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磨出历史的光泽
■北乔
从《朝鲜战争》开始，军旅作家王树增潜入历史的深处，在历史的真实中探究真实的历史，开始进行与真实最为亲近的对话。与其说《朝鲜战争》是王树增创作从虚构向非虚构的转折点，还不如说是他的创作理想得以实现的起点，并与随后的《1901年》《长征》和《抗日战争》一同成为纪实文学领域引人注目的历史题材作品。
阅读王树增的作品，我们很容易就会发现，他对历史的态度相当理性和严谨。在创作的准备阶段，他采取了一切可以采取的方法，最大可能地进入历史现场，甄别事件和人物的真伪，淘洗因时光和记忆而漂于历史长河之上的浮尘，让真实的历史现于我们面前。他搜集散存于各处的历史文献，并深入地整理、分析。我们无法得知王树增是以何种方式发现许许多多不为人知、消失在众人视线中的书籍、信件、碑刻、作战图纸等种类繁多的历史细节信息，但我们能感知到他的视野之广阔，触角之细微。他的作品中，总有相当多的资料是我们闻所未闻的，更是第一次出现于公众视野之中的。的确，这些资料中的一部分是他首次发现的，但我们相信，更多的则是他首度加以重视的，而这才是他真正的可贵之处。比如在《朝鲜战争》和《长征》中，他采用了大量的电报。对电报这样的资料如此重视和偏爱，这在以往的纪实文学中并不多见，这从一个侧面显示出王树增重视文献的真实性，而不是其知名度。
为了写《长征》，他差不多翻阅了数千万字的资料，仅笔记就做了240多万字，写作时参阅的长征地图几乎都被他翻破了。数年的时间里，他家里几乎成了“长征作战室”，墙上、地上铺满了地图。他不但不放过每一份能寻觅到的文献，还会跋山涉水深入当事人中间进行采访。在写《朝鲜战争》和《长征》前，他不仅找到许多老军人进行面对面的交流，还身临战斗的遗迹和早已精简整编的部队进行寻访，以获取第一手的资料。为了写作《长征》，他还几度行走长征路，采访了上百位经历过长征的老红军战士，记录了许多长征途中的真实故事。写作《抗日战争》，他用长达7年的时间研读史料、走访人物、勘察史迹，收集了大量资料。《抗日战争》第一卷正文546页，注释就多达860多条。
在《朝鲜战争》中，他花费大量笔墨让人们真切地了解那场战争，尤其是战场上的种种惨烈场景。从他的叙述中，我们能感受到他对普通士兵的爱。他力图以他的讲述让我们记住这一段民族的往事，记住那些最为普通的士兵。写作《长征》，他就是要从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重新认识长征的重要意义，见证长征的心路历程。他的着力点在探究红军战士是怎样寻找支撑自己生命、能够更有力量走下去的动力源泉和精神源泉。他的敬畏之心无时无刻不闪现于文本之中，流动于字里行间。
原本浩繁如烟的历史，因为时间的洗刷、叙述的选择，几乎成为风云人物和大事件的集散地。的确，风云人物许多时候改变了历史，大事件也理所当然是历史的骨架。但并不能因此就淹没小人物小事件，如同参天大树，躯干固然显现，而枝叶也是不可缺少的部分。从技术层面而言，选取大人物大事件是研究历史、创作历史纪实文学的捷径，便于操作，容易得到称赞。将笔触及小人物、小事情，难度相当大。这也许就是长久以来历史研究和创作紧盯大人物、大事件不放的原因。王树增同样对大历史倍感兴趣，对于大人物、大事件的热情也相当高。他曾说：“对曾经发生在历史进程中关乎民族、社会和民众命运的重大的人与事有高度的敏锐性，能够对这些人与事做出作家自己的具有创造性的评判，并用具备文学品质的表述风格，鲜明而具有责任感地对人物和事件与读者一起做出饶有趣味的、富于思辨意义的解读。”其实，王树增的历史纪实文学创作最鲜亮的光芒并不在此，我以为，王树增最为突出的贡献是回到历史的本源，敏锐而满怀深情地打磨历史的细节。
我们应当承认，真实历史不仅内含科学理性的成分，也具有艺术想象审美的维度。若停留或固囿于科学理性的层面，不延伸至艺术体验、情趣、想象和价值意义等多重层面，就不能通达真实的历史，也无法再现历史这样一个多面向的综合体。一位成熟的历史题材纪实文学作家不仅应具有哲学家逻辑思维的明晰性，而且要具备艺术家天才般的想象力。所以，现代意义上的诗性历史对纪实文学作家在才、学和识等方面提出了更为严峻的挑战，走向真实的历史亦需要叙述者的不断发现与打磨。
王树增对戏剧有精深的研究，具有相当水准的美学和文学、艺术等综合性素养。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从军多年，对军事上的战略和战术研究也有一定的涉足。王树增似乎不是某一方面的专家，但他在众多方面的学养达到了一定的水平，而且也比较均衡。这正是真实的历史所呼唤的发现者和讲述者。
如果以一句话来概括他的创作品格，这就是，“以文学的手法创作历史题材性的作品”。当王树增找到了历史与文学的结合点时，他的优势就不言而喻了。他有史学家的严谨和学识，又具备文学家的才情，这使得他的作品内蕴历史厚重的朴实，外显文学飞扬的诗性。这似乎也是许多纪实文学抑或报告文学创作所欠缺的。
相对而言，《1901年》是一部文体较为单一的作品，基本是以散文体为主，而《朝鲜战争》《长征》《抗日战争》已经是成熟的跨文体写作，将多种文体进行艺术性的糅合。从大体上说，如果不考虑真实的历史，仅从叙述手法上来说，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三部长篇小说。因而，便有了王树增“以小说的方法写历史”之言说。我更愿意做如下的表述：王树增将历史文献、人物和事件以文学的手法进行营构，内核是历史，纹理为文学。
