年，陇西郡董氏一家离开故乡，辗转来到四川，躲避来势汹汹的蒙古人。然而，历史并没有给他们太多希望。于是，当他们逃离彭州时，这些精美的金银器皿就被封存在地下，一睡就是八百年。
一言以蔽之，《寻蜀记》呈现的是一个微观的四川。作者从文物入手，切入历史，唤醒那些沉睡中的物件。这种历史，总是在不断地刷新他的认知，总是为他带来意外的惊喜。而要真正了解历史、读懂文物，《寻蜀记》仅仅是一个不错的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